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31日讯】
（续昨）
四、做聪明民众：提升围观的能力
说完媒体，有必要说说看客了。
看客这个角色一直由我们在扮演，而且看客从来都是大多数。我和大家一样，来自于草根，立足于草根，非常负责任地说，非五毛非美分，从未站过什么队，属于资深的看客。在这里批评看客这个角色，就相当于说自己，因此这段的节操完全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节奏。
其实，看客也有成色之分的。在这里，我首先要善意地提醒大家：在风云变幻的特殊阶段，千万不要忘记自己是看客的身份，要做耳聪目明的看客。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呢？首先你不是登台的演员，轮不到你站台；其实你也不是打分的评委，你凭什么去站队？莫名其妙地站队，自作多情地站台，最后充当炮灰，也不知道给谁充，作无谓牺牲，害己又误人！
作为优秀的看客，面对一个社会事件，绝对要有自己的头脑，看清较劲的双方，到底有没有真实代表我们这一方？分析利害关系，到底有没有跟我们一毛关系？就拿这次某些人力挺陈永洲、声援新快报的举动，如果是保护一个有良心充满正义的记者，如果是支持一份有节操坚持民生的媒体，那么我们是应该义不容辞的。良心记者为我们，正义媒体为我们，如今因为秉持良心因为主持正义落了难，我们就应该在法律范围内，竭尽所能呛出我们最大声，表明我们力挺的态度，毕竟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大多数人的觉醒与进步。
但是要再三声明的是，我是说了前提的，那就是认清陈永洲演的是什么角儿，新快报又是持什么的立场的！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民间的支持——不能再廉价了，切莫去染政客的红顶子，或去做野心家的台阶！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老百姓就是吃了站队的亏，总是不明状态地站队，而且站队的习惯也很不好，非白即黑，非左即右，最后总是出现“一边倒”的趋势。本来可以好好的，两股势力可以达到平衡，即使恐怖的平衡也总比一方独大好。如果他们的存在是以民众的支持率作为势力消长的基础，那就更好了，因为它们为了谋取我们的支持，就通过互掐的方式来讨好取悦我们，那就有效地避免了一方独大，腾出手来对付我们民众。
中国历史有太多的血的教训，这些经验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主要是我们这些看客的素质不高，好端端的戏，明明捧场和砸场的权利在我们手上，结果碰上几个资深的戏骨，我们就景仰景止，毫无主见，主动入戏，跟着跑起龙套来，最后五体投地了，齐刷刷地山呼万岁叩请他龙袍加身了。告别满清王朝之后，虽然形式上走向了共和，但一路蹒跚，出现过复辟的袁世凯，也出现嗜权的毛太祖，就是因为看客们没有做明白人，被他们玩得团团转，使得古老的游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
我们这些看客需要长点记性，文化大革命若没有我们这些低级看客们来捧场，单靠一个老戏骨是演不成这场空前的中华浩劫。
当前大有文革回潮的意味，官媒频频抛出反宪政、反普世，乃至反医疗保障、反官员财产的文章，而类似大字报的文章也通过党报见诸于世，一些投官方所好的文章通过党报官媒在无节操地宣贯，让一些不明状态的人头脑早已狂热起来了。
当然，目前社会还是能传递出理性的正能量，有些人已经勇敢地站出来阻止这股逆流：比如山东济南曾经的“文革”红卫兵刘伯勤登广告道歉，声称“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又有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期间批斗校领导道歉，声称“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因此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可见，谁都不想回到“文革”中去——除了司马南、孔庆东及周小平、王小石这类脑缺货色——毕竟谁都知道这样玩，会玩死很多人的！
这个时代需要我们这些看客的态度。我们该怎么办？我的意见是：不要慌，千万不要慌，态度就是一个，拿出快散场的节奏，不陪他们跑龙套，不给他们愚弄了，不去搞个人崇拜，你该干吗就干吗，让权力去演独角戏，那么大家就相安无事。
作为看客应该吸取血的教训了，应该学会成熟，必须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的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流血都是从看客肇始，而流血的大部分也是看客，瞧你们长着傻鸭的脖子和呆鹅的眼睛，这一把刀下来，砍伐不是你们，还会是谁？
现阶段，权力还未进入制度的笼子里，“意识形态”的严冬悄然临近，萧杀之气渐重，几出拙劣的表演已经在开演，正在等待一些看客聚集捧场。我们要警醒，快快散场，洗洗脸睡，拿出恕不奉陪的鲜明态度！
民众的觉醒与进步，才是改革真正的动力。唯有我们民众的觉醒与进步，习李新政才有戏，中国才能华丽丽的转身，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五、做开明政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因为是一个最好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直白地说是个转型的时代。我们有幸生活这个时代，并且见证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有责任推动社会进步，使祖国平稳地会渡过这个特殊时期，进入一个更好的时代。
