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之亡 亡于江泽民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帝自杀身亡，存世276年的明朝灭亡。崇祯作为亡国之君，却被历代史学家多报以同情，认为他的一生为“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史》称：“论者谓：明亡，实亡于神宗。”

此言不虚，明亡的种子，在崇祯的祖父神宗朱翊钧的万历朝代已经种下。历史学家孟森这样论述：“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

万历皇帝因宠爱郑贵妃，想把郑贵妃之子福王立为储君，但是福王是庶出而不是长子，以明朝严格的礼法，长子朱常洛当为储君。万历此举遭到明朝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在万历帝经过多年的努力而未果，多次受折于廷臣，所以长时间不立储，并且用以怠政的方式与廷臣相抗。

历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总结万历晚期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也就是说，朱翊钧竟然三十年不上朝，就在宫里呆着。皇帝不理朝政，政府运转陷入停顿，官员空缺严重，党争严重，政府瘫痪。此时，明朝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在国内，因土地过于集中，苛捐杂税繁重，致使社会矛盾加剧，激起农民起义和民变，终于在朱翊钧死后不久，暴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就在朱翊钧醉生梦死之际，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后，于万历四十四年建立后金政权，并于万历四十七年，在萨尔浒一战中消灭明军十万，使明军元气大伤。1620年7月，朱翊钧去世，留下了一个由盛转衰、问题严重的残破帝国。

历史走到今天，中共政权统治中华大地已经６０多年，其暴政造成的天怒人怨尽显于世。对于中共政权的即将灭亡，大概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也不会有多少人怀疑。人们关注的只是中共灭亡的具体时间和方式而已。

面对中共即将灭亡的局面，当今的中共领导人无论是谁，无论个人如何励精图治、无论做出何种努力，试图挽救中共政权的命运，都和亡国之君崇祯帝一样徒劳，因为中共灭亡的种子，早已经由前党魁江泽民种下。

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受到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国内民众内心对中共恐惧而绝望，屠杀熄灭了人们内心的正义和良知，人们纷纷把挣钱发财作为生活目标。即使这样，上天还是没有完全断绝中共改良的机会。

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了佛家上乘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最高原则。法轮功人传人、心传心，刚刚几年就在中国有了数千万的修炼者。来自民间的道德觉醒给了这个民族又一次机会。法轮功学员修身养性，健康身体，提升道德，对于这个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更是稳定社会的一股积极力量。这给与当政者大大的益处和机会。不幸的是，江泽民却因为妒嫉和一己之私，选择了迫害。

江泽民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动用一切资源展开这场对法轮功修炼群体的疯狂迫害。

这场迫害毁掉了中国人的道德观，毁掉了社会和个人安身立命的道德根本。对于一个正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打击正信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当今社会道德崩溃，乱象丛生，无不与此有关。同时，江泽民为了在名誉上搞臭法轮功，要求所有的媒体造谣，泯灭媒体良知，让很多媒体人堕落。媒体人的堕落，媒体的弄虚作假反过来又进一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迫害法轮功的最中坚力量，是公检法司系统。江泽民逼迫他们执法犯法，滥用刑法，从根本上中断了法制建设。司法系统失控，法律成儿戏，反过来就会伤害所有的民众。一方面没有了正信对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破坏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的约束，社会道德无法维持。

由于中共利用公检法司系统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由此对中国社会道德基础的摧毁和对司法制度的破坏，加上以个人效忠为目的和贪污腐败为捆绑手段的环境，中共国家政权全面黑社会化是必然和唯一的结果。

中共已经走向彻底的堕落，社会道德的全面下滑和贪污腐败的全面横行更是让经济发展遭受了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的巨大损失。

江泽民出于妒嫉迫害法轮功，为了达到迫害的目的，颠倒五千年善恶标准，彻底摧毁中国社会的道德，把中国推上自毁，并断送了中共的最后一点合法性。同时，为了让国际社会对迫害噤声，以经济利益勾引西方自由世界，摧毁人权自由的普世价值。

就像《九评》中所言：“江泽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恶手段都利用来对付法轮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极大破坏，这从根本上毁坏着国家政权的统治基础。这场迫害不仅把国家和人民拖入一场罪恶和灾难，也最后从根本上打倒了共产党自己。”

因此，中共之亡，亡于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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