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平反冤案，重庆庸官踢皮球(图)

据报道，重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轩3月6日上午在重庆团开放日上回应媒体提问时说，根据一审判决，重庆83个涉黑团伙共涉及1290多人，如果家属有申诉的将依法办理。我首先肯定他的态度，总算有这么一天，薄王在内斗中倒台，唱红打黑的真相渐次浮出水面，重庆官方承诺将受理冤民申诉，但态度不太明朗，有点羞羞搭搭，遮遮掩掩的，而且竟然大大地缩水了，过去重庆媒体鼓吹打掉640个黑社会，白纸黑字，墨迹未干呢，现在数字减少到83个，以前定案审理高调，如今申诉却力求低调，还要降级。消息人士发来的电邮说，今天上午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把俊峰置业起诉重庆公安局沙坪坝分局诉状已退还给了罗皓，声称，管辖权属于沙坪坝法院，如案情特殊或重大，再由沙坪坝法院上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看来，庸官开始踢皮球，耍无赖了。

海外媒体的报道说，2009年6月3日，王立军打响了打黑第一枪。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在其《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中指出，重庆打黑几乎所有的重头戏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打黑除恶初期涉案企业家，都家破人亡：龚刚模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陈明亮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岳村被判处死刑，并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一大批民营企业家的资产被变相收归国有，既壮大国有企业，又补助地方财政。

我认为这段文字表述不够完整，忽略了最主要的问题：唱红打黑，实际上是薄熙来为了花钱买官而搞得一场公开抢劫民企的犯罪活动，“唱红”是为他操控公权力寻找合法性，是他上位的前奏，“打黑”是抢钱的巧妙借口，因为抓经济，搞生产，时间太长，而抢钱只需一瞬间，只有把民企富豪包装虚构成黑社会，才能有理由追缴没收“黑老大”的几十年累积的财富。至于抢到手的巨额钱财，如何分配，情况比较复杂，一部份划入公家账号，薄派一个国企主管，就可以自由支配，全部用于篡党夺权；一部份进入灰色地带，诱惑，拉拢，收买了紧跟他的死党，公检法司，几乎参与“黑打”的人人分享，比如，抓人越多，千万百计找关系，给公检法官员送钱送物的人就越多，何况有许多专案组的官员从一开始就在抢小钱。这正是打黑运动的动力之源。

现在，你要让一个人，用自己的左手挥刀，砍断右手，怎么可以呢？你让那些参与抢钱的专案组的官员，去重新面对薄王的罪行，把吞进肚子里的银子吐出来，他能干吗？目前的严峻形势是，不仅罪大恶极的重庆杀人贪腐抢劫集团的首犯薄熙来，还没有判刑，王立军等“四大金刚”重罪轻判，谷开来还在狱中装飙卖傻，而且，与薄熙来曾经“如鱼得水”配合默契的黄奇帆还是市长，由于媒体禁声，被误导的山城百姓还有不少人蒙在鼓里，等着薄熙来像邓那样死而复生，卷土重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把李俊的案子踢回沙坪坝区法院，什么时候能受理，什么时候能平反呢？类似的案件，退一步说，就算1290个人，还不得申理几年，看来，中国真的需要一个新的胡耀邦，很可能时代造就习近平，要他仿照胡耀邦，以政治家的胆略，勇气和胸怀，果断地平反所有的冤假错案，像重庆这样明显的黑打窝案，一个令，一鞭子赶，通通平反吧。

我建议采取这样的办法：把重庆所有的“黑打”案子，分成几个小组，移交给全国各地的法院，分批申理，复查，重新宣判，异地比较公平，避免人事干扰，也可以分担地方的压力，抵消阻力，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一定要有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像2009年那样，大张旗鼓地组织媒体跟踪报道，彻底覆盖薄王当年的喧嚣，但必须杜绝谎言和欺骗，要把我写的《李俊惊曝薄熙来打黑内幕》一文刊登在《重庆日报》上，让2300万民众知道真相，到了那时，重庆人就会真正地识破薄熙来的“共富”骗局，试想，他自家贪腐了上亿元，老百姓怎么与其“共富”；民企老板都“跑路”了，职工连工作，月薪都没了，整天人心惶惶的，怎么“共富”；光唱歌和抢钱能使民众“共富”吗？他和谷开来怎么不把儿子从美国招回大西北插队劳动，与民“共富”啊？而一旦平反，舆论再跟上，就是第二个“1976年”，全国的民企老板都会对政府恢复信心，移民海外的人会想回来，资金也会回流，把李俊任命为重庆工商联主席，你看，重庆的民企经济会怎样活跃？

重庆消息人士说，近日，沙坪坝区的领导对李俊的民企态度有了善意的转变，建委主要负责人带领数个职能部门的头头，亲临俊峰集团办公，和法人代表罗皓交换了意见，还约见了几个承建商，要他们履行合约，杜绝闹事，而且，该民企管理权限，已由过去市管而下放区管，这有点类似上述的申诉情况，看来，可能上级的指示是依法办事，哪里出现问题，哪里消化解决，李俊不太相信区委书记李剑铭会回心转意，我却比较有信心，因为中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习近平手里拥有很大的权势，尽管党内保守派盘根错节，但他的观点对社会影响力最大，李剑铭也好，黄奇帆也罢，都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过是墙头草，哪里风大哪里倒罢了，他不愿给民企平反，但他绝对不敢继续“黑打”，更不敢利用权力，使民企雪上加霜，因为中国的大环境已经变了，但我们必须切记，假如有一天，薄熙来再“勃起来”，黄奇帆，李剑铭，刘克勤，魏鑫，王蒲等人都会如狼似虎，继续黑打，抢钱买官，不过，这种可能性已微乎其微，除非习近平和李克强变成了寓言故事《农夫与蛇》里的主角。总之，庸官再会踢皮球，历史也不会倒退。

2013年3月6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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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政才亮相： 薄已移送司法机关

人大重庆代表团昨开放讨论，正值薄熙来案发一年之际，也是中共十八大后，60后政坛新秀、被喻为中共第六代接班人之一的孙政才主政重庆首次亮相海外媒体，吸引170多名中外记者采访，媒体阵容远远超过重庆团61名代表的总数。在人民大会堂重庆厅内，薄去年坐的位子今年换了新主人，市委书记孙政才在被问及薄案审理进程时仅表示，薄已移送司法机关，案件正在侦查当中，将依法处理。

