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15日再添一个新头衔——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这使他除拥有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即党、政、军三大最高职衔外，还兼任多达七个〝领导小组〞或〝委员会〞组长或主席。这种高度集权的〝小组治国〞的施政模式，在中共政治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挥着什么功能，将给中国 未来 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政经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成为外界关注讨论的热点。
习近平为什么选择 〝小组治国〞
2013年5月，搜狐网发表的《〝小组〞如何治大国？》一文介绍，〝小组〞是中共党政系统 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级别不同的小组，拥有的权力也不同，国家领导人亲任组长的小组权力最大。该文用〝寻常无踪迹，大事现真身〞十个字来概括中共历史 上那些颇具〝神秘性〞的小组政治。
今年3月19日，《美国之音》发表了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撰写的评论文章 《〝小组〞为何是中共政治的常青树？》。
文章表示，〝小组〞政治在中共内部有悠久传统 ，以个种名目建立起来的〝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事权整合的重要手段。而以习近平主导成立各种小组的密度，以及亲任组长之多来看，远超历届中共最高领导，而且习式〝小组〞的活动的方式也从过去的神秘隐身走向公开。
文章分析称：〝习近平成立各种‘小组’并亲任组长，并非完全对小组情有独钟，实乃时也势也，不得不如此为之。〞
何清涟认为，薄熙来试图挑战中共高层 内定接班人规则的威胁，与胡锦涛第二任期内〝多龙治水〞的政治格局所带来的〝主弱臣欺〞的弊端，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中央部委权力坐大，周永康把持政法委统帅下的国安、武警与警界尾大不掉，凡此种种现象都给习近平带来强烈危机感，促使习选择重树领导人个人权威的策略。
文章写道：〝可以说，小组的密集成立并亲任小组长，只是出自危机感与不放心，与外界期盼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无关系。〞
何清涟认为，中国（包括中共）的政治文化传统是崇拜强人政治，而这种个人专断型的政治弱点是〝领导者个人能力与见识决定了其施政高度〞。
〝小组治国〞模式祸福难料？
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 智囊吴稼祥曾在《泡面传奇：中国当代政坛的生死对决》一文中，描述了1987年赵紫阳撤销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得罪一大帮保守派大将，最终在89年被群起而攻之的历史。他分析说，这个深刻教训应该已被汲取。〝已有的权力结构，是‘存量政治’，不能轻举妄动，你不知道其中连着谁的筋结着谁的骨，伤筋动骨，必遭报复。〞
吴稼祥认为可行办法是选择〝增量政治〞，即不动原来的机构，而新设自己指挥得动的机构，例如领导小组、委员会等，既不会动人家的乳酪，也能遂行自己的施政目标。
显而易见，习近平的思路与吴稼祥的认识高度一致。
习近平在党、政、军权力〝一把抓〞后，迅速推出了他的〝小组治国〞施政模式，力推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以及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并亲任组长或主席。
〝中央深改组〞扮演了超级内阁的角色；〝国安委〞掌管与国家安全相关一切事务，权力覆盖全部强力部门；〝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由于网路和信息化渗透所有领域，权威性无所不在；而〝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垄断军方一切权力。
无须讳言，这一系列的〝小组〞事实上集成了当前中共国政治运作的最高权力机构。
那么，习氏〝小组治国〞将给中国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期的政经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泰国《世界日报》3月20日也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表示，〝小组治国〞对于中国有利有弊。终究福兮祸兮？尚难逆料。
文章分析称，胡锦涛事情的中央政治局25名委员已成各种利益集团代表，政治局常委则演变成〝割据〞格局和分赃政治象征，习近平若不想重蹈〝胡温时代〞空转十年覆辙，只能通过新设的〝小组治国〞模式，将权力具体化，让他拥有最后〝拍板权〞和〝裁决权。
文章写道：〝尽管如此，‘小组治国’弊端也显而易见。正如有识之士指出，众多叠床架屋的‘领导小组’以党的组织名义存在，势必干扰常规政府部门履职；或说，正因为常规政府部门丧失管理能力，才须成立这么多‘领导小组’。同时，中共的‘领导小组’权责不明，不受法律监督，可能成为强化人治、毋须法律 作依据的大怪兽，与中共欲推动的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以及法治化、现代化潮流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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