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的中共前总理周恩来，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周恩来早年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回国后为中共建立了庞大的情报体系，是中共特务祖师。周恩来个人的特务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到广州，就任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仅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周恩来还从未上过战场，凭何德何能，能获此重任？
广为流传，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共产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共产党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前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
季米特洛夫当时任共产国际情报局主席。鲍罗廷见此信后，对周恩来器重有加，委以黄埔军校要职。
关于周恩来与季米特洛夫的关系，《开发杂志》此前刊文披露，有人认真研究过周恩来的早期履历后，认为周恩来出道时是共产国际的秘密特工，曾在德国接受过季米特洛夫的训练，然后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
1922年，周恩来加入共产党后长期滞留德国，长达两年。在这期间，1923年秋，季米特洛夫也流亡到德国，负责对各国共产党人的军事及特务培训，以在各国策动赤色革命。周恩来因此成为季米特洛夫的门徒、亲信，后来担任共产国际情报网在中国负责人。此后，周恩来一生都干着那种特务见不得人的勾当。
制造灭门血案
中共在其党文化中，塑造了情报工作者的“光辉”形象，这实际是变异的观念。按中华传统道德观念，“特务”总是躲在黑暗的地方干着出卖他人、杀人、害人等各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其人格下贱，没有道德原则，灵魂龌龊，冷酷而没有人性。
1931年，周恩来亲自策划并参与了顾顺章家的灭门血案，其冷酷而没有人性的特务人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还没有来得及出卖中共党中央机关。周恩来闻讯便立即当夜带了特科的杀手们去上海顾家残杀他的全家十余人。
顾顺章的小姨子张家宝是乡下来探亲的农妇，根本与顾的叛变无关，但也被杀手们活活勒死。
当夜在顾家打麻将的客人中有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斯励，他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斯烈之弟。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时，周恩来被第二师扣押，有生命危险，是斯励念师生之谊帮助他逃出了虎口。那天周恩来策划指挥并亲自与康生砍杀顾一家人，为了不走漏血案的风声，斯励也被周杀死活埋。顾顺章在上海的所有亲属达数十人之多都被残杀。
还有更骇人听闻的。一九三四年冬中共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中共特务的祖师
中国共产党1921年创立，后来竟成了气候，打败了国民党后在大陆建立了政权。中共的起家历史，是一个集中外邪恶之大全的历史，其中之一就是“间”，也就是干特务、搞情报工作。而周恩来是中共特务的祖师，1924年回国后，他为中共建立情报体系，康生、陈赓、李克农等都是其手下的特务干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渗透有术。《九评共产党》披露，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北风当时被称为地下工作的“前三杰”，他们都受陈赓的领导。
钱壮飞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中华民国政府军第一、第二次对江西的围剿决策和情报，钱壮飞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信函，经李克农亲自送至周恩来手中。
1930年4月，表面上由钱壮飞率领，实际上由陈赓领导，用国民党中央调查科的证件和经费，在东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属国民党、暗属共产党的双重特务组织。
李克农亦曾打入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担任译电员，中共保密局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急电就是被李翻译后由钱壮飞送给周恩来的，免除了被一网打尽的下场。亲共的杨登羸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特派员，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员，便让他去逮捕和处决。
在国共内战期间，中共情报战线直达蒋介石身边，国防部作战次长、掌握国民党调动军队大权的刘斐中将竟是中共地下党。在被调动的军队自己还不知道时，延安就已经得到情报，并据此而拟好作战计划。
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和亲信随从熊向晖，将胡宗南大军进攻延安的计划通报周恩来，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来曾经得意的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扣留蒋介石的兵变。越来越多的资料揭示出，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张学良身边已聚集了许多共产党的特务。地下党员刘鼎，经宋庆龄介绍到张学良身边。而杨虎城的身边，夫人谢葆真直接就是共产党，在杨的军政治部工作。后来官至外交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王炳南，当时是杨公馆的座上客。正是他们这些杨、张周围的许多中共党员直接策划了这次兵变。
为保全自己出卖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
中共1949年在大陆建政后，周恩来任总理，时间长达三十多年。在公众面前，周恩来外表温文儒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但揭开假面具，其为保全自己、出卖别人的特务本性暴露无遗。
1955年4月，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前往印尼，却还下令代表团工作人员按原计划登机，以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确保他自己的安全。周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致使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因飞机在飞行途中爆炸丧生。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周恩来受到了冲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泯灭人性。
阮铭发表在94年的文章《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里写道：“我记得在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过后一年，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周恩来的亲兄弟周恩寿的逮捕令也是周恩来签的字。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至友，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当时孙维世才六岁。文革时，身材婀娜、仪态万方的孙维世到死也没有想到对她含情脉脉的“干爹”把她送进了死亡的深渊。周恩寿怎么能想到自己那贵为总理的亲兄弟亲手签了逮捕令。
成元功从延安时期就给周恩来担任卫士和卫士长。文革时期的1966年，周为了保全自己，屈从江青的要求，让中央警卫局逮捕成元功。警卫局局长汪东兴都觉得江青无理，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东兴仍未同意。后来汪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特务人生的结局
共产党本身是一个残暴的邪教组织，与毛泽东一样，周恩来为攫取权力，几十年中与中共相互利用，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拖向深重的危机，罪恶滔天。
但是，周恩来生前欺世盗名，竟博得“人民的好总理”的虚名，更有甚者，有人对其心醉神迷，甚至顶礼膜拜。
1976年，周恩来因病死亡，北京长安大街出现了哭送“好总理”的壮观场面。当年4月5日清明节，又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四•五运动”。那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有人眼含热泪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这是中国人的不幸、悲哀！
这一方面归功于中共对人民的洗脑宣传，而另一方面说明周恩来伪装、欺骗的特务伎俩达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程度。周恩来身居中共政权高位，几十年不倒，被称为“不倒翁”，这也与周不讲道德原则、随心所欲的使用各种特务手段不无关系。
善恶有报是天理。临死之前，罪孽深重的周恩来惶恐不安，给妻子邓颖超留下“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远离中南海”的遗嘱。
毕竟纸包不住火，如今，周恩来的假面具已被揭开，暴露出其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真面目。
（好文重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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