重庆深刻记取教训

孙政才表示，对于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重庆已“深刻记取教训”，致力做到“低调务实、少说多干”，确保“中央政策能够畅通”，目前重庆上下“精神振奋，社会安定”。针对多名重庆官员卷入雷政富性爱视频案，孙表示，将依法办事，同时也要对用淫秽视频敲诈勒索者进行处理。对于重庆是否会对薄等主导的打黑案件重新处理，市人大主任张轩透露，根据一审判决，83个涉黑团伙共涉及1,290多人，如果家属有申诉将依法办理。

市长黄奇帆被记者围追堵截却不随便发言，他说，那些媒体想从他嘴里获知的消息(如薄熙来事件)，只是一些“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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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重要的不仅仅是基尼系数

收入分配改革一直引人关注。不久前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专门发文，就中国基尼系数相关质疑发表回应。文章指出，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去年12月前城乡居民收入统计指标不一致、农民工归类不明确，无法简单加总得到全体居民收入。因此这是最近几年没有计算、发布全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原因。

显然，这一回应是针对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10年的中国全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引起的诸多争论。根据公布结果，中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这个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基尼系数开始逐步回落，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开始缩小。这个结论引起了各方的诸多争议和讨论。

笔者以为，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一国整体收入差距大小的基本工具，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异议和争论。争论在于基尼系数的具体的统计方法、数据来源以及在某一个国家具体的运用时如何更加科学地符合该该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等。就中国收入分配问题而言，笔者一直认为，重要的并不是基尼系数大小，尽管该系数可以大致反映一国整体收入分配状况和差距大小，但是基尼系数并不是唯一的，换句话说，观察和分析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仅仅依靠基尼系数还不能够真正了解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现有的基尼系数至少无法涵盖和解释如下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一是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问题几乎是市场经济发展中普遍的问题，任何国家和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都会出现收入差距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多少因素是市场经济经济增长本身的结果，而有多少因素又是非经济、非市场因素的结果，特别是有多少因素是因为收入分配的机会不公、规则不公和权利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则是差距背后的分配不公。市场经济承认合理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反对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显然，收入的基尼系数本身只能够说明差距大小，却无法科学分析差距背后的真实原因，更无法看出分配不公的大小和程度。

二是收入分配和收入流动性问题。笔者一直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既要看短期的静态的收入差距大小，更要看长期的动态的收入流动性大小。笔者在《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一书中指出，即使在收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较高的情况下，只要不同的收入阶层拥有的收入份额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群体和阶层的收入份额能够保持向上的流动，这样较高程度的收入流动性会大大降低收入差距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冲突。

但是近十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正在减弱或者下降，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流动性正在放慢，这不得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显然，仅仅有静态的基尼系数，即使数据再科学和完善，也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在笔者看来，收入分配问题的实质在于能否让各个不同的收入阶层拥有较快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各个阶层能够拥有向上的收入流动性，这样的收入分配格局至少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效率，更反映了收入分配中的机会公平问题。从这一点说，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更要关注收入流动性大小。

三是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问题。就基尼系数而言，可以是按照收入计算的基尼系数，也可以是消费支出的基尼系数，也可以是财富计算的基尼系数。显然，消费基尼系数、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大小是不一样的，一般说来，三者中消费基尼系数相对会低一些，财富基尼系数相对会更高一些。我们目前公布了收入的基尼系数，在一定意义上使得我们可以和国际进行比较，按照相对统一的口径大致了解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大小和程度。

即使如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是按照收入计算的反映整体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无法真实反映中国大国发展中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特别是无法反映中国城乡差距是整体差距的“主要贡献者”这个因素，同样也无法反映中国经济发展整体不平衡的问题，因此对于不同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也无法得到客观评价和反映。

其次，目前基尼系数也无法反映日益加剧的财富分配的差距和大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房地产发展、股市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引起了财富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可以预期的是，按照财富口径计算的基尼系数一定会很高，因为财富分配领域具有很强的“滚雪球式”的收入分配极化效应。毕竟，穷人一般很难有机会进入资本市场和具有“投资性质”的房地产市场。

四是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问题。收入分配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还需要关注除了收入以外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具有转移支付性质的收入分配是否公平。

如果说基尼系数意义上的收入分配差距是一种“分配结果”的话，那么导致这种分配结果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则是决定起点公平的教育机会以及医疗卫生机会是否公平。教育公平决定着市场竞争的起点是否公平，医疗卫生等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等决定者劳动者劳动力生产率能否更好地得到开发和发展。显然，教育、医疗公平投入和增长本身就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与效率有效统一的基本手段，收入分配中的公平与效率绝对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替代关系。

显然，目前单一的以收入衡量的基尼系数，无法真正反映中国目前社会政策不统一、城乡公共服务不均等的客观和事实。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日益降低的基尼系数，更要一个统一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毕竟，让每个人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是时代的呼吁，也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的真正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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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五条后楼市三大走势预测

新“国五条”出台，对于二手房交易最具杀伤力的一条是“应依法严格按转让所得的20%计征个人所得税”，此前各地政府一直是两种方式并行：差额征收20%个税或按照总价核定征收1%的个人所得税，其中又以后一种方式为主。

不过，在广东，佛山和东莞地区差额征收20%个税的方式已经实施了几年。

二手房价格将持续下行

其中，2009年12月开始，佛山南海区将个人所得税由原来的可以选择交易总价的2%或者差额的20%的缴纳比例，调整为只能按照第二种来收取。2010年，佛山其他行政区也紧随其后推行这一征税方式。而从2007年开始，东莞的二手房交易也只采用差额征收20%个税的方式。

按照正常逻辑推断，若国五条全国推行，由于二手房的税费大涨，其价格相比一手房差距缩小，众多刚需以及改善型的买家将被推向一手房市场。

但是，由于一手房日后同样会面临出让时被征收重税的问题，因此保值能力更强的一手房可能会更受购房者青睐，对于郊区一手盘来说，则可能同样受到政策的间接打击。

而二手房由于放盘量减少，业主惜售心态明显，在短期的价格下降后，很可能出现平稳的价格走势。而政策施行的时间越长，市场的消化迹象也会越明显，最终市场还会遵循原来的轨迹继续运行。

