中国禁闻: 03/24/14

Monday, March 24, 2014

制造业进入萎缩期滙丰PMI滑至8个月以来最低

中国制造业近期再度进入萎缩期。日前滙丰发布的3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初值，创下8个月以来的最低。而本月制造业产出更是创下18个月以来的最大收缩率，反映出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

据《北京晨报》报导，滙丰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中国制造业PMI初值为48.1，创下8个月以来的最低值。中国制造业产出指数初值为47.2，创下18个月以来的最低值。这次PMI预览数据样本采集期为3月12-20日之间，3月份的终值将于4月1日公布。

滙丰PMI一向被外界看作中国经济走向的风向标之一。该指数以50为荣枯线，低于50，表示行业正处于萎缩期。目前，在滙丰报告中，〝萎缩〞、〝下降〞占据了几乎所有调查分项。新订单、产出等项目已经呈现出〝加速萎缩〞势头，而出厂价格则〝加速下降〞。投入和产出价格指数分别降至19个月和21个月低位，显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面临继续下行的压力，中国PPI同比已连续两年为负，且2月扩大跌幅至2%。

滙丰已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让市场广泛预期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行是大概率事件，PMI初值明显下跌，进一步释放中国今年首季经济放缓的讯号。经济增速有跌破7.5%的可能。当前是否有必要稳增长，采取何种方式稳增长成了市场的关注点。

针对中国制造业进入萎缩期，经济明显放缓的问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星期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滙丰已公布的最新经济数据说明〝中国经济从现在开始真正进入了麻烦，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他表示，三月份滙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继续下降表明中国经济继续衰退，复苏不会很快出现。而中共当局最终采取什么措施，取决于中国政府对就业前景的预期等情况。

谢田说：〝对于中共来说，捍卫它的政权是最大的考量。如果失业大军进一步增加，失业对其政权就是一个巨大的直接威胁。由此，如果中国经济进一步下滑，中国政府有可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发展〞。

《华尔街日报》星期一的报导说，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自从去年上任以来一直强调，不能再依赖宽松的信贷条件和政府支出来维持中国经济的高速运行。2014年的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显示，中国政府实施宽松性政策的空间比以往可能更小了，因为中国债务总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去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13%，高于2007年的140%；此外，中国住房市场也存在过度建设和疲软迹象。

据了解，滙丰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览是每个月根据中国420家制造企业的采购经理人问卷反馈结果编制而成，比采购经理人指数终值提前一个星期左右对外公布，与中国官方公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同小异。滙丰的指数主要反映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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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移动腐败案件频发凸显“国企”机制弊端

（自由亚洲记者何平报导）“中国移动”日前再有高管人员遭中纪委调查，至此这家国有企业在五年内，已有十多名高管因贪污腐败落马。有评论认为，制度缺失正导致中国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日渐低下、腐败频生。

中国用户近7亿、去年营收超过6千亿元人民币的“中国移动”近年腐败案件频频曝光。自从2009年12月，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被查之后，陆续有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原总经理李向东、中国移动四川原总经理李华、中国移动原副总裁鲁向东等10多名公司高管因贪污腐败被查。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3月18日再次披露，中移动三名高级主管人员：原河北省人大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张连德、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丁占武、总经理助理兼唐山移动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张磊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虽然中国官方调查国有企业负责人大多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为理由，但据业内人士披露，中国移动五年内腐败案件频繁曝光的背后，大多涉及业务联络与设备采购的权力寻租有关。

自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示要“苍蝇、老虎一起打”的惩治腐败措施后，一批中国国有企业老总级人物也连续因贪腐问题落马。去年8月，原国资委主任、中石油集团前董事长蒋洁敏因违纪被撤职；11月11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副董事长徐敏杰、中国铝业副总裁李东光被调查，凸显中国“央企”机制内部的种种体制弊端。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商务教授苏展指出，目前由中国“国资委”投资、国务院人事任命管理的大型国有企业在中国约有120多家。由于经营领域受到国家法令保护，中国国营经济在整体发展战略上存在执行“国进民退”的误区，这也是导致腐败问题普遍的原因。苏教授说，

