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哀叹中共对佛教传统的破坏,余华却观察到地方官员利用“封建迷信”进行有效的管理。程翔则认为,穷兵黩武的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出现大倒退。
香港正在展开“占领中环”运动的讨论,前不久中共驻港部队连续举行两次军事演习,电视报道中出现枪口对准中环的画面,旁白说他们“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政治评论员程翔在《明报》发表文章《请问中共:除了武力外,你还有什么?》,认为中共炫耀武力,威胁香港民众,输了道理,输了诚信。
程翔认为中共在香港问题上出现五大倒退,其中说,“香港人翘首以待凡30年的普选诉求,却变成帮助中共筛除政治异见分子三道关卡的其中一道。换言之,我们设想的是通过真普选来促进民主,但中共却通过假普选用来打击异己,而且可以沾沾自喜地说,它属意的人是通过‘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这样的‘普选’何其荒谬!”
除了武力外,还有什么?
程翔说,制订《基本法》时,中共懂得引入《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因为它知道这是好东西,写入《基本法》不但可用来安抚港人之心,使大家接受《基本法》,也可用来向国际社会昭示它信守‘一国两制’的决心”,“可是20多年后当香港人要求落实该公约的相关条文时,却说什么‘西方的花虽好,却不能移植到香港的花园来’。同一条国际法,中共的态度是‘前恭后倨’,这不是倒退吗?”
毛泽东会很生气?
知名作家余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毛泽东会很生气》,谈论中国社会“封建迷信”死灰复燃。毛泽东在“文革”中掀起“破四旧”运动,扫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其中包括文物和寺庙,以及端午、清明和中秋这些传统节日。
三十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已经造成社会的不稳定。2010年中国发生18万起群体性事件,比2000年增加四倍多。余华指出,中共早就意识到毛泽东时代和改革开放初期曾经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开始失效了,为此培养官员的中央党校和各地的党校都在调整教学计划,而且每年派送高官到哈佛大学学习西方的管理。
但是,余华说,现实情况是,“他们往往发现,反而是毛泽东痛恨的封建主义那一套成效显著,让现有政权在危机四伏里仍然稳固”。随着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开启了另一个时代。被批判和破坏的封建主义的四旧转瞬间成为了传统文化的瑰宝。 “有趣的是,曾经被共产党批判为封建主义的那一套,正在成为一些精明能干的共产党地方官员的管理手段”。他举例说,南方某城市区长利用风水先生来化解老百姓对迁坟的愤怒,另一地方的官员在建筑材料上写上“建庙用”,有效阻止了人们的盗窃行为。
余华说曾经这样回答记者提问:“如果毛泽东知道他的中国变成今天的模样,会很生气地要求取下自己的画像。”有人认为,“文革”和现在的状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习近平前不久在讲话中说,“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佛教圣地与房地产开发
西安兴教寺既是玄奘大师和窥基大师的埋骨灵所,也是很多佛教徒及普通游客心目中的圣地。最近西安市政府,却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名义,将其列入拆除名单,舆论大哗。
中国西安市政府造了一个概念“申遗性拆迁”,计划除了玄奘大师等人的灵骨塔外,拆掉一切伽蓝僧舍,留下来的空地用作“绿化”,附近土地再做房地产开发之用。僧人则另建寺庙安置。人们认为,这是政府利用文化遗产为房地产开发谋利的典型例子。
评论人梁文道在香港《苹果日报》专栏中透露,兴教寺的僧人们今年三月接到通知之后,就开始被陆续迁至一个“宿舍”暂住,每天可以回寺八小时,大概就像我们上班一样。“可见在主事者眼中,寺庙和僧侣的关系无非就是办公室(或工厂)与劳工的关系,也算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发展之道”。
梁文道描述了法门寺的现状。“在游人如鲫的那个‘法门寺’里,你是很难看到出家人的,因为他们多在旁边另一座真正的寺宇之中。现在用来安放佛骨舍利的法门寺,其实是个新修的佛教文化主题公园,非常宏大,也非常古怪,到处都有喇叭播放类似梵呗的罐头音乐”。
更奇怪的是,进了山门之后,有一个空着的佛陀的莲座,供游人拍照。梁文道说,“这好比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教堂的广场上立了一个空的十字架,好让人上去模仿被钉的耶稣,留影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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