市中心一手房将悄然涨价

佛山和东莞在过去两年的楼市走势，可以看做个税新规在全国推行后的预演。

2011年初限购限贷政策出台以来，根据合富辉煌的市场报告显示，佛山的二手市场在2011年量价齐跌，二手房成交宗数约2.34万宗，比2010年减少四成，楼价呈倒V字走势。

2012年佛山二手住宅的交易登记宗数为17,779宗，成交面积为215.06万平方米，比2011年又再分别减少了24.14%和23.97%。但是二手楼市却量缩价稳，据合富置业在禅城、南海录得的二手住宅成交个案分析，2012年两区二手住宅的成交均价为7,815元/平方米，与2011年7,834元/平方米相比变动不大。

佛山的一手楼受到的影响比二手房要轻微，据佛山官方数据，2011年佛山一手楼成交56,581套，同比降幅近两成；一手楼均价8,170.19元/平方米，比2010年上升9.69%。2012年一手房成交面积为672.03万㎡，同比上涨6.02%；一手房成交均价7,634.95元/平，同比下降6.55%，但是去年12月楼价一度冲高到8,200元/平以上，楼市成交也出现翘尾。而在市中心，一手楼从2012年开始却在悄悄涨价。

根据统计，去年年底至今年1月，有不少在2011年3月即限购限贷、个税增加等政策出台节点时拿地的开发商，已经纷纷推出了市中心的新项目，其中包括保利、招商、万科、创鸿等大开发商的新盘定价均在1.5万元/平左右，远远高于原本周边一手楼约8,000-10,000元/平方米的均价。而且小户型和奢侈型的大户型热销。

而东莞由于较早实施了按差额20%征收个税的规定，政策消化期比较长，2011年的政策调控下，根据搜房网的统计，东莞二手房2011年东莞二手房网上签约35,545套，与2010年持平，但是市中心区莞城的二手房挂牌均价上涨8.19%，而且证过五年的市中心老牌楼盘占购房者搜索总量的前三名。

与此同时，根据合富辉煌的统计，东莞的一手房网签面积520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8%，逼近2009年高点的水平；网签均价8,188元/平方米，同比涨7.7%，。网签金额425.7亿元，同比大增29.6%，显示一手房均价有所提高，而且开发商资金回笼较顺利。

到了2012年，东莞二手房市场继续量价齐升，二手住宅成交3.57万套，同比增2.1%；二手住宅成交均价为6,360元/㎡，同比上涨9%。而一手房销售面积超过600万平方米，同比增加15%；全年销售金额高达497亿元，同比增17%，均价8,277元每平方米，同比略涨1%。2013年1-2月，东莞的一手房均价已经超过8,700元/平方米，而且热点楼盘主要集中在市区、与深圳接壤区等热门地段。

第一点趋势从东莞和佛山两地楼市在过去两年的走势已经可以验证：尽管在金融海啸之后又迎来欧债危机，莞佛两地的企业经营都出现困难，但是在调控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的房地产市场，依然难以见到崩盘迹象。而且出现明显的成交分化：一手楼盘中，刚需的小户型、热门地段的楼盘或者奢侈大户型受到青睐；二手楼盘中，市中心的楼盘，证过五年房产降价空间很小。

在广州也同样出现类似的苗头，周末开盘的新楼盘均上调了吹风价。而根据搜房网的最新统计，抽样结果显示有二成在售一手盘人流明显增加，26%的购房者决定放弃二手选择一手，还有三成的刚需买家决定在4-6月间出手买房。

第二种趋势则是：在次新房中，出现“证未满五年”物业交易成本低于涨价后的“证过五年但非唯一住房”现象。

在本周，陪同朋友在看房的过程中，记者亲历了“国五条”新政后的业主翻价场面：在第二次看楼的情况下，广州一套原价为126万元的70平方米两房，因为满足“证过五年且唯一”的条件，业主当场翻价至14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朋友估算过，同一小区另一套以127万放盘的物业，业主于2011年初购入，购入价格约90万元，加上中介费、税费、装修费、贷款利息等成本抵扣原值，即使按差价征收20%个税，加上营业税、个税、增值税、契税等，总成本也就130多万元，甚至比满足“过五年唯一物业”的价格更低。

中介透露，在众多楼龄更短的次新房中，“证未满五年”物业交易成本低于涨价后的“证过五年但非唯一住房”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因为倒推5年，从2007年末至今，楼价涨幅高于一倍的二手房比比皆是，而从2010年至今，房产的增值额只有一部分达到50%左右。由于目前都要按照国五条的新规定按差价的20%征收个税，“证过五年但非唯一住房”可以免除“按总价5.5%征收营业税”的价格优势已经不再明显。

“现在是短期投资客比长线投资客更容易将房产出手。短炒比长线投资好。”上述中介称。不过包括汇瀚、亿达等广州大型按揭公司都透露，在国五条细则出台落地前，广州仍然按照总价1%核定征收的规定执行，他们都在帮客户加紧递件赶搭末班车。

第三种趋势则是保刚需、限制投资性购房。由于征收个税需要房产部门以及税务部门的紧密配合、资料共享，很可能这就是为下一步开征房产税扩大范围进行热身。

在刚刚开幕的两会上，住建部长姜伟新表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可能让13亿人都满意，只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长远利益”，对于确保房价稳定，而又不误伤刚需的情况，住建部还在进一步的研究。寥寥数语，亦给住建部落实“新国五条”配套方案定下了“保刚需”的基调。

而全国政协委员、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表示，各地不一定非要制定细则，只要调控方向符合国五条以及细则的规定，不会采取“过激”手段，调控的本意是抑制投资投机性需求，不是伤害刚需，如果存在误伤的情况，会进行调整。同时他还透露，40个城市的个人住房信息联网已经完成，今年还会有更多的城市加入。

回到二手房按差价征收20%个税的实际操作上，房产部门与税务部门必然要通过信息联网来实现对房价的动态监测。

比如广州2005年以前许多二手房在交易时都无法提供上一手业主的购房发票，不过在2005年之后，房管部门对房屋交易的发票都有留档，如果未来真的要据实征收，买卖双方以找不到发票为由要求核定征收，那么税务部门就可以通过到房产部门调档的方式来计算差额。同时广州市税务部门已启动二手房交易价格评估系统，评估系统能够精确求取任何一幢住宅房屋的基准单位单价。而在东莞，数年前已经由地税局牵头，委托有相关资质的公司考察二手房后得出的征税的参考价格。