“尤其是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确实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一方面，当时大量的资金为了刺激经济流到了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国家有种误区就好像体育的举国体制。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种误解甚至是幻觉。”

苏展教授表示，减少国有投资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多年来是中国学术界提出的反腐措施之一。但目前看来，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对此并没有坚定的决心，其主要原因就是任何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领域或人事管理的变动，都必然触及当局整体的既得利益。他说：

“中国现在这种政治体制没有监督，有些政治权力是无限的。中央大企业里，很多人事任命是裙带关系，是政治考虑。而且，这些企业很多处于垄断的环境之下，肯定要出问题。这些年来，中央政府都公布利润情况如何。我个人认为，这些数字都是有水分的、绝对不反映它们实际的效益。”

根据“中国移动”公布的数据，2013年该企业全年业绩达到营收总额6302亿元，净利润1217亿元，而过去11个财务年度中，中国移动的净利综合更超过了1万亿元人民币。但如此高额盈利之下，却难掩腐败丛生的窘境。《中国青年报》发文批评一些中国“央企”的华丽袍子上爬满了虱子，在中国特殊领域创造大量利润的同时，也养肥了令人深恶痛绝的贪腐硕鼠。

上世纪八十年代，曾任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的旅美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近年国有与民营经济在运营机制中的混合现象已日趋普遍，但国有企业无论在市场及经营特权上仍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国进民退’其实不是体现在产权上，是体现在垄断上。中国实际上是把一些所谓战略性产业，由政府给予特定许可权的方式实施垄断，‘中移动’就属于垄断造成的利润高。所以，要害问题是垄断排除了竞争。没有竞争，垄断的结果就是垄断价格。这对老百姓的伤害非常大，是直接的、每天都在发生的。”

中国国有经济实体中的贪腐问题，究竟能否通过“打老虎”或国企改革得到根治？原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撰文指出，把中国央企中的的国有成分降到20%目前仍只是个目标。原因就在于，无论央企、民企都对这种混合所有制心存疑虑。民营企业担心即便在国有企业有了股份，却可能仍然没有相应的话语权，是羊入虎口；国企则担忧，此举会造成产权模糊，甚至国有资本流失。

加拿大拉瓦尔大学的苏展教授认为，中国通过惩处个别官员难以解决经济所有制的根本问题，国有经济的比例成分必须建立在符合社会效益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最后都归结于效率问题。国有企业起一定的作用但更多是社会效益，老百姓生存必须的东西有国有企业参与是对的。但中国现在的方式，在所有有利益、有甜头、竞争性的行业都有国营企业，它们受到政府的优惠、有各种关系网。当一个国家投入很大，真正对于社会需求效益产出不够的话，社会肯定出现大问题。所以，中国长远看不能是换几个领导、抓几个腐败的国有企业老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苏展教授指出，中国当局靠中纪委“调查”贪官已很难真正遏制中国的贪腐问题。让国有企业走向市场、允许公开透明的经营管理监督、消除企业高管黑箱作业的权力，才是中国大陆 “国企”反腐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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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中国经济放缓刺激措施即将出台？

中国住房市场也存在过度建设和疲软迹象。（网络图片）

24日滙丰控股(HSBC)公布的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预览指数从2月份的48.5降至48.1，为8个月低点。该指数低于50表明制造业活动萎缩。一些专家认为，中共当局已经开始动用一些刺激措施将要出台。

《华尔街日报》报导，中共国务院上周承诺，抓紧出台已确定的扩内需、稳增长措施，加快重点投资项目前期工作和建设进度，及时拨付预算资金。

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指出，中国债务总额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去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3%，高于2007年的140%。中国住房市场也存在过度建设和疲软迹象。

一些分析师预计，中国央行将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从而释放更多可用于放贷的资金。

