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 支持学生办刊被处决的一级教师

【看中国2013年09月19日讯】1962年10月的一天，刚吃完中午饭走出食堂，一年多前和我同时从西高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同学赶到我身边，压低声音悄悄说：“张老师，张遥青，枪毙了！”



我直瞪着他的眼睛，以为他在说笑，回了句：“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个同学所说的话。张遥青老师是个什么人啊，西安教育界德高望重鼎鼎大名的一级教师，在日甚一日的老百姓已经吃不饱饭的困难处境中还享受着一定程度的特殊照顾，怎么可能被枪毙呢？何况一个多月之前快开学时我还回西高去看过他呢——稍早一点，七月中旬，他作为高考阅卷委员住在西北大学时，我也去看望过，同他一起吃了顿饭。



但是那个同学黑着脸，根本没有说笑的意味。他仍是压低声音悄悄说：“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你自己去看吧。”



我脑子嗡的一下蒙了，不愿相信却又不能不信，急忙奔出学校，向北疾行，要到城里去找布告看。只奔了三里路，离城还远着呢，就在八里村办事处门口看到了一张。那张杀人布告的主角果然是张遥青，但是名字前面加了“反革命分子”的标记，名字上还用红笔打了叉。布告末尾写得清清楚楚：“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在这晴天霹雳猛击之下，我几乎瘫倒，在办事处门口痴痴地呆立了半晌，才拖着已经无力的双腿慢腾腾地返回学校。



据那布告所说，张遥青的主要罪状是支持一些青年学生成立《现代人》反革命集团。他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后台。



这是我根本不知道也根本不相信的事情。



我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在兰州进入高中的，头一学期基本上没读书，大部分时间在工地上大炼钢铁。1959年春，我回到西安，转进二十中续读。这是一所只设高中的名校，建立于清朝末年，最初叫陕西省高等大学堂，换了几次名字之后，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叫陕西省立西安高级中学，简称西高，在大跃进开始前的教改中才改为西安市第二十中学，但是人们仍习惯地称为西高（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又正式改回了西安高级中学的原名）。

在西安，能够进西高读书是一种福气，能够在西高教书当然更不寻常。而在那群不寻常的教师中，张遥青又是鹤立鸡群的名师。他历来只教高三语文。西高每个年级有八个班，每个语文教师教两个班。所有在西高读书的学生，从高二升到高三时，都盼望张遥青给本班教语文课，实在不行，那也希望碰到另一个名气稍微次一点的张希达老师。我所在的六一级六班，到高三时居然交上了最好的运气：语文张遥青，历史张展直，代数白毓元，几何弓矢石……都是顶呱呱的名师。全班同学无不欢欣鼓舞，觉得自己在一年后的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有了莫大保证。我从上初中开始一直偏爱文科，将来上大学也只想进中文系，因此对其他科目的老师是谁并不在乎，而对张遥青给本班教语文则格外高兴，兴奋程度无人可比。



起初，我同张遥青的关系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作为语文课代表，要负责收发全班同学的作文，因而有机会隔些日子就到他的宿舍去一次，但总是很快离开，不好意思或者不敢停下来和他多说什么。我对他，不是一般同学那样的简单崇拜，还带有几分敬畏。在我看来，他的课真是教得太好了。每篇课文，无论记叙文、抒情文还是议论文，无论小说还是诗歌，无论现代的、古典的还是外国的，他都能清晰透彻地把时代背景、作者情况、文体特征、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技巧和成语典故等等详细介绍给同学们，还经常穿插讲解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知识，指出同学们易犯的错误以及防止和纠正错误的途径。

当然，这些本是一般语文教师都应该做到的，但是一般语文教师很少有人能做得那么好——深入浅出而又生动有趣，既吸引人又令人难忘。更重要的是，他还以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洞见给同学们讲授了不少课本之外的东西，比如结合某些课文的内容适当介绍中外文学史的相关片断和社会思潮之类，使同学们大大拓展了知识领域，在思路和思想方法上不断有所收益。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听他一节课竟比以往听别的老师一年课还有用。更让人难忘的是，隔周一次的作文，他不是像其他老师那样只管出题目让同学们自己去写，而是在出了题目之后先启发同学们审题，再引导同学们根据题意谋篇布局，并举例说明应该怎样正确地遣词造句。他批改作文的高明和精当也是其他老师所不及的：既不是只简单地打个分数和写几句评语，也不是随心所欲地大删大改，而是恰到好处地适当调整一些字句就使文章变得通顺流畅，然后通过旁批和总批指出得失及出现问题的症结，从而在根本上帮助学生有效提高写作水平。