当全国所有城市的住房信息系统与地税机关实现联网、并且建立相关的评估机制后，那么住建部开始要求在全国住房信息已联网的城市范围内征收房产税的日子相信为期不远。

当然，在社会新闻层面，继“结婚不买房就是耍流氓”的调侃之后，很快就会出现“离婚不离床，只为买间房”的新潮流，在不少本地论坛的楼市版，咨询“我是否该离婚卖房/买房”的帖子越来越多。

为了让名下住房达到“证过五年且唯一住房”的避税条件，从媒体报道来看包括南京、哈尔滨、广州、温州、成都、昆明、宁波等众多大中城市离婚率以两倍的增量飙升。

一名在广州市某区婚姻登记处的职员苦笑着对福布斯中文网记者说，这几天来离婚的很多是夫妻俩一起急匆匆地赶来，办了离婚证明后就在旁边窗口办单身证明，接着就商量着打车去签约或赶去房产交易中心。估计过几周就能看到他们又高高兴兴手拖着手来复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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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质疑俞正声“有港人搞颠覆”指责(图)

俞正声主动提及香港有示威者高举港英旗是歪风邪气

香港媒体星期四（3月7日）大篇幅报道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出席政协委员港澳联组会议时针对中港矛盾、奶粉问题和普选发表的看法。

英文《南华早报》报道，即将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谴责港人在示威中挥舞港英旗，这是首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对中港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发表看法。

与会代表引述俞正声说，“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的阵地和桥头堡”，“中国人绝不会容忍”一些港人挥舞港英殖民地时代的旗帜。

报道说，曾在2007至2012年担任上海市长的俞正声以上海作例子，指出当地如何妥善处理本地人与外地人产生的冲突。

“恐吓港人”？

《苹果日报》以“俞正声硬姿态恐吓港人”为题报道说，俞正声在谈及中港矛盾时主动提及香港有示威者高举殖民地时代的港英旗是歪风邪气，批评香港有人在搞“颠覆”。

报道引述俞正声说，内地不会容忍有人举港英旗并高呼香港要独立，他直言如果建制力量无鲜明态度，反而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但民主党议员涂谨申说，俞正声将示威者举港英旗打为颠覆，令人担心今后23条立法时，条文会比2003年更严厉。他认为此举只会令港人反感。

工党主席李卓人则批评俞正声不了解香港民情，错判形势。他说，港人绝对不要港独，“是中央逼港人走这条路”。

“颠覆阵地”

《明报》的标题是“政治局俞正声论普选特首：‘抗中央者执政不利香港’”。

报道引俞正声说，2017年香港普选特首，如果由和中央对抗、离心离德的力量在港执政，无论对香港和国家都不好，“故要确保爱国爱港力量在港长期执政”。

俞正声还表明，“香港不能成为颠覆大陆社会主义的阵地和桥头堡”，抨击香港有人在搞“颠覆”。

《明报》引述前港区人大代表吴康民说，中央正在做“期望管理”，向港人预示并非“选什么人也可”。

但曾在香港推动普选的香港中大社会系副教授陈健民说，俞正声指责港人颠覆内地必须提出法律依据。

陈建民表示，如果中央坚持要为普选设限，最终只会令已等得不耐烦的港人转而支持“占领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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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楼市“调控无效”的根结

在中国，引起家庭财富差距过大的，除了正常的市场竞争因素以及权力寻租、国企垄断等不公正的现象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住房，这是体制性腐败的结果，也是中国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人没有私有财产，甚至人自身也属于国家的财产，听从政府的命令而无半点自由。城市家庭的住房都是“公家的”，农民的土地是“集体的”。直到1998年，中国政府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开始承认住房建筑属于私人所有，土地一般有70年的使用权，产权仍归国家。

住房改革把原先产权属于“公家”的房产，以象征性的价格（即远远低于建筑成本，且不包含土地使用费）卖给了家庭住户，成为个人产权房。这个时期，中国大部分城市可以理解为是“行政机构与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只有单位宿舍而无商品房市场。

后面的故事众所周知，中国城市化大扩张，经济规模跃升为全球第二。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和住房扮演了隐秘的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主要杠杆。首先，城市化的扩张需要大量土地，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将农民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然后以招拍挂的形式高价出售，获取了巨额的差价收益。其次，房地产价格急速膨胀，这即表明体制内的“房改房”市场价值有了数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还意味着政府在出售土地的过程中收益更多：政府通过控制土地供给节奏与面积助涨房价，以抬高地价获利。

为什么说土地和住房扮演了财富分配的主要杠杆呢？这是因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获得合理的补偿，土地收益主要是流向了政府。在房改之后，城市家庭拥有了可以自由支配和转让的住房财产，但在农村地区，耕地与宅基地仍然属于集体所有，他们无权支配这些资产。农民土地财产的不可流动性，使得他们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必须依靠辛苦的劳动所得购买包含高昂地价的商品房，在资产上首先拉大了与城市居民的距离。

如果说房改之后，体制内人员和市场部门的就业者一样，都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房的话，那么，中国家庭财富的差距不会如目前这样大，房价也不会如此的高，最多是初次“房改”时拥有住房的家庭获益。现实是，1998年的房改之后，住房双轨制在体制内仍然隐秘运行至今，从中央部委、央企到各级政府、事业单位、国企等无不如此。它们大多免费得到或者仅缴纳少部分费用获得国有土地，以近乎建筑成本的价格在内部销售，并且拥有产权。这些房产与含有土地使用费的商品房间的差价，在小城市可能有数十万，而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能达数百万元，这些业主通过向市场转让住房，差价收益可能相当于一个城市普通家庭至少10到30年的收入总和！

单独考察这种住房分配制度，就会发现其秘密。在过去的十年，大部分城市建造了新城，老城区房子大部分由体制内人员所有，建造新城意味着体制内部门向新城转移，并再次给所谓的“干部”提供廉价单位住宅。通常情况下，如果一个人是1998年前参加体制内工作，那么他（她）至少会有新旧两套福利房，如果一个家庭有2名或以上在体制内工作，那意味着有更多的住房。

在造新城的过程中，体制内各部门和机构争相建房的现象非常普遍，因为他们需要住房升级（至少不低于商品房水平的居住环境），也因为土地在城市化过程中容易分配。单位领导如果建造新的内部房，会利泽全体下属（包含退休人员），受到普遍的支持，这也是安全寻租的好机会，创造了体制内皆大欢喜的局面。