另一些分析师则认为，政府将会依赖过去曾用过的刺激消费的手段。

文章指出，在中国央行决定打压押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投机者后，人民币汇率也跌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文章说，人民币汇率下跌（或至少是升值步伐放慢）可以使中国低端出口商的压力有所缓解。这些出口商一直受到越南和印尼出口商低价竞争的困扰。中国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使更多现金注入到金融系统，从而也推低了国内利率。

文章称，中国央行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将市场上的多余流动性回笼，但最近一直不大愿意这样做。其结果就是银行间市场利率水平自2月中以来受到抑制，进而导致实体经济中的借贷成本下降。

高盛(Goldman Sachs)分析师表示，中共当局可能会特意淡化上述各种举措，避免出现〝刺激〞这一字眼。他们在上周的研究报告中表示，观察人士需要仔细寻找官方措辞是否出现了更多细微的变化。

如果说今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实施宽松性政策的空间可能更小了。

据《路透社》报导说，中国今年一系列疲软的经济指标已经加剧了外界对于放缓的担忧。

滙丰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屈宏斌在伴随PMI数据的报告中说，我们预计北京将启动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稳定增长。可能的选择包括降低民间投资的准入门槛，针对性地铁支出，空气净化和公共房屋，引导借贷利率降低。

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智威预计，央行在第二和第三季度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这将让银行释放一些资金用于借贷，并且也许将采纳扩张性财政政策以防止增长跌落到7%以下。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中国制造业活动三月份显示进一步疲软，剧跌到8个月最低点，并暗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第一季度的增长将令人失望。

中共当局设定今年的增长目标为7.5%，但是多个投资银行已经削减了他们对今年增长水平的预测，其中一些低于官方目标。摩根大通把原先的7.4%削减到7.2%，美国美林银行从8%削减到7.3%。对于第一季度，一些分析家预测增长仅仅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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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用〝天眼〞治霾网友：雾霾天能看清啥

大陆空气污染严重，3月21日，西安市启用了4套球型高清摄像头用于〝治污减霾工作〞。还称这些设备将对周围16平方公里内的人为污染进行24小时不间断、无死角的监控。但遭到网民的质疑！

大陆媒体报导21日，西安市首批4套球型高清摄像头在沣东新城启用。沣东新城管委会王寺街道办产业促进科科长陈强辉介绍，每个监控点都配备了一个球型摄像机，这个摄像机上还带有红外线灯，在夜间情况下也能进行夜视拍摄，200米内的冒烟都能看的清楚。帮助政府部门第一时间对环境污染进行及时整治。

但是该消息遭到网民的质疑。

有网友质疑,〝一个能看2公里？可PM 2.5过了500，(肉眼)连200米能见度都没啊。〞更有网民吐槽，再高科技手段都是人在使用，如果相关执法者不作为，一切都等于零。

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也曾出现〝雾霾〞天气。1952年12月英国曾出现持续5天的〝大雾霾〞天气。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治理〝雾霾〞方面采取了许多应对措施，积累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美国环保署在1997年7月率先提出将PM2.5作为全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美国公民可以对PM2.5的标准监控程序进行监督，根据公布的全年监测统计和日常监测数据，参与所在州的环保机构举行的公共听证会。

欧盟委员会曾于2008年4月颁布了《环境空气质量指令》，被批〝标准太低、执行不力〞。以PM2.5为例，该指令规定到2020年，欧盟各成员国须在2010年的基础上平均降低20%。

意大利米兰市对污染最严重汽车征税，工作日7时至19时，污染严重的汽车必须缴纳2至10欧元税才能进入市区。罗马实行〝绿色周日〞活动，只有电动汽车等环保车才能上街行驶。

经过多年努力，欧盟成员国目前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还是比2000年减少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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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中共高层智囊谁在给习近平出谋划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后，不断增加新头衔，兼任多职。日前，中共宣布成立〝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依然是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外界热议，管窥中共高层智囊，到底是谁在给习近平出谋划策？

3月15日习近平再添新头衔：中共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至此，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大最高职务之外，还兼任多达七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组长或主席。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一系列对内对外政策和做法在海内外引起纷纷的议论。在外界热议习近平具有这些权力背后目的的同时，更多的人对习近平背后的智囊或智库更加好奇。