对这样优秀的一位教师，同学们自然格外敬佩，大家都想尽量多从他那里接受一些教导，哪怕只是多和他说说话也好。我尤其如此。但他除了上课之外，总是只呆在自己宿舍里，似乎不同任何人交往，而且总是不苟言笑，平时在校内碰到什么人也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就不能不使我对他产生敬畏心理了。此外，我当年十六岁，而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我在他的面前也就不能不感到拘谨。这种情形持续了大约一个月。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打听张遥青的任何情况，所以，他的身世啊，经历啊，在过了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也丝毫不知，只是听他说过，他的故乡是紫阳县。但是用不着问，谁都看得出来他是个独居的老人。即便是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决不到别处去，而且没有什么亲人之类来看望他。一日三餐，他总是踽踽独行，步履蹒跚地到教工食堂买点饭菜，拿回宿舍去吃，开水也是自己到灶房打。这种状况没过多久便被我觉察了，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看到这么可敬的老师竟然如此孤苦无依，我越想越难过，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惟一能做到的只是在生活上帮他做一点事情。起初只是扫地打水，到后来，双方都觉得自然了，我就什么事情都帮他做了，包括洗衣服和出外买东西。他烟瘾很大，而当时香烟供应奇缺，正好他宿舍门前有一块园子，我就在课余时间开垦出来，按照他的意愿精心栽种了许多烟草，供他抽了很长时间烟斗。入冬后，我每天一大早赶到学校，总是先跑到他宿舍去帮他生好煤炉再去教室上课；星期天不上课，我也照样一大早专门跑六七里路到学校去帮他生煤炉干杂事，把他照顾和服侍得尽可能周到妥帖。有时候，我帮他干完杂事，会在他身边坐一阵，和他各自读书，什么闲话也不说，只在遇到问题时简单问他几句。他有时候也会主动和我谈点什么，但基本上限于文学，从不涉及我和他都不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他和我一样，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十分喜爱，对英法德文学也很喜爱，特别赞赏托尔斯泰和雨果等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普希金和拜伦雪莱等人为自由而奋斗的精神。在他同我谈起这些时，我只是静静地听，默默地想，决不插嘴，但是在心里越来越觉得自己和他心灵相通，因此更加心甘情愿地不仅把他当成可敬的恩师，还把他当成最值得信赖的亲人来对待。



我和张遥青的亲密关系，在我自己看来是很正常的——无非是一种普通人之间应该有的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关系，只不过他的情况特殊，更值得同情，因而我对他的关切比常人突出一些罢了。我总以为大家一定也是这样看问题的，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非议。事实上，倒也真没有听到什么非议之类，只是后来偶尔听到有人把我说成了他的干儿子。好在绝大多数人都还对此抱着善意，在我面前所表现的也只是理解和信任。大概正因为如此，后来有一位老教师悄悄对我说，张遥青有过一个儿子，几年前突然自杀了，张遥青知道后只是跺了一下脚。我听了很吃惊，却什么也没有说，而且没有追问张遥青的儿子当时多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自杀。直到今天，这一切对我来说仍是个谜。



到了1961年4月，离高考只有半学期了，西高的八个毕业班按高考志愿重新编排为五个理工班，两个医农班，一个文史班。平时不当班主任的张遥青当了文史班的班主任，我还是担任语文课代表。从那时起，上的课大大减少，特别是我们文史班，数理化之类都不再上，只是在政治、语文、历史、俄语之外加了一门也是张遥青教的古文，因此，虽然张遥青的负担重了许多，同学们却大大增加了自己复习的时间。我经常在校园内找个僻静角落，下大功夫死记古今中外历史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条约以及俄语单词，除此之外，就把主要精力用于反复写文章和翻译古文。

我写的文章和翻译的古文，当然都要请张遥青批改和指点，这样，他就比平时为我耗费了更多心血。他对我的一些文章甚为赞赏，竟让人张贴在教学楼的布告栏里供同学们参考，甚至让其他学校借去给毕业班的同学当范文。张遥青的这种态度使我既感到快慰又深受鼓舞，我决心加倍努力，在高考中夺取最优异的成绩——我想，这对他也算是一种报答吧。当然，即便在那已经很紧张的关键阶段，我也依然每天抽出时间在生活上照顾和帮助他。我把这看成天经地义的事情，根本没有想过会不会因此对自己造成影响。事实上，我也并未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几个月后就是高考，我考得非常顺利，每门课都得了八九十分，不仅在本校，而且在全省拔了尖。按理说，既然如此，我就完全应该按照志愿被北大录取，因为我的成绩比北大、北师大等校在陕西录取的任何学生都高出许多。不料陕西省偏偏把成绩好的考生都扣在本省的高校，我们西高平均每门考分达到八十以上的十个尖子生，竟然没有一个被录取到自己所报的外地学校，我作为文科状元，只能被录取到列在第二志愿表的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我从多方面获取了相关信息，心中极为不满，多次口出怨言。张遥青却淡淡地对我说，无所谓，不论到哪里读书，关键还在自己。我听了他的话，觉得有道理，就改变了情绪，不再发牢骚了。从另一方面考虑，我觉得在西安读大学也好，可以经常回来看望和照顾他，继续对他尽一份心。



