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中国 通过探月工程显示出科技领域的进步。但一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科学 家认为，中国若不放弃不容忍不同意见的体制文化，就难以在科技创新方面占优势。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星期四刊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材料学工程系荣誉教授斯蒂芬?L?萨斯 （Stephen L. Sass）标题为《不容异见的中国难以做到科技创新》的文章 。
文章说，中国的无人飞船最近成功登月、在可再生能源和高速铁路领域的迅猛发展、日益增多的专利申请数量，以及在研发上进行的重大投入，这一切让很多人感觉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先的强国。作者随后指出，作为一位曾在中国教学的科学家，他不相信中国很快会在科学和工程创新上占据优势，成为凌驾于美国之上的科技强国。至少在中国的体制文化从压制异见者朝着支持言论自由和鼓励批判性思维转变之前，中国无法在创新上占优势。
文章说，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几乎所有的科技创新——从1831年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伦敦用一个在磁场中运动的铜线圈发电，到20世纪 40年代，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Bell Laboratories）发明晶体管——都出现在政治和思想自由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这有文化、体制和政治上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文化上：自由社会鼓励人们心存怀疑 ，提出批判性的问题 。而斯蒂芬?萨斯2009年任教于北京一所大学时，中国学 生们很少向他提问，而且说，从童年起，人们就不鼓励他们提问。而在所有的学术活动中，怀疑精神和批判性的质疑对于去芜存菁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南京的数据系统 工程师章浩奇认为，中国的现行教育体制确实阻碍了人们的创新思维。
“我们也是从现行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比如我上课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靠什么？我怎么可能去想，这个学的知识，哪里好，哪里不好，哪里有问题。就是想考什么，怎么考。与它相关的，我就关心。与考试无关的，你去关心，耽误自己时间，也耽误老师和同学的时间。”
二是体制上的原因，文章说，美国的很多创新技术都起始于少数人的好主意，虽然政府对研发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创新往往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的。作者举例说，2006年，他带领美国科学家和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同行们讨论双方可以在纳米技术领域开展的合作时，中国同行告诉他，在中国科学研究是靠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启动的。
在谈到政治原因时，作者认为，自由社会吸引外国人才，政治自由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而在中国，人们不仅无法接触几个西方新闻来源，而且对新闻存在普遍的怀疑心理。
北京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夏业良还因为公开表示反对一党专政，被北大解聘。作者曾在北京询问艺术 家和异见者艾未未的情况，得到的回复是，探望艾未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住宅附近有很多警察。
中国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有识之士就把民主和科学的概念一同引进中国，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时至今日，中国的科学家是否可以在政治不民主的情况下，实现科研创新呢？现在美国纽约的美华科技文化交流 协会会长谢家叶认为。
“科技的发展，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发展，它是跟社会紧密相连的。不可能把科技跟社会割裂开来。从中国的整体社会来说，确实存在不能自由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对现成的所谓权威的东西进行质疑然后创新。这种状态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科技方面的发展。”
谢家叶指出，中国为吸引优秀的海外 科研人员回国服务，曾出台很多优惠政策。但很多海归回国后，受到中国社会体制和科研体制的制约，以及传统文化 中陋习的影响，很难在科研方面有所创新和作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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