《美国之音》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政治相对透明的西方民主国家，人们对总统或总理的智囊、智库相对有了解，因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搞秘密政治，不能将决策思想秘而不宣。而在政治相对不透明的中国，外界对中国执政党共产党领导层的智囊智库相对没有了解，因为中共领导人在一般情况下搞的大多是秘密政治，决策思想对外秘而不宣。

文章指出，现在中国最受关注的中共领导人的智囊大概是王沪宁。王沪宁原先是上海的大学教师，在1990年被调入北京，担任三届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智囊，现在的官职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

由于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王沪宁成了外界眼中中共最高领导层智囊的代表性人物。但流亡美国的中国学者、作家胡平认为，外界对王沪宁作为中共一个最重要的智囊人物大概是高看了。

胡平说：〝有人认为他是所谓的‘首席智囊’。据说‘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乃至‘中国梦’的提出据说他都是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我们现在所得到的消息来看，他在智囊角色上扮演的作用并不是那么大。他更多的是帮助当局提一些空泛的口号。但这些口号对中共的具体政策影响不大，只是一种说法。〞

胡平指出，从六四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共换了三个最高领导人，就有了三种不同的说法。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现在又来了中国梦。所以，王沪宁扮演的智囊角色名不符实，因为他更像是化妆师，给当局找个说法，而不是给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现在的中共领导人究竟有什么智囊或智库，外界还不是很清楚。但中共最高领导层的这种决策思想资源贫乏对中国的前途和中共领导人的前途恐怕都不是什么好兆头。

章立凡指出，智囊智库当然最差的时代就是毛时代。他说，1957年 ‘反右’之后基本上，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思想和言论自由了。打压了不同意见之后，就是中共领导人自己犯错误。这也算个历史教训。反右之后接下来就是‘大跃进 ’，大跃进最后搞成了经济灾难，饿死了数千万人。这说明，领导人决策的时候是需要听各种不同意见的。只是听奉承你的意见，或一切拥护、一切喊万岁的意见，这都谈不上意见。

章立凡说：〝新的中共领导班子上任一年多来基本上就是以反腐败为名义进行权力斗争。在这种权力斗争结束之前，大家都在观望。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他（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智囊也没有给他拿出什么好主意。真要有好主意的话，他就应当会考虑政治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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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媒：〝征你一头牛，补你一只鸡〞

3月21日凌晨，在山东省平度市杜家疃村，发生了一起因征地补偿导致村民1死3伤的惨剧。原本4.8万元从农民手中征收一亩地，转手卖给开发商123万元。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极为失衡，用网友的话说就是，〝征你一头牛，补你一只鸡。〞

大陆媒体报导，21日凌晨2时左右，山东省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农田里的一处帐篷起火，导致四名守地农民1人死亡、3人不同程度受伤。该事件被查出有纵火嫌疑。大火发生后，又出现了〝深夜抢尸〞的消息，以及当地政府与死者家属的〝补偿协议〞。

据《新京报》等媒体报道，死者耿福林守护的这块土地，是杜家疃村村民的承包耕地，承包合同还有近15年到期。但被村委会卖给了开发商。

村民在国土局官网上仅查到83亩土地的招拍，挂出〝出让成交〞公示；土地面积5.5818公顷（83.727亩），成交价1.0315亿元。

据村民反映，他们只是到村委会领取每亩地2.5万元的青苗费。而平度方面披露，所征土地为125.36亩，征地补偿费为604余万元，平均每亩4.8万元。

村民因对开发商征地手续有异议，所以在已被圈占的被征地施工入口搭起帐篷，阻止施工。所以发生了这场惨剧。

《中国青年报》发表属名王石川的文章说，4.8万元从农民手中征收一亩地，转手卖给开发商123万元，这有何公平公正可言？政府拿走了农民的命根子，农民何以为生？区区几万元，他们有什么体面的生活和有尊严的未来？