一般而言，有内部认购资格的人都不会放弃，他们会转让认购权（所谓的“号”），或者到手后转售。在相当多的城市，由于单位大规模自建住宅，冲击了正常的商品房市场，这也是很多三四线城市商品房过剩的重要原因。因为对于体制外的人而言，政府单位住宅安全，社会关系简单，物业服务好，周边公共资源丰富，有巨大的体制性优势和溢价，大量分流了商品市场的需求。

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体制内老旧的“房改房”在城市化过程中逐渐出售给农民工或其他大学生移民等，考虑到房主获取巨大的增值收益以及购买者赚钱与储蓄的不易，这其中阶层不平等的剥夺感更强。有钱人以高溢价购买新的政府“福利房”，也是国有资产流失到体制内个人的过程。

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中国的城市化如此急速的现象，也从没有像中国的房价在短时间内增长数倍，从而创造了大量百万或千万资产的家庭。毫无疑问，体制内人员轻松的拥有了这些资产，现在想要购房的普通人，可能辛苦一生都买不起，这种基于房产杠杆的“马太效应”成为中国两极化的重要原因，体制内的人员无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财富分配的最大赢家。

房产之所以在分配过程中造成如此大的贫富差距，其杠杆是土地，土地成为中国财富的源泉。尽管中国在法律上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本质上，既不是“公有”，也非 “私有”，而是“政府所有”。这里的政府不仅指抽象的权力机关，还包括这个体系的所有人。因为政府垄断了土地交易市场，其征收农地后拍卖所得也没有纳入到理论上受人大监督的财政预算里面，而是任由政府支取并决定其用途，这实际上就是城市土地“政府所有”的体现。而政府所有组成人员，在购买住房的时候，免费使用国有土地，形同“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房”。

当然，最能反映土地“政府所有”的，是国民购买的商品房只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这表示国民只是“政府土地的租客”，并且很快就要征收房产税，这是双重付费。这种格局几乎是历史的翻版，1949年后，中国政府将私人土地充公平均分配给农民，但很快又发动人民公社运动收回了土地产权，自此，农民向政府缴纳公粮与税收，其身份相当于农奴。现在的土地制度，则让一代代的城市居民永远成为政府土地的“租客”。

这种局面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国的房价“越调越高”。因为，政府是地产业繁荣主要受益者，他们可以出售更多的土地获取自由支配的资本，房价越高地价越贵，政府收益就越多。与此同时，体制内所有人员不承担房价上涨的压力，相反，房价涨得越高，他们内部分配的住房资产增值越多。也就是说，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政府公务人员，均在房价上涨中获得好处，这种利益格局下，政府怎么会有诚意去解决中国的房价问题呢？而且解决的结果是土地财产锐减，个人资产缩水，损失自身利益。

公然违背取消福利分房制度的规定，无偿使用国有土地并由个人占有其增值部分，这涉嫌国有资产流失，也违反法规。为什么在房价过高背景下的“双轨制”没有成为公众攻击的目标呢？因为中国人自然地认为体制享有特权并接受，最好自己也挤入体制内享有这些好处，这可以解释公务员考试的巨大规模。当然，早前很多人能够买得起，或经过全家的努力能够支付首付和按揭，也没有哪个个体甘冒巨大的风险挑战这种不公正的住房制度，尤其这不是个人腐败，而是体制腐败。但是，将“地产商”妖魔化并承担地产乱象的责任也是一种视线转移，政府则以“年年政策调控”的努力掩盖真正的问题，将房价上涨锤炼成了一种刚性而不可抑制的“市场现象”。

事实上，治理中国房价过高以及地产乱象非常简单。首先，允许农民自由支配耕地而不必经过政府环节，农地直接入市就消灭了所谓的“土地稀有”怪论，地价就不会那么高，房价就不会那么贵，小产权房就是例子。其次，停止体制内新的福利分房制度，让“体制”也承受房价的压力。但是，农地直接入市意味着政府丧失“土地财政”来源，停止福利分房意味着体制内人员要和普通市民一样承担市场价格，政府几乎不可能损害自身特权利益。何况地产业本身就是一根政府榨取农民和城市居民财富的吸管。

中国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比如医疗、养老等领域，积累起来的改革成本和复杂性较大。因此，改革比较缓慢尚且可以理解。但土地财政与新的福利性分房制度是从本届政府开始和壮大，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政府公然违背房改政策，享受住房特权？为何血色拆迁如此多而征地补偿制度不完善，不允许农地直接入市政策不改变？为何土地财政不受制约？为什么房价越调越高并成为社会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家庭资产领域出现如此巨大的阶级性差距的背景下，仅仅调整工资性收入的分配制度改革却因为体制内的阻力，十年动弹不得，这种“吃相难看”的制度，本届政府理应承担历史的问责。

与本届政府成立前，已经过大量破冰式改革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不同，即将成立的下一届政府不具有同样的幸运。因为土地卖的差不多了，土地财政难以为继，但积累了透支“土地财政”（以土地为杠杆）的大量项目与债务；三四线城市的住房严重过剩与一线城市房价泡沫化并存让调控更加棘手，在通胀或资产下行风险之间难以招架。更令人悲哀的是，在秩序良好的国家，人们获取财富和收入主要靠个人的技术、能力与经验，而在中国是靠投资地产。房价的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个人和各行各业的资金涌入投机，腐败官员也囤积房屋，投机推动了房价上涨又吸引投机者，形成恶性循环，“努力工作不如投机”的现象坏了人心。与此同时，家庭财富两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没有买到房子的年轻人焦虑不安，造成社会分裂，阶层固化，人人痛恨特权与腐败。

本文草就之后，传来即将谢幕的本届政府推出地产调控政策的消息，其中出售自有住房转让所得差额按20%计征的规定让人震惊。尽管征收资本利得税并无不妥，但目前大幅提高，并不清楚政府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它短期内会冻结二手房交易或抬高二手房交易价格，从而将刚性需求都推到一手市场，助涨新房价格，显然与打压价格的调控目标南辕北辙。市场纷纷嘲讽这项政策并作“戏谑式”解读，比如新政是为保护开发商利益，延续政府的土地财政；还有阴谋论认为，冻结二手房是防止贪官抛售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资本外流制造金融危机，这是货币战的一部分等等。这表明新政策制造了更加混乱的市场预期。