读大学一年级时，虽然陕西师大离我家和设在市中心的西高都很远，我也坚持每个星期天回家呆上一会儿就去母校看望张遥青。没过多久，他突然让我到东关索罗巷去跑一趟，说是他老婆住在那里，需要钱，让我送一些过去。我这才知道原来他还有亲人在世，但是具体情况是怎样的，我连一句也没有问。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再回西高去看他时，发现师母已经搬去和他同住。更令我吃惊的是，师母竟已瘫痪在床，吃饭、便溺都得靠他服侍。目睹这种情景，我伤心之至，就不由分说抢着帮他做这些事，而且从那时起，每个星期都挤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赶回西高去代他服侍师母，连洗屎洗尿之类也干。师母很快就同我熟识了，一听到我的声音就高兴地叫我的名字，但总是叫不准，把“贵仁”叫成“贵成”。我想，我经常去服侍她，显然已经使她把我当成了亲人，这多少会在她心里产生一些暖意，从而帮助她康复吧。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断在心中默祷，祝愿她好起来，健康地享受人生。但这只能是空想，她终于急匆匆地走了。大约只过了两个月，我在一个星期天又去西高服侍她时，她不仅已经过世，而且已经火化。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仓促。我哀痛莫名，却什么也说不出，而且什么也不想问。我只是在心里想，张老师这么优秀，这么可敬，却偏偏比一般人更不幸——儿子多年前莫名其妙地自杀，老伴又在病瘫之后遽然离世，现在，他可真是只剩下孤身一人了，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将是怎样凄凉和痛苦啊！当然，我会仍像过去那样，尽可能地去照顾和服侍他，但我总不可能经常守在他身边呀，何况有些事情是我根本给他帮不上什么忙的。唉，但愿他自己能够挺住，尽可能长久地挺下去。



在那之后，我还是每个星期天去看望张遥青，帮他做些事情或者陪他坐坐。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没什么变化，大部分时间只是读书，脸色一如往昔，沉静而严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而且不会发生。



就在那个时候，我碰到了一件多少有些意外的事情。



和我同时从西高毕业的一个同学，名字叫魏裕伟，虽然和我不是同班，却从高二开始就和我很熟悉，关系不错。他也很爱文学，但是没有考上大学。1962年暮春时节，他突然写信把我叫到他家，郑重地对我说：“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搞了一个文学社，志在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你在文学上很出色，又是中文系大学生，所以大家都想请你参加。”接着，他说了发起文学社的几个人的名字。这些人我大都没有听说过，惟有其中的首要人物张世昌，我虽与之从无交往，却是知道并且见过面的。他也是西高毕业生，比我和魏裕伟高一届，据说学习很好，却和魏裕伟一样没有考上大学，在家开了个修车店。另外那些人呢，据我猜想，恐怕也都是没有考上大学的。他们想聚在一起切磋文学，当然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我对他们大都既不认识更不了解，何况我实在太忙，很难挤出时间经常去见他们，就不想接受邀请。然而我又不便推辞——总不能让人说我这个大学生看不起他们这些落榜生吧！于是，我虽然不情愿，却还是在魏裕伟带领下，到西一路的一个小阁楼上同张世昌见了一面。张世昌看起来是个相当自信的人，见了我，矜持地表示欢迎之后就自顾自地侃侃而谈。他说，我们应该以俄罗斯文学为典范，以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为楷模，所以，我们把自己的文学社定名为“现代人”，并且要办一个二十世纪的《现代人》杂志。他还说，为此他已经同苏联方面取得了联系——给当时在中国很有些名声的《苏联妇女》杂志的总编辑亚弗襄尼科娃写了信，那位总编辑已经回信表示支持。