文章最后还说，近年连续发生的一些征地死人悲剧，让公众不寒而栗，沉痛反思此类事件，除了寄希望于司法公正，是不是也该唤醒一些人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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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媒：中国影子银行正成为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近年来，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不断膨胀，引起海内外金融专家的高度关注与担忧。进入2014年以来，中国大批信托基金面临失去支付能力的厄运步步逼近，不断有金融专家警告：中国的银子银行信贷风险巨大，涉及的规模不是几十亿，而是几万亿，一旦链条断裂，就将导致整个金融系统，乃至经济受到巨大打击的危机，其后果还将危及全球。

3月24日，《德国之声中文网》报导，能够令全球金融界都〝洗耳恭听〞的金融专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在今年1月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说：〝当今世界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欧元，而是中国未来的走向。〞

这位投资界传奇式人物认为，过去支持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模式已失去动力，而当前的中国正面临〝各种形式的债务融资急剧上升〞的危机。

而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机遇的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的罗歇尔（Horst L?chel），现在也开始关注中国影子银行带来的巨大风险。

报导称，刚刚从经济大都市上海回来的罗歇尔承认，债务和信贷风险是中国的金融专家和投资者目前最为关注的话题。罗歇尔指出，占据中国非政府监管金融市场半壁江山的所谓信托基金，其销售方往往是国有银行；，这就给许多私人投资者造成误导，认为其亏本的可能性很小，实在不行政府最后会弥补投资人的损失。但事实上，国有银行是拒绝为此承担一切责任的。一旦这些基金出现资金缺口，整个系统都会受牵连。

早在2013年4月，索罗斯就警告人们，要小心这一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索罗斯认为中国政府只剩下两年的时间来治理金融领域中这一不受监管的地带，以防止影子银行的投机泡沫破裂。

对中国银子银行的深切担忧的并不只是索罗斯。美国财经撰稿人达斯(Satyajit Das)也曾在《MarketWatch》上撰文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融资渠道，但是这一系统同时也是国家金融健康的巨大潜在威胁。

中国大陆《新浪财经》微博3月4日贴出达斯的一篇评论文章，谈到中国影子银行系统与传统银行系统之间犬牙交错的联系，造成额外的金融风险甚至道德风险的问题。

文章表示，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联高度复杂。银行将承兑汇票或者风险贷款销售给信托，于是这些贷款就改头换面，成了理财产品，被销售给银行的客户。本质上说来，这些理财产品的风险其实是由投资者来承担的，一旦相应资产发生违约，他们只能接受损失。可是，要追究违约的终极责任，却是件极端复杂的事情。

分析称，理财产品的失败会使得通过新产品来筹措资金，应对投资者退出局面的能力受到损害，最终只能由发起银行来提供支持。由此而来的亏损和现金外流可能会触发金融系统更严重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影响到偿付业务，乃至于经济增长。

为了遏制债务的迅速增长和影子银行系统的迅速扩张，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提高储备门槛来控制银行放款；要求银行必须成立资本和规则都独立于本体之外的专门理财产品部门；信托公司被禁止投资于不可交易资产，不得通过一个以上的产品汇集存款等等。当局甚至已经在干涉货币市场，抽出流动性，提高利率，以此来限制信贷过度增长，提高银行风险控制能力。

但达斯认为，这样的做法导致了利率急剧上涨，波动性大增。同时，这也使得金融系统架构的弱点，尤其是影子银行系统的不稳定彻底暴露出来。

达斯在文章中分析称，削减流动性、提高利率将迅速造成连锁反应。银行间市场紧缩会让小银行处境恶化。这还会增加投资者赎回理财产品的意愿，而这反过来又会使得银行间市场能够获得的资金进一步减少，导致利率进一步上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小银行财务状况的恶化，将使得他们的借贷成本进一步提高。一些银行将无法再得到资金，最终危及到他们根本性的偿付能力。

文章最后总结道：〝当今中国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广泛的经济、金融和结构改革，可是这样的解决方案在政治层面却是难以下咽的苦药。相反，中国其实还在不断增加更多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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