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政权为何会落入波尔布特这样的人手上在国际社会上至今是一个值得争论的话题，但美国在其中无论如何都是脱不了干系的。当时美国正忙于越南战争，美方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自然是不满的，且当时的柬埔寨已成为北越的庇护所，于是在69年3月起，美国便派飞机轰炸柬埔寨本土，且暗地里扶植了亲美右翼势力郎诺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而在1973年对柬埔寨领土的大规模轰炸中更是造成了数万名群众的死亡，柬埔寨领导人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本身都是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的人，中学便开始参加反法斗争，家庭富裕，法国留学，在激进思想的摇篮法国接受共产主义，加入法国共产党，有优越的背景最后确选择共产主义思想注定了他们的追求或多或少带有理想和虚幻的色彩。美国的强行轰炸犯了众怒，导致柬埔寨的平民，僧侣，甚至是右翼政府的官员转向了高棉政权。
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后，便一刻也不停留的进入他们改造社会，建设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的模式当中，事实上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管理大城市，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它会腐化群众和干部，要想建设出理想的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于是在胜利后波尔布特便宣布全国取消城市，城镇人口必须往农村迁移，但当时红色高棉给出的理由是美军轰炸在即，市民必须前往农村避难，三天后即可回家，迁移的市民恐于美军的轰炸，因为对他们来说，美军轰炸并不陌生，于是只能听信于这样的谣言，因是暂时避难，并没有充足的物质准备，这些人并不知道红色高棉正准备在柬埔寨推行一条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更左的路线，波尔布特等人想要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柬埔寨跳过所有实行共产主义的中间过渡步骤，直接建设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社会，于是在三天后，200万人口的金边只剩不足三万的居民，只有一家商品，没有小汽车，人人均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迁移的途中。
红色高棉随后废除了宗教，医院，学校，法律，货币，邮电通信，解体家庭，禁止商品交易，甚至是以物易物的原始商业模式都被禁止，人们被强制生活在农村合作社里，衣食住行家庭生活皆被强行设定在一个模式下。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他们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来的市民划为“4月17日人”，而把根据地的农民划为旧人，后者实行对前者的监督教育，看起来像是后者奴役前者，但在处处皆有组织的情况下，这些旧人也跟市民一样，是被奴役的对象，被摆弄的棋子。除了这种划分外，他们还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力者和候选者，候选者的意思便是权利不完整者，之后又从这两者中进一步分为一级完全权利者，即亲友中未有人为郎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人，二级权利者，即亲友中有参加革命的又有人在郎诺政权下服务的人。除此之外，旧政府官员，军人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僧侣都是重点的改造对象，红色高棉在全国建设严密的监控网，不易改造的则会被人体毁灭，更有甚者，连戴眼镜的人都被当做知识分子予以消灭，到最后，全国只剩不到10个专业人才。在经济上，红色高棉在废除了各种经济行业之后准备建设一个以大米生产为主要基础的农业大国，并靠大米出口建设经济，红色高棉提出了每公顷产三吨大米的指标，之后又宣布了四年计划，而那些从城市遣送而来的4月17日人则被当做无偿的劳动力在柬埔寨西北地区的主要产粮区开垦荒地和修建水渠，大量劳力因过度劳累饥饿，疾病而死，红色高棉往往把劳力的减少视为阶级敌人的有意破坏，于是乎又在内部进行大清洗，把被怀疑的4月17日人处决，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者，即农民，4月17日人的监督者，在国家进入疯狂的状态下也成了驱使的对象。“一些幸存的“4月17日人”回忆说，在每周两次由红色高棉人员或“根据地人”召集的“生活方式”会上，总是重复这样一些问题：“你和革命一致了吗？你还在想念你的个人财产吗？你劳动时是真的感到愉快还是只好去干？你还想念你的老婆孩子吗？”
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地点，这在夺权之前便实行了，夺权之后，全国强制推行了各种合作社，男女强制劳动队，一个家庭里的成员会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到各种不同的组织里去，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组织安排婚姻，婚后夫妇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能唱革命歌曲，跳革命舞，人们被禁止自由出行，就这一点，毛主席有十分“独到“的结论：人怎么能随便走来走去呢。吃饭的时候统一到公共食堂吃饭，至此，私人空间被消灭殆尽。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红色高棉把解体家庭当做是他们其中的一个伟大成就，但同样是他们，把自己的家庭结合得最紧密，举个例子，红色高棉西南区领导人独腿塔莫，因血腥清洗而有屠夫之称，他把自己家庭几乎所有的成员都安排进了西南区党政军要职，包括他的两个姻亲（地方区一级党组织领导人），四个儿子（从工厂党的书记到军队师一级指挥官），五个女婿（从地方省一级的书记到金边唯一的波成东机场司令），五个女儿中一个是TramKak区的书记。
“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其中柬埔寨的2万越南裔全部死亡，43万华裔死了21.5万，1万老挝裔死了4,000，2万泰裔死了8,000，25万伊斯兰教徒（Cham）死了9万，这些数字都超出高棉人死亡的相应比例。“
1978年秋，就在红色高棉还剩不到三个月的寿命的时候，党内酝酿过实行改革，改革的地点从教育开始，几百名从西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清洗和屠杀之后只剩下不到十五人，这些人接到命令去办一间技术学院，招收三百名学生，但有材料显示，4月17日的子女仍旧没有入学的权利，他们还考虑过恢复使用货币，以求能带领柬埔寨走上改革开放，但此时柬埔寨人显然更愿意接受一个由越南人扶植起来的，起码能让他们免于死亡，家庭团聚的政权，红色高棉不给柬埔寨人以生的机会，自然也别指望柬埔寨人给你重生的可能。红色高棉的下场告诉我们，独裁终究会被唾弃，独裁者即使未被审判，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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