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8日，广州至长春的列车上挤满回乡过年的旅客。在为期四十天的春运期间，中国大约有2.2亿人搭乘列车旅行。（AFP）
一年一度的春运之灾成为媒体不变的话题，连媒体人自己都兴奋不起来了。不过，面对如此巨大的人口流动事件，你又不能不把它当作一个新闻来处理。至少，每年都有新数字和新状况。去年春运的规模突破30亿，今年估计突破34亿。
我记得大约十年前当铁道部为加速高铁投资进行宣传的时候，他们曾经试图制造一个幻觉，当高速铁路网络建成之后，春运之灾将大为缓解。今天，你已经找不到描绘这个图景的专家们了。现在凤凰卫视请来的专家给出的最新权威言论是，要解决春运问题，要么就把客运能力提高十倍，让百分之九十的运力经常闲置，要么就把春运期间的价格提高十倍，让高价壁垒打消百分之九十的人春节旅行的念想。换句话说，春运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但是，这位专家显然有意忽略了中国春运之灾的根本原因是亿万农民工被迫在春节前结束劳动合约，除了回到农村的老家，无处可归。因此，有的所谓经济专家提出用车票高价来平衡供求的方案，无异于逼著农民工马上造反，因此是一种荒诞的主张，不可能被当局采纳。
农民工这种高度“中国特色”的劳动制度，是中国最具爆炸性的社会因素。它把中共制度化的城乡对立和贫富差距，以最直接、最不可持续的方式呈现在大城市和富裕地区，为中国的未来种下了极大的不确定性。
即将上任总理的李克强，决定把城市化作为他建功立业的主要方针。人们不禁会问，李克强的城市化能不能终结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与和谐，从而终结中国目前的众多社会灾难，包括终结一年一度的春运灾难？
从逻辑上推理，城市化至少能够大大地缓解一年一度的这种人口大迁移，因为许多农民工可以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因而无需一年签一次劳动合同，甚至一年换一个城市打工，这样也就无需每年春节都不得不回农村过年。
但是，李克强的城市化愿景实际上并没有回答一些要害的基本权利问题，中国的劳动体制和人口迁徙模式依然极为含糊不清。比如说，未来进城打工的农民，是否可以自动地获得当地居民的权利？而且，一个要害的问题是，对于同一岗位，本地居民有没有优先被录用的权利？雇主对外来的、没有本地居民权的劳工的工资歧视是否违法？还有，随迁子女和老人的权利如何界定？如何避免对他们的歧视？如何避免同一个城市有几种不同身份权利的局面？
事实上，我们看不到李克强的城市化蓝图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任何实质性的回答。这说明李克强的城市化其实不可能消除目前中国大规模剥夺外地农民工的基本劳动制度，因此，不可能铲除中国春运之灾的根源。
从李克强关于城市化的各种言论来看，他完全不能摆脱GDP主义的思维。他的城市化打的算盘和当年朱熔基加大投资“铁公鸡”（铁路、公路和机场）的算盘是一样的，他甚至以为城市化的算盘比铁公机更高明，因为城市化对居民收入的刺激更大。
不知道李克强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他的城市化“工程” 的社会和政治风险要远远超过朱熔基的“铁公机”，因为朱熔基的"铁公机"回避了人口迁徙这个最困难的问题，而城市化则不可能回避这个难题。
不过，不管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李克强高调鼓吹城市化，同时又回避城市化的各种权利难题，反映了中共新领导人的一个真问题，那就是他们对于面对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其实并无良策，他们的所谓“三个信心”也没有什么根据。
因此，李克强即将大力推行的城市化，将不可避免会成为加速中国社会和政治危机之举，不要说这个城市化不可能终结一年一度的春运之灾，而且在所谓“城市化”推进之后，这个春运之灾会更有可能成为引爆各种危机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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