当然，对差额征收20%的所得税可以抑制增量的投资行为，并且起到“关门打狗”的作用。这项政策理论上的最大“受害”者，正是前文所述的体制内人员，因为他们是中国拥有多套住房的最大群体，其住房原购价与市场价间的差额也最多，考虑到如果全国房产信息即将联网，这一群体抛售套现或转移资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如果对他们征收20%个人所得税，至少会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他们能否提供准确的原购房款信息是很可疑的，因为他们就是体制本身。

此项新政策与此前十年所有的调控政策一样，都回避了上游土地垄断问题，而是不断对下游购房者加码，比如限购、征税、提高信贷门槛等等，现在又“养肥杀猪”，继续扭曲市场，不解决真问题，这种“调控演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如果政府有解决地产乱象的诚意，首先，要打破政府垄断土地供给，允许农地直接入市，并将小产权房转正，这对降低具有价格泡沫的一线城市意义重大；其次，停止一切福利分房行为，尽快实现公务员房产信息公开，他们如果转让内部住房，则要实行和经济适用房一样的转让政策，即先补交土地收益款；其三，自家庭第二套房开始征收房产税，采取递增税率，将存量囤积的投资房逼向市场（二手和租赁），并让增量的投资（投机）房产不再有吸引力。

但我们有理由怀疑，这些能让房价回归合理水平的措施，均会遭到政府官员的反对而无法实行，因为他们需要土地财政，因为他们拥有的住房最多，因为他们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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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决策者暗示打算收紧货币政策

在通货膨胀风险随经济复苏而上升之际，中国决策者发出了政府准备收紧货币政策的信号。

在周二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下调了货币供应量增速目标。这是政府希望控制金融系统信贷投放及流动性的明确信号。就在周三，中国央行副行长和一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均表示，有必要吸收过剩流动性，以遏制通货膨胀率上升。

在经历了持续一年的增长放缓之后，中国经济已在持续回升，经济增速从去年年末开始加快。2012年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相对温和，但经济学家普遍预计，由于食品价格高企，今年的通货膨胀率将再度上升。通胀压力也在房地产市场显现出来，这促使中国政府上周宣布了新一轮针对住宅销售的税收和限制措施。

不过，分析师们称，中国央行暂时可能会采取较为谨慎的方式，依靠向银行卖出债券等机制来从金融系统回笼资金，而不会采取加息等力度较大的措施，因为目前的经济增速仍远低于过去几年的水平。

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分析师Mark Williams表示，中国央行有收紧政策的倾向，而且已经发出了下一步将收紧政策的明确信号，但这将在今年逐渐展开。Williams预计，中国央行在2014年之前不会有任何加息行动。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周三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间隙表示，央行可以运用包括回购协议和发行央票在内的多种方式来吸收过剩流动性，而且以前已经这样做过，这是确保物价稳定的唯一方式。

与此同时，中国央行政策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陈雨露表示，他认为今年下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

他说，如果从现在开始控制货币供应量，今年就能够实现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5%的政府目标。他也是在出席全国大人会议的间隙发表上述讲话的。

在被问及央行是否会在今年年底前加息时，陈雨露并未直接回答，他说，这取决于经济增长数据以及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表现。

中国政府为今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确定的增长目标是13%，低于去年的14%。中国政府的许多工作目标大多是象征性的，并不会被市场认真对待。不过，去年M2的实际增幅接近政府目标，截止2012年12月底，M2较上年同期增长13.8%。

过去几个月，中国央行已经在通过发行央票等更多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国内市场的流动性，减少了调整利率或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次数。央行在去年5月份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于当年7月份下调基准利率以后一直没有调整这两大关键指标。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采取新措施打击楼市投机活动。国务院上周五宣布，出售自有住房按转让所得20%计征个人所得税，并可能在一些楼市过热的城市进一步提高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Williams表示，他认为过去几年全世界得到的教训之一是通过货币政策和稳健调控的共同努力才能对资本市场进行最好的控制；虽然近期出台楼市调控措施是明智举动，但如果信贷增长加快，想控制住楼市投机也非常困难。

全球的央行都在放松政策，并将利率维持在超低水平。很多中国评论人士称，全球的宽松措施促使追求更高回报的投机资金流入中国，从而推高了中国的通货膨胀率。

中国央行顾问陈雨露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归因于全球央行采取的行动。他说，货币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中国无疑是受害者。

但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人大会议间隙面对记者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则更加谨慎。他警告称，不要过度解读月度外汇占款数据。

中国央行和其他中国金融机构1月份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6,840亿元（合1,090亿美元），去年12月份为增加人民币1,346亿元。很多分析师认为外汇占款数据可以大致反映跨境资金流动，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多数外汇资金是通过央行流入中国的。

但周小川说，其他因素也可能会导致外汇占款出现变动，企业通常根据自身的内部需求、估算及其他因素来买卖外汇。

他说，需要从更长的时间框架内观察外汇占款，不能单凭一个月的数据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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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经济的最大“不实之言”

今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分析师认为，服务业将超过制造业成为对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最大的领域。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去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比重为44.6%，非常接近制造业的45.3%。

此前已出现过一个重要的转折点。2011年，包括交通、批发、零售、酒店、餐饮、金融、房地产和科研在内的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比例首次超过所有其他行业，高于制造业的29.5%和农业的34.8%。

因为服务业被视为增加消费的关键，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将跨过另一道门槛。正如11月份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文章所述，“尽管中国消费者仍很节俭，但在2013年，或许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最终由投资驱动型转变为消费拉动型。”

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的数据显示，消费正在追上出口和投资，成为推动GDP增长的力量。该机构表示，2011年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1.6%，2012年为51.8%。

人们都认为，中国经济只能选择可持续增长模式，即消费拉动模式。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正在朝正确的方向转变。

他们错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的那些年里，消费通常占到GDP的60%。201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5%。去年，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提高了几个百分点，至少大多数分析师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即使这是事实，现在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消费占经济的比重低于中国。

不管是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注意到上个季度中国增长率有所提高。尽管眼下已出现增长乏力的迹象，但复苏却依然在继续。增长态势好转的原因不难解释：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致力于为新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项目投入大量资金。因此，不太可能像中国政府所宣称的那样，去年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中国官员似乎并未对消费拉动型增长的说法提供佐证。中共官方出版物《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周三报道称，国家信息中心(SIC)预计今年会实现很高的增长率，原因就在于“大规模追加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用这家中国主要报纸的话来说：“这将成为今年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那么，去年增长的原因是什么？国家信息中心指出，2012年30.9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92万亿美元）的政府支出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这个数字甚至可能是比较保守的。

