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蒋经国（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0月21日讯】收到凤凰周刊师永刚先生由出版社寄赠的新书：《蒋经国画传》（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师永刚、方旭编著）。
这些年大陆出版的两蒋传记已有多种，而且与两岸关系解冻前一味丑诋大不同，即使对曾经的“人民公敌”老蒋也不乏正面评价，如对老蒋坚持抗日不投降的赞扬。这本画传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有大量珍贵的关于小蒋不同时期生活与工作的照片，包括台湾国民党党史馆提供的；二是近23万字的传记文字，又名“蒋经国说明书”——这在封面与内封都有表达，按经销者在书腰上的说法，本传是侧重于“蒋经国改造百年老党国民党政治说明书”。
我不想写书评来详细介绍这本书的内容，老实说，一来那样太长而非这篇短文能承载，二来怕涉及“敏感词”难发表而白写了。我相信封面上印的小蒋的自白：“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台湾地区的）最后一位。我以专制结束专制。”但不赞成书腰上的话：“蒋介石的悖逆之子，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我想小蒋若能复活也不会承认前两条判断。我倒是十分认同张学良的话：“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事实上，即使蒋经国想搞世袭的“家天下”，他的儿子们（孝文、孝武、孝勇），他的兄弟蒋纬国，也不足以在国民党内站稳脚跟。而正是有了小蒋的结束专制之举，台湾大多数人对他有好感，爱屋及乌，不再那么强烈地憎恨老蒋这个独裁者，即使在民进党首陈水扁执政年间搞“非蒋化”、“去中国化”，也没有把台北的“中正纪念堂”给扒掉，更没有去“慈湖陵寝”将老蒋挫骨扬灰；否则……！
在政治理念上，更不能说小蒋背叛了老蒋，因为我们知道老蒋（尤其是“转进”台湾后）站队在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民主阵营”，而且自称“总理信徒”，是允诺了国民要分三步走，最终搞“宪政”的。
龙应台说：“经国先生的一生，犹如世纪的缩影：他早年在苏联求学，晚年在台湾实现民主，就像人们在廿世纪初先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然后幡然走上民主之路，再步入民主混乱时期，这一连串检验民主的过程，也正是廿世纪历史的主轴。”（本书封二）在龙作家看来，小蒋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历史人物，是上世纪重要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把小蒋说成一个理想主义者，始终在追求社会的进步，不过是先相信了苏式乌托邦理念，后走上务实的美式民主之路，这样讲在人格上似乎有美化小蒋之嫌，而把列宁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打通似乎也有点勉强。如果从个人生活角度看，小蒋发自内心深处的清廉自奉、密切联系底层群众，不仅贵族化的老蒋比不上，就是苏联和中国大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高干也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这是不争的事实。（古代清官海瑞的廉洁奉公可与小蒋相比，但那么自然地与老百姓同吃喝，对于海瑞则是不可能的，会被认为不成体统。）同样，他从苏联回来之后，把苏联的特务制度和军队政工制度搬到国民党权力体系和台湾地区，那也是发自内心地认为这一套有利于巩固“蒋家王朝”吧？蒋氏父子排斥吴国桢、孙立人这些坚持美式民主理念的人，是理念之争还是权力之争？如果我们不承认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那么，小蒋支持老蒋并具体操作搞“白色恐怖”，无论如何总不是理想的政治人格吧？
从道德人格和思想脉络的连续性上讲，龙应台的话也不无一定的道理，但从社会实践和个人事功的角度看，则不能不说小蒋晚年推动台湾社会转型，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极大转变。
我感觉这种前后反差正是人们激赏小蒋，包括龙应台美化小蒋的心理基础。
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心理现象：世人对于那些由恶变善的人，总是怀有更多的好感，甚至感激。
在中国民间，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如果说唐代作家白行简（白居易之弟）的传奇《李娃传》，重点不在写郑公子的浪子回头而是赞美名妓李娃的有情有义，那么，《世说新语》里周处的故事，则是对浪子回头的一曲高调的颂歌。周处年少时纵情肆欲，为祸乡里，人们恨不得他暴死；后来他改过自新，成为名将。记得我们的初中课本里就选过“周处除三害”的传说。
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说法，最好的例证应该是在古印度帝王中享有最高声誉的阿育王了。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君主。传说他为了争夺王位，杀死了99个兄弟。继位后，任用酷吏镇压百姓，被认为是暴君；南征北战，为征服全印度，杀人无数。后来却为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的场面所震撼，决心皈依佛门，变成了佛教的护法名王，以致到今天“阿育王柱”成了印度的古迹和图腾。我在佛诞地蓝毗尼看到的阿育王柱，据说是减免当地税赋的敕令，为了支持当地佛教的传播事业。2001年有部印度出品的电影，就叫《阿育王》，用爱情来解释他的心理转变：他的攻伐，导致了心上人卡迦林国公主姊弟之死，由此唤醒了他的忏悔和对生命的悲悯。
“浪子”，在基督教的《圣经》里叫“迷途的羔羊”。《新约》上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马太福音18：12-14）又道“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路加福音15：7）
你看，这是神马逻辑？这就是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神逻辑”呀！（《圣经》的译本不同，神、天父、天主、上帝是同义词）
对于西方人和基督徒来说，“见证”这套神逻辑的最佳人选，当然不是蒋经国，不是阿育王，而是君士坦丁大帝。
早期的基督教主要在贫苦人中传播，由于信徒不服兵役，不敬罗马旧神，多次遭到尼禄等罗马统治者的残暴迫害。而君士坦丁靠军功起家，转战埃及、波斯和不列颠等地；在部将拥立他继位为西部帝国皇帝后，又历经6年的内战，才击败不服气的挑战者，统一西部帝国，所以说他是手持沾血屠刀之人。
然而，正是君士坦丁于公元313年，与东部罗马帝国皇帝李锡尼联合颁布了《米兰敕令》，给予基督教以合法地位，归还了以前所没收的基督教堂和财产，并且颁布法令赐予基督教以诸多特权，如豁免教会神职人员的赋税和徭役，等等。经过君士坦丁时代，基督教的地位已不可动摇，终于在392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因此，美国学者马恩说：“就我们现今所知的基督教而言，创立者已不再是公元1世纪的耶稣基督，而是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
不论是“浪子回头金不换”，还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抑或“迷途的羔羊”迷途知返，说法不同，却是同样的心理，同样的逻辑。我自然明白这是在劝人改恶从善、弃暗投明，“爱国不会先后”，心里却总有些不平：我们这些忠厚善良、一向循规蹈矩的人，岂不是太吃亏了？
换一个角度想，世界各民族的人，是不是其实都不喜欢只知顺从的驯服的人，而偏爱那些敢作敢当、与众不同的人？
写这篇文章搜集史料的间隙，我在读朱东润教授的《张居正传》。朱先生据张居正的回忆，讲张居正的曾祖父张謇子偏爱居正的祖父张镇，远甚于他长于治产的哥哥和爱读书的弟弟。这个张镇“既不治产，又不读书，只是一味放浪，最后在江陵辽王府充当护卫”。朱先生说：“因为父母对于不成材的子女，常有特别爱护的意趣。”哎，没奈何，这就是人性呀。也许是抱憾自己做不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率性而行，所以才下意识地对放浪任性的子女多所宽宥乃至特别宠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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