但不容回避的是，现在的社会空气莫名奇妙地凝重起来。于这样的时期，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那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而正因为这句话，我渐渐地推崇起胡适，甚至以胡适主义者自居。
越是深入地研究我们这个社会，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并不缺鲁迅式的人物，激扬文字，何等的痛快淋漓，但这样的人并稀缺，我们这个民族真正稀缺的是恰恰是胡适式的人物。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依然适合当下之中国，特别是我们的政府。胡适他把“自由主义”从书本搬到了现实中，形成了一场持久的社会运动；他又以怀疑精神，推动了国人理性的觉醒，形成了独立人格；他更以杂志为舆论平台，倡导自由、容忍、多元的价值谱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通过个人影响力反对独裁，推进民主政治的形成。而他所有的努力，又都处于20世纪上半叶自由民主低潮、而专制主义时髦的时代。尤其是他的朋友们都开始为各种专制独裁鼓吹时，他依旧恪守着自由主义的理想。这是最难可贵的。现在这个时期，社会空气有些凝重，所以我想到难能可贵的胡适和他难能可贵的思想。
虽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对所有人提出来的，但在这里，我更倾向于向官方提出，多一点容忍！官方的容忍是给社会释放一种善意，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宽容的氛围，从而消弥官方与民间之间的隔阂乃至对立。当然，对政府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并不是说不需要自由，还是需要自由的。宽忍与自由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能宽忍政府必然能够促进一个自由的社会。
一政府要自己贯以容忍。官方是要容忍，让民众说话，不要怕人说，因为有些理论越说越清楚。如果你站不稳脚跟，越想捂就越捂不住，只能用很多谎言去掩盖一个谎言，于是整个社会都充满了谎言，不存在真相了，从而使官方深深地陷入“塔西陀陷阱”之中，凡是你说的都被民众深深地怀疑。与其禁言，不如放言；与其高压，不如容忍——任何一个自信的政府都会这么认为的。
容忍“异已”是最难得，最不容易养成的。其实，容忍也是相互的。通常而言，在一个立宪制的国家中，无论政府是否完全对其民众负责，人们都不必担心政府会时常试图控制其意见的表达，因为这样做只会使政府沦为公众普遍不能容忍的机构——政府越能容忍，就越开明，就越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官民互动的社会空气。政府若是没有容忍“异己”的雅量，不承认乃至打击“异己”的思想，那么，最终更多的人无法享受到自由，更多的人沦为“异己”。
二政府要给人民以自由。我依然强调一是自由。严重建议官员们去看看穆勒《论自由》中的《论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这一章，那简直就为当下之中国而作。文章指出个体自由是社会的福祉：没有个体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或者说，没有个体的个性甚至癖性的空间，一个社会、民族、国家和统治集团，就会失去刺激其发展的活动和动力，必须趋于愚蠢堕落，抱残守缺，停滞不前。
从某种意义，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给人民以一些自由，至少是经济方面的自由，就是这点自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长期闭关锁国和沉闷僵化的状况，打破了束缚人们的思想和体制桎梏，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给中国大地带来了蓬勃生机和活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现在这种抓人节奏，不是给人以自由，而是给人以禁锢了，也不给人以宽容，而是给人以对立，这样做绝对是适得其反。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伟在微博上说：“威权政体快崩溃时，总会出现自救式的抓人捕人。但抓一个，就站出来十个。越抓越多，然后威权的防线就被踏破了。转型就是这样的，没有办法。坐牢变得光荣时，政权危机就是真危机。那些人放出来后，就是未来政治家人选。”与其磨刀霍霍，不如放在刀枪，完成一个转身，笑脸相迎，回到民众中来，给民众以自由，中国就圆满了，这个过程其实真的很简单，甚至简直到变成一个握手动作！
为什么呢？我们都是自己人，无论官方和民间，面对都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五千年的荣光与屈辱，960万平方公里埋我列祖列宗的热土，让我们维系在一起，都希望国家能上道，民众有尊严，都能有个好梦，给我们自己也给我们的子女一个更为广阔的未来！
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每一个中国都充满着期待，至少到现在民心可期！中国还是有希望的，关键还是政府，毕竟现在的政府依然最为强大，而且对于民众而言，还是强大到无敌的状态！
结语：从骨头到脊梁
骨头归骨头，50万的骨头是掉在地上了，碎了节操，但那只是陈永洲的骨头！
更重要的是，骨头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脊梁，没有脊梁更可怕，因为没它就没站立的能力！什么时候媒体真站起来，什么时候民众真站起来了，再考虑如何站出好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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