可能的情况是，政府支出项目为服务业带来的增长高于制造业，但所有这些支出都是明显不利于消费的。这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一旦将拟制交易从数据中剔除，出口增长似乎就会不稳固，没有谁认为投资拉动型增长是可持续的。新项目严格来说是能够创造GDP的，但中国已经有太多的“鬼城”（各种设施齐全但没人居住的地方），而且很多地方都开通了高铁。这些不能成功的项目反过来又会生成债务。中国债务对GDP的比例达到令人担忧的90%，如果算上所谓的“隐性债务”的话，这一比例甚至高达160%。

因此，中国需要提高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然而，低消费不仅是中国目前增长模式的一个可矫正的特征，更是这一模式的必然结果。如果中国政府不下大力气来改变此模式，消费的作用就不会显著提高。

中国需要快速改变这一模式，因为中国三十年惊人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已不存在。中国不再继续改革，目前的国际环境也不太有利，“人口红利”（占比很高的劳动人口）也已消失。

因此，中国处于一个新的超级周期，而这次则是下行周期。正是在这种不利环境而非过去三十年的有利环境下，中国领导人必须采取行动。换言之，他们不再能够顺风而行；展望未来，他们将必须在逆境中取得成功。

因此，最近消费拉动型增长出现逆转，对中国而言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有关中国经济的最大“不实之言”就是，服务业发展带来的消费增加，将成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幸的是，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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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参议员“冗长发言”阻碍中情局长提名表决

国会山 — 美国国会正在发生近年来罕见的一幕，一位参议员在院会用冗长发言(filibuster)来阻碍议事日程。

这位正在冗长发言的参议员是来自肯塔基州的国会共和党人兰德.保罗。

他在6号上午11点47分宣布用冗长发言来阻止参议院对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中央情报局长人选约翰.布伦南进行表决，因为他反对奥巴马政府的无人驾驶飞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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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保罗参议员说：“我要演讲到我无法持续下去为止。我要演讲到美国东西两岸都响起警钟告诉人们我们的宪法非常重要，陪审团审判制度是宝贵的权利， 在美国土地上用无人驾驶飞机炸死美国人是犯罪行为，应该被法庭判决有罪。”

冗长发言(filibuster)也叫无限制演讲、无休止演讲，是美国参议员的特权，少数党议员用它来作为阻碍议事日程，拖长整个议会辩论过程，拖到所有议员无法支撑下去，最终使议案胎死腹中。

美国30年代经典电影《史密斯先生来到华盛顿》的最后一幕就是史密斯先生发表冗长演讲，直到晕倒在地。

不过现实往往比电影更精彩。美国历史上最高记录的冗长发言是1957年8月28号参议院辩论《民权法案》保障少数族裔与白人享受同等政治社会权利，特别是投票权。当时以瑟蒙德参议员为代表的南方种族主义势力要阻挡这一法案，所以他采取了冗长发言的手段，一口气讲了24小时18分钟。但这个法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

可以说冗长发言是一场体力消耗战，站在那里滔滔不绝，不能吃饭，也不能上厕所。演讲内容可以是任何题目，甚至念电话薄也可以，只要不停下来就行。

保罗参议员星期三上午11点多开始发言，到1点左右参议院大厅除了他自己以外只剩下一些工作人员。



演说近七个小时后，保罗议员将貌似糖果的东西快速塞入嘴中，猛嚼一通后继续演说。



他的声音开始沙哑：“我今天会尽我所能地演说，但我不能无休止地讲下去。”



但他并没有停止。 后来一些共和党参议员回到议事厅和保罗对话，也算是帮他减轻了一些负担。



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就是帮忙解围者的人之一。



卢比奥说：“我没有要结束发言，只想问一些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天由于下大雪而不能上班、只能在家看政治频道的人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来理解我们的政府如何运作和设计。请允许我先向大家描述一下我的立场，然后我会正式提问。”



结果，卢比奥参议员光这一次“提问”就用时近3分半。

冗长发言听起来有些荒唐，但却是美国政治中少数党制衡多数党的有力武器。

兰德.保罗参议员是前众议员朗.保罗的儿子，朗.保罗去年曾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争，大选后退休。兰德.保罗参议员2010年在茶党势力支持下进入参议院，立刻成为最受嘱目的新议员之一，并且被认为将来可能参加总统大选。

他到底撑多少个小时我们还不知道，晚9点15分记者截稿之前他还在侃侃而谈，而且思路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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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层的愿望和忧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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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产阶级面对世界隐隐地感到紧张，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中国高层的注意。中产阶级正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悄悄确立自己的重要地位。

据英国媒体报道称，2012年7月的一天，由于北京连降暴雨，一名车主被困在汽车内，在不断上涨的积水中溺毙。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中产阶级纷纷登录自己最钟爱的网上零售商，史上最大的逃生锤购买热就此开启。中产阶级一致认为，谁都不应被困在未准备好逃生锤的车中。

据英国《泰晤士报》网站3月4日报道，有分析人士说，类似的反应正在塑造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正继续走在成为世界最强大社会群体的道路上。

报道称，购买逃生锤热像任何经济公式或统计学家的统计图一样很能说明问题：中国中产阶级面对世界隐隐地感到紧张；队伍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具有群体思维；他们开始相信，每个问题必定有一个基于消费的答案。

然而，中国的中产阶级对这个称谓感到舒服可能是一段时间以后的事情。如果你去问年均收入1.7万美元、有一套住房一辆车、孩子上6小时私人钢琴课这样一个比较富裕的北京家庭，他们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大多数家庭会对这种说法感到吃惊。

打开中国一名中上层阶级女性的手提包（很可能是路易威登或古驰），里面的东西也能马上说明她属于哪个阶级：三星GalaxySⅢ智能手机装有淘宝购物应用程序和提供实时PM2.5监测数据的应用程序。她的家里可能已经买了几台空气净化器。

自1月份北京出现被称为“空气末日”的雾霾天气以来，她大概在携带唇膏、眼线笔甚至高档香烟的包里还放了一个效果最好的污染防护口罩。

但她和她丈夫主要考虑的还是数额更大、不太引人注目的开销：购买私人健康保险，把便宜车升级，可能在农村再买套住房，尤其是要在孩子身上花钱。每天放学后以及周末时间，孩子还要上几个小时的英语、数学和钢琴辅导课。很多人在为子女拿到一个研究生学位后继续深造制定预算。