说实在的，我虽然很赞成以俄罗斯文学为典范，以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为楷模，而且一直推崇他们在沙俄时代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创办的《现代人》杂志，却不喜欢张世昌提起这一切时所显露的那种不知怎么会产生的自鸣得意的神态，也不相信他能真正理解和秉承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等人的精髓，更不赞成他同苏联建立联系，认为这和年轻人在一起切磋文学毫不相干。所以，我冷静地听他说完之后婉拒道：我和你们离得太远，而且很忙，不可能经常和你们一起活动。张世昌忙说，那不要紧啊，我们也没有更多活动，目前主要是把大家的作品集中起来，互相传阅和交换意见罢了。说到这里，他让我尽快送一些自己的作品过去。我想这当然可以，就在不久之后把一篇刚在写作课上得到老师好评的题为《塘》的抒情散文拿给了他。很快，《现代人》创刊号就搞出来了，是由几个人分别用稿纸抄写好钉在一起的。张世昌随即让魏裕伟传给我看。我翻了翻，其中除我的《塘》外，还有十几篇散文、小说之类，作者我基本上不认识，水平也大都很低，无论境界和文采都超不出普通中学生的作文，根本看不出普希金、果戈理、别林斯基的影子，真是愧对《现代人》的大名了。我想，也许经过一段时间努力会变得像样点吧，但是目前不行。



那时我在学校里的确忙得要命。尽管我在政治上一直不求上进，不是团员更不是党员，只想通过个人奋斗在文学上有所成就，但是有关方面认为我学业好，硬是让我担负了一些重任：系团总支办的《终南山》文学板报让我当副主编，校学生会办的《秦岭》文学板报让我当编委，校广播台则让我当编辑组长；此外，我还在班上担任古汉语课代表，并且是校足球队的队长。本来课程就重，又有这一大堆事情压在头上，我对自己看不上眼的《现代人》就更是无暇理会了，既没有对那个手抄本的作品发表意见，也忘了及时退还魏裕伟，直到一个多月之后，他来信索取，我才急忙给他送去。此后，我和他们那些人再也没见过面，并非有意却在无形之中断绝了关系。



也是因为太忙，我去看望张遥青的时间也有了较大间隔，变为半月一次甚至一月一次。我对他表示过愧疚，但他说应该如此，无须挂怀。



我同《现代人》那些人的短暂交往，一直没有对张遥青提起过。这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事情很小，不足挂齿；另一方面，在我印象中，他好像跟那些人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甚至很可能不认识，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讲。谁知我想错了。1962年7月初，我在各门功课都完成期末考试之后回西高去看他，刚坐下，他就主动对我说：“张世昌他们搞了个《现代人》，要请你参加，你千万别答应。这些人没有考上大学，对社会不满，和他们搅在一起没有好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起这件事情，也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是什么也没有问，只是随口应道：我并没有和他们搅在一起。张遥青说：那就好。



我历来尊重张遥青的意见，从不违拗。他让我不要和张世昌等人搅在一起，虽然本已不是问题，我也还是要认真听的，而且感谢他对我的告诫，因为这体现了他对我的爱护。当然，他所说的张世昌等人“没有考上大学，对社会不满”，在我看来并不是什么罪过，不应该受到指责，我也决不是因为这一点而不跟他们保持关系。如果我不是那么忙，如果我没有对他们硬把事情扯到苏联去的态度和做法产生歧见，如果我认为他们都是可造之才，我说不定真会和他们搅在一起，并且已经搅得很热火呢。真那样，我也不能算错。但是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对张遥青说出来，更没有以此同他展开争辩的意思。毕竟，他也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和反对张世昌等人；他只不过是为我着想，不希望我无端惹上麻烦罢了。



紧接着就是暑假，张遥青和往年一样到西北大学去当高考阅卷委员。在他的工作快结束时，我们中文系六五级的学生要到陕西师大设在大荔县黄河滩的农场去劳动一个月，我就在出发前赶到西北大学去看望他。使我微微有些惊讶的是，他的情绪异常低沉。他把我领到西北大学教工食堂，特意买了我平时很难吃到的肉菜让我吃，他自己则只是坐着，一动不动，而且一言不发。待我吃罢，和他一起步出餐厅时，他才压低声音对我说：“张世昌他们被捕了。”



什么？张世昌他们被捕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为了《现代人》吗？一些年轻人想在文学上有所发展，办了个同仁刊物，不论办得好坏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怎么说也不是犯罪呵，凭什么逮捕他们？



