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贵州铜仁地区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辖今牛郎镇、大兴镇和沙坝乡），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该区以追查“反革命”为名，以群众运动取代公安机关，采用五十多种酷刑，破获所谓“反革命”组织36个，“反革命”组织成员1359人，涉及贵州、湖南两省4县；致死37人，另有263人被折磨致残。
事件的导火索，竟是一个地主子弟放的一个响屁。
横祸
1976年1月18日傍晚，牛郎大队鸡公田村，参加工程施工的四茶大队四茶村的社员们吃完晚饭后，围着几个火坑烤火取暖。由于晚餐喝了点酒，有几个年轻人就拿地主子弟龙政云的婚姻开玩笑。龙政云虽然心中不快，嘴上未敢作声，却放了个响屁，引得哄堂大笑。小伙子们继续开他的玩笑。龙政云借着酒劲，放出一句狠话来：“你们再说，我杀死你们几个！”
坐在龙政云对面的大队贫协主任田某闻言冲了过来，抓住龙政云的衣领，说：“恐怕他敢呢！扭他到公社去！”
其他人连忙过来劝阻：大家都是开玩笑，不要当真。龙政云的父亲龙德灿看到儿子闯了祸，急忙过来求情，田某也就放了手。
这件事，本可了结了，但不知谁又告到了工程指挥部。龙政云被捆到指挥部受审。受不了民兵的殴打，龙政云只好交待说他父亲龙德灿、叔父龙年灿、族兄龙茂云准备和他一起杀人。
武装部长听后，又把龙德灿、龙年灿、龙茂云三人叫到工程指挥部吊打逼供。龙茂云交待，沙坝公社他远房姑父吴宪保说他们那里有几千人要杀人，要暴动。（中共贵州省委信访处：《苗乡风云》，载《春风化雨集》，上册，309-320页，群众出版社，1981年）
武装部长拿逼供出来的线索，向区委书记龙文飞、公安特派员欧献庭汇报。欧献庭立即打电话通知沙坝公社把吴宪保抓到公社审问。审了两个星期后，也没交待出什么问题，吴宪保被放回家。
追查
1976年4月5日，北京发生了群众抗议“文化大革命”的“天安门事件”，该事件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一时间，阶级斗争的形势又紧张了起来。
于是，吴宪保又被叫到了公社，白天劳动，晚上受审。
4月12日，松桃县委书记石孟明到牛郎区接待省城摄影记者。石孟明说：牛郎的工作抓得不错，但更重要的是要抓阶级斗争。听说牛郎出现了“反革命”问题，不能轻看。对“反革命”要狠狠打击，一是镇压，二是惩办，决不手软。
5月7日，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对深入开展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斗争做了具体部署，把开展追查“反革命”破坏活动作为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重要内容（背景是“总理遗言案”和“天安门事件”）。
5月10日，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在牛郎区委常委会上传达公安部关于“追查谣言”和“追查反革命”的两个紧急通知，并联系牛郎区的实际情况说：牛郎确有“反革命”组织。
5月19日，在松桃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石孟明发出号召：立即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两个高潮；立即掀起一场“追查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6月6日至7日，牛郎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各公社书记参加。龙文飞具体部署牛郎“追反”：区、公社、大队三级都要办“交待问题学习班”（简称“交待班”），按“一般成员大队办，骨干分子公社办，主要头头区里办”的原则，把需交待问题的人员分别送进各级“交待班”。
此前，吴宪保在酷刑之下已经交待出有“地下党”、“民工队”等“反革命”组织，二十多个成员，其中包括其妹夫欧六章，妻子的族兄龙德灿、龙年灿，妻子族侄龙茂云，中学同学杨再德、向玉厚、舒典月、田兴和等。这二十多人还不足以让全区5个公社28个大队的“交待班”都有“学员”，于是就把1975年已经查过的由铜仁牵连过来的所谓“复兴党”成员尹修应、杨正荣等人，以及被检举“投机倒把”做生意的尹修武、吴炳称等人统统抓来进“交待班”。会议决定尹修武、吴宪保、欧六章等5人作为主要头头进区“交待班”，其余进各公社、各大队“交待班”。后来有一个公社和两个大队没有办成。