一些人在制定长期规划方面走得更远。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前往英国，花上一周时间游览名校。少数人则在美国城市四处寻找可以购买的房地产——作为送给3岁孩子的生日礼物。

报道称，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无意中开始更明确地进行自我界定。他们大声抗议有关修建化工厂的提议，但只在周末进行。他们在户外连续排队8天，为的是孩子能有上优质幼儿园的机会。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注意。中国的经济繁荣持续了多年，中产阶级正在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悄悄确立自己的重要地位。据估计，中国的中产阶级队伍约有2.5亿人。

国内外已经开始感受到中国中产阶级的愿望和忧虑。没有哪家消费品巨头、制药公司、奢侈品公司、好莱坞电影公司或全球性汽车制造商不热切地关心中国中产阶级现在和几年后的需求。

报道指出，中国政府能否取得长期成功不仅取决于能否扩大中产阶级队伍，也取决于能否确保这些人感到无忧无虑，充满信心，足以在未来数十年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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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国预算的“维稳费用”(图)

中国国防开支继续保持双位数增长

提请中国十二届人大审议的21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报告显示，中国国防预算支出为7201.68亿元，比去年增长10.7%。

在周一（3月4日）举行的人大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在被问到国防预算问题时，没有给出具体数据，与其前任做法相悖，被媒体称作“罕见”。

维稳和公共安全

本年度中国国防预算数据公布后，香港媒体引述预算草案报告说，“维稳费用”预算约为7690亿元，超过国防预算。

报道说，这是中国自2011年起连续三年“维稳费用”超过军费。

中国官方预算并没有“维稳”开支的说法，最接近的说法是“公共安全预算”。

BBC中文网查看中国财政部提交的这份名为《关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发现报告正文仅提本年度的“公共安全支出”预算为2029.37亿元，增长7.9%。

报告在总结2012年财政支出时指出，公共安全支出1880亿元，增长10.9%，主要用于“完善政法经费保障机制， 提高基层政法部门的服务能力，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化解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

虽然报告正文并没有提到7690亿元这一“天文数字”，但在报告的附表11，即“2013 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情况”中，列出“公共安全”一栏，上面显示“2012年执行数为7077.91亿元”，“2013年预算数为7690.80亿元”，增长 10.8%。

倘若将“公共安全支出”视为“维稳费用”，并依据报告中的附表数字，而非正文的数字，则不难理解“维稳费用”超过国防开支的说法。

偷换概念？

以上说法遭到中国官方的反驳。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人大发言人的李肇星指责西方媒体“偷换概念”，表示中国没有维稳经费，而且“公共安全”支出内容涵盖广，包括“支持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化解政法机关基础设施建设债务，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加强基层监管部门食品检验检测能力建设，促进保障食品安全”等。

那么什么是“公共安全开支”呢？中国国内媒体2010年查询财政部当年支出决算表，在公共安全开支下，分为武装警察、公安、法院、司法、缉私警察及其他六部分。当年的公共安全支出总计5517.70亿元，其中，公安经费占比最大， 达2816.31亿元。

2011年，面对“维稳开支超国防开支”的指责，中国财政部官员出面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将其称为‘维稳预算’，根本是偷换概念。”

但这并非是说，预算草案中没有“维稳”一词。本年度的预算报告在提出国防开支为7201.68亿元后，并列出主要的四项用途，其中第四条是“推动反恐维稳、抢险救灾等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提高部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维稳开支”究竟占多大比例，依然没有人说清楚。路透社报道，中国“维稳”经费膨胀是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势力增长的结果，新的政治局常委将九人减少至七人，也意在控制中国日益膨胀的安全部门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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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卸任 三大未兑承诺考验习李

在中共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进行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工作报告。在此之前，香港媒体指出，温家宝还有政制改革、收入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三个未履行的承诺。而分析认为，温家宝未兑现的支票，成为“习、李”的难题。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于3月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开幕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按照惯例，温家宝不但要替下任总理李克强，宣示政府以后的工作重点，同时，还要总结自己在过往十年的主政工作。

香港《苹果日报》专栏评论指出，十年来，温家宝无论是抛书包、引经据典，还是真情表白、政治表演，都有不少受媒体和网民欢迎的金句。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温家宝的这些“呼声”激起的涟漪很快就消失了。到了告别政坛的时刻，温家宝还有三个未履行的承诺。那就是：政制改革、收入改革和官员财产公开三大承诺。

在美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表示，如果这三个承诺能实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的民生，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但是在他任上，三个承诺一个都没有完成，连最基本的‘人民的收入’这个承诺，都没有达到。如此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做到？因为在共产党的体制下，任何事情都维护共产党的，以共产党利益为先的，共产党的利益是什么，就是盘剥人民！共产党的利益是什么，是欺诈人民！”

另外，评论还指出，温家宝主政十年，持续时间最长、后遗症最严重的三大政策，当数“四万亿刺激经济”、“房地产调控”和“行政管理改革”。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温家宝在中共领导人中，可能也试图想做一些事，但是，在这个体制内，他很难有太多的作为。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我觉得对于温家宝来说，他恐怕只有……就是在明白他没办法改变宪政状况的情况下，只有就是说些话，基本上也就是说，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但是，对温家宝来说，显然在历史上可以留下一个地位，这是我想一个他的根本的一个目前的一个处境吧。”

《苹果》专栏作者还分析说，温家宝推出的政策，有很多是替前一届的领导买单，包括致力搬走“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的三座大山。而其中成效最微小的是：自 2009年12月开始的第二轮房地产调控，国务院连年推出“国四条”、“国11条”、新“国八条”，都未能遏制楼价“过快上涨”。

有分析说，温家宝三大未履行承诺，同样留给了习、李。在众目睽睽之下，习、李不可能视而不见。那么，习、李是否能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呢？

张健：“只有共产党在一天，任何的总理去讲这番话，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温家宝来说，这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而且即便温家宝下的，习、李这个的一个组合上台的时候，同样这三个问题又摆在了习、李的面前。同样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张健指出，60年来形成的中共体制，各个利益集团已经在体制内盘根错节，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人都知道，中共想政治体制改革，就要拿自己开刀，切掉身上的毒瘤，政治体制改革等于让共产党消亡。张健说，现在的中共政权，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它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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