我又惊又怒，但是强自隐忍，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望着张遥青神色凝重的脸孔，为他隐隐浮现的痛苦感到不安。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上次在西高见面时他为什么明确对我说不能同张世昌他们搅在一起了；他显然在那之前已经风闻了某种不祥的消息，担心把我卷进某种灾祸之中，所以要及时劝阻我。他的确是真心爱护我啊！



至于他在提起张世昌等人被捕的事情时所显露的痛苦，在我看来纯粹是出于义愤。



我相信，他肯定和我一样，尽管对张世昌他们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却认定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权利罢了，谁都无权取缔和镇压！



新学年开始前，我和同学们从黄河滩回到学校，我匆匆赶到西高去看了看张遥青，就重新忙起了自己的功课和各项工作。就在那时，陕西日报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妈妈》，我欣喜之余，更加勤奋，所以很长时间连家都不回，张遥青那里也没顾上再去。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没问题，我很放心。



虽然这一次间隔的时间长了点，但也不过一个多月，我相信不会出什么事。



谁能料到，偏偏就在只隔了一个多月之后，却发生了夺取他生命的大事呢？



他居然被说成《现代人》的后台，戴上反革命帽子，抓起来枪毙了！



当我知道时，子弹已经击碎他那苍老、仁慈、博学、正直而且与世无争的头颅。



他的尸体可能没有人收殓，也许被野狗撕扯成碎片，啃掉了。



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



看完处决张遥青的布告回到学校，我在莫名的悲愤中思绪紊乱地想起了许多事情，但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如此。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不知道张遥青和《现代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事实上，据我推测，完全可能是张世昌等人找他支持和指点，他为了表示鼓励就首肯了。作为师长，他即便对求助的学生不满意，也是只会采取这种态度的。他决不会泼冷水！



我甚至敢断定，他对张世昌等人的具体活动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更不知道张世昌已经同苏联方面建立关系。他只不过是在精神上给了那些文学青年支持和鼓励罢了，目的无非在于帮助他们成才。



在我看来，无论他以什么方式支持了张世昌等人，也不能把他说成《现代人》的后台，因为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如果说《现代人》沾上了政治色彩，他是决不会在这方面给予支持的。他的支持，绝对只会限于文学范围。



当然，硬要把他说成《现代人》的后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说到底，《现代人》本身也没有错，更没有罪！一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为了实现理想而办这样一份同仁刊物，乃是他们理应享有的自由权利，岂能因此说成什么“反革命”，当作敌人对待？就连我不赞成的同苏联方面联系，也扯不到“反革命”的政治高度上去制裁和打击呀！虽然苏联已经被说成修正主义，正在被中共猛烈批判，但是张世昌他们只不过是同苏联的杂志社建立关系，目的只是在文学上求得发展，怎能因此给他们定罪呢？而张遥青，哪怕真算得上《现代人》的后台，哪怕支持了张世昌等人的所有活动，也根本没有触犯法律，凭什么抓他甚至杀他？



最令人震惊的是，只是在我最后一次见他之后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就那么匆忙而草率地完成了抓他、判他、杀他的全部过程，这是为什么？合法吗？



《现代人》的主要成员被捕，张遥青被杀，自然会使我受到牵连。



没过多久，系办公室就通知我：到新城区公安分局接受传讯。



后来系办公室又通知我：到人民剧院参加批斗《现代人》反革命集团大会。



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我才知道张世昌等人发展的成员中甚至有北京电影学院学生，还知道了《现代人》很快从手抄本改成了油印本。但是，除了所谓“思想反动”之类，我在那次批斗大会上根本无法获知把《现代人》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可靠理由，更无法获知迅速枪毙张遥青的可靠理由。



公安机关在学校配合下对我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宣布了我只是“受骗者”的结论，没有在刑事上追究我。但是，我在系里和学校里从此成了监控对象，我担任的《终南山》副主编和《秦岭》编委之类职务自然都被免去。有几次校内举行重大活动，还把我关在宿舍里，派人把守，不许我外出。



此后十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尽管形势不断变化，我的处境时好时坏，同《现代人》和张遥青的关系仍一直装在我的档案袋里，时不时地被某些人拿出来整我一下。1984年，陕西省出版局为了体现新的知识分子政策，要“重用”我这个当时很稀少的研究生，才把档案袋里那些东西清理出来。



也是在那个时候，比我晚两年从西高毕业，经过十多年折腾后到西安市文联主办的《长安》杂志当编辑的诗人李志清对我说：要给张遥青平反了！我只是默默地听了这句话，并没有表现出惊喜，也没有询问详情。是谁要给张遥青平反呢？落实了吗？我至今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多少人还记得他们，我也只是每过一段时间独自想想而已。



(本文略有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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