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 忆文革好心背摔伤女学生被称流氓

Saturday, September 14, 2013

忆文革好心背摔伤女学生被称流氓

【看中国2013年09月15日讯】小院，月明星亮，蟋蟀唧唧。

我躺在梧桐下树的竹椅上，眯着眼，摇着巴蕉扇。

妻在屋里哄着铮儿，录音机里送来优美的声音：“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是呀，再不用担心那随时可能降临的“石头雨”了。我是很不愿回忆往事的。可是，白天一位老同学来访，“文革”中，我俩是势不两立的两派，他的来访，触动了我那根沉睡的神经，蟋蟀更是顽强的叫着我记忆的大门。

十多年前，我虽十三岁，却是遵义某小学里的红卫兵头头。斗争、斗争，紧张充斥着我的生活，可也波及到我的家庭，父母、哥哥、姐姐，全家人都为我担惊受怕，可又不能说什么。受社会的影响，我们这些才十来岁的娃儿也分成两派，另一派的同学常常在深夜把碗大的石头从墙那边扔过来，我家与学校只隔一堵土围墙，一阵“石头暴雨”刮过来，把本就梁歪柱斜的小青瓦房又开几个“天窗”。

叫人难忘的是边比我大两岁的姐姐也因我而遭殃。那天傍晚，老远就看见一大群人从胡同口奔我家而来，我忙从后门去搬救兵。见我不在家，他们就把一大瓶墨汁泼在我姐身上。

然而，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却是另一件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夏季的一天清晨。太阳火红，火红。我来到学校，那时，我是负责学校治安的保卫排排长。刚到红卫兵办公室门口，学校革委会主任XXX叫住我，要我赶快集合保卫排的同学去抓坏人。抓坏人？那不含糊。我一声令下，十多名扛着红樱枪的战士就和部份老师出发了。去那里？抓谁？我不知道。

到了当时遵义地区医院门诊部前的空地上，我们等了一会，才几分钟功夫，就见几个老师挟持着一个又矮又瘦的男子从门诊部出来，男子手中还拿着病历本。

是他，他是坏人？我心中大吃一惊。张老师，张朝珍老师！他什么时候变成了坏人？他不是受同学尊敬、爱戴的好老师吗？他一直是我们的体育老师，还教过我哥，我姐。文革前，由于我喜欢足球，被选入校队，多少个清晨，他领着我们迎朝阳；多少次训练，他领着我们顶烈日，送晚霞，终于夺得了遵义市小学生足球赛的冠军。如今，他怎么成了坏人？他为什么要当坏人？

不知是谁把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挂在了张老师脖子上。牌子上写着“流氓、坏分子张朝珍”，名字上还用红笔划了叉。这牌子从那来的，我不知道。

队伍成双行往回走了，我和另一名同学押着张老师走在前面。路人盯着我们，也许在赞扬我们的革命行动，也许在对坏人表示愤慨。可我只觉得他们的眼光像一支支饱蘸浓墨的笔，在我脸上画着一个个问号：“？？？？……”。我小小的心房那装得下这许多问号。不由得低下了头，盯着张老师的脚后跟，机械的跟着走。不知怎么的，我一下子抬起了头，望着碧兰的天，望着那几朵浮动的云，突然觉得不是我押着张老师，而是张老师拿着足球冠军的奖牌领着我们接受观众的检阅。

回到学校，立即召开批斗大会，会场在南楼二楼的一间教室，看来也是早就布置好了的。张老师站在讲台前面，脖子上挂着的那牌子，垂在胸前。我和一位同学在他身后，用红缨枪对着他的腰，相继有几个人发言，说些什么，我没注意，我在想金鱼缸。

那是两个星期前，我到张老师家玩，发现张老师用自制的玻璃缸养了好多金鱼，红的，黑的，金黄色的，鼓眼睛的，大尾巴的，……。漂亮极了。在我的要求下，张老师答应给我做个鱼缸，送我几条鱼。这不，前天我才把五块玻璃送到张老师家。如今，我这个保卫排长，怎么能再去他家。真遗憾，金鱼养不成了，张老师要是迟两天当坏人，那该多好啊！

忽然，一个尖尖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原来是我们班的一个女同学冲上讲台，她叫XX。瘦高的她哭泣着说：“张朝珍是坏人，流氓。有一天上体育课，我摔伤了脚，他要背我……

XX的发言在人群中引起骚动，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打倒流氓张朝珍”“打倒坏分子张朝珍”，屋顶似乎要塌下来。我正不知所措，一个男同学站到我身边，低沉的说“我来，我来押他！”。他叫XXX，像牛犊一样壮，比我大两岁，个比我高，比张老师还高出一头，不管春夏秋冬，他总穿着一双反毛皮鞋，这个保卫排的排头兵满脸怒气的接过我的红缨枪。

谁知，我刚转身，“咣”两支红缨枪就交叉架在了张老师的双肩上。我那两名战士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下压着红缨枪，连脚尖都踮起来了。很快，两名战士就汗流满面了。看着张老师双手端着白底黑字的牌子，瘦弱的双肩扛着红缨枪传来的两位学生的体重。我心有不忍，却无可奈何，出声不得。突然，我心里一动，还是我上去把大个XXX换下来。可我还没动，“扑通”一声，张老师已经倒在地上了。“装死，把他拉起来……”有人叫道。

这以后，我就经常看见张老师提着扫帚的身影，游动在操场上，每逢这时，我就躲得远远的，我实在怕见着张老师。

“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妻子叫我了。

蟋蟀唧唧。录音机还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可我的心里，却有着那么一丝抹不去的内疚。愿过去的永远过去，不要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