7月7日，召开全区革命生产大检查会议，龙文飞要求各公社抽专人搞“追反”工作。各个公社都现场报了名单，牛郎、木寨、沙坝、银岩四个公社都以武装部长为首，人数7至9人不等；大兴公社报的是以派出所指导员田井华为首的19人专案组，力量最强。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兴公社却没有办“交待班”。整个“追反”运动中，大兴公社仅白岩大队追出24个“反革命”，除1人致残外没有死一个人。
龙文飞在会上要求凡进“交待班”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做到“五交待”：1.交待“反革命”组织名称；2.交待“反革命”的目的；3.交待“反革命”的计划纲领；4.交待“反革命”活动的方式方法；5.交待上下联系人员。公安特派员欧献庭强调，审问时要作好统一规范的记录，各公社要相互联系以便共同掌握情况。
7月10日，牛郎公社召开“追反”动员大会，同时把劳改释放人员龙侯生等人以及“不老实”的“四类分子”拉来陪斗。其他公社派代表参加。大会由区长龙金明主持，区武装部长、“追反领导小组”组长彭忠顺发言。
7月19日至20日，在木寨公社召开牛郎、沙坝、木寨三个公社书记、武装部长参加的“三社”会议，总结部署“追反”工作。会上，龙文飞表扬了牛郎公社“追反”进步快，效果好，革命生产抓得好；沙坝搞得早，提供了不少线索，但是运动还只是少数人搞；木寨公社有点求稳胆小。银岩和大兴两个公社因在“追反”中没什么成绩，而被排除在会议之外。
54种酷刑，37条人命
专案组规定：一个人供就听，两个人供就信，三个人供就定。龙文飞公然说“蜡烛不点不亮，‘反革命’不打不招”。专案组自制多种刑具，施用54种酷刑，对进“交待班”的人员百般折磨。于是出现子供父、兄供弟，亲戚朋友，同学熟人互供的情况。木寨公社毛坪生产队共有19个男性主要劳动力，其中12人被打成“反革命”，9人进“交待班”；区机关一百三十多人，被供出有53人参加“反革命”。（《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
“追反”运动所制造的恐惧是空前的。
牛郎公社格老大队社员梁志根从大队交待班逃出后，在野外生活了42天。
专案组自制的脚镣手铐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麻昌贵供图）
长达三个月的“追反”运动，先后有486人进“交待班”；在“交待班”中，有6人被枪杀，13人被虐死，有13人受刑不过自杀而死，受害者亲属受连累死亡5人，共导致37人死亡。打伤致残263人。（《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被预谋整死、但因某些原因未死的18人。
大多数被抓进“交待班”的人都是因为与干部有些私仇旧怨。沙坝公社红星大队凉风坳生产队陈祖前、陈仁培、陈祖武三兄弟就曾因民兵连长陈述炳奸污堂侄女而捆绑过陈述炳，结果三兄弟都在受刑中死亡。牛郎公社牛郎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向某在1969年欠生产队两百多元，仍要生产队会计保管员胡淮称足粮食给他，胡淮按照生产队“欠款不发粮”的规定不答应；于是向某就怀恨在心，在“追反”时胁迫受害者刘某搞死胡淮。银岩公社婆洞大队龙世恒之死则是因为其母曾被大队支书龙某强奸未遂（大概是1952或1953年，当时龙世恒十四五岁）；龙世恒成年后对此事耿耿于怀，常常说些风凉话来讽刺龙某；龙某乘“追反”之机，置龙世恒于死地。银岩公社尖坡生产队队长龙世明因与龙兴茂老婆通奸，于是借机整死龙兴茂后与其妻结婚。
“成绩”
从6月14日区“交待班”开班，到9月中旬“交待班”被勒令停止，牛郎全区共抽出435人专案人员（审讯员、记录员、看守员、巡逻员）进行“追反”。破获的“反革命”组织名称有“红卫兵”、“卫兵团”、“青年军”、“民青团”、“起义团”、“同盟党”、“新民党”、“自卫党”、“白虎团”、“猛军”、“红色战队”、“防共自卫党”、“湘西回乡团”、“571”、“517”、“703”等36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中共铜仁地委关于松桃苗族自治县牛郎区“追反”冤案平反昭雪情况的报告》，1978年10月11日）有1359人上了“反革命”名单，其中牛郎区有1253人。而当时牛郎区总人口35160人，主要劳力仅11480人（含青壮年妇女）。被打成“反革命”的都是青壮年男性。如果男女比例为1：1，则每5个青壮男人中就有1人是“反革命”。
“学员们”交待的“反革命”手段、纲领、军事组织结构等如同儿戏，漏洞百出。
反革命手段：1.杀干部的方法：偷干部家的鸡，干部以为是野猫偷鸡就出来查看，这样就乘机下手；2.放火烧集体的仓库，等干部出来救火，乘机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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