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王岐山中纪委在中国 大陆的反腐大动作已成为习近平当局的最大特点，其中被抓高官多是江泽民心腹。近日中共四中全会发布的《决定》中称，“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 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早有报导称江泽民及江派大佬家族在海外有巨额资产，王岐山如何开辟海外追赃“第二战场”引外界关注。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以来，截至2014年 7月已有5万官员“违反八项规定”被处理，截至四中之前已有18万官员受处分，54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周永康 、徐才厚、苏荣、薄熙来等一批江派大佬更是被拿下。
苹果日报报导，基于“第一战场”的成效，王岐山的海外“第二战场”或将斩获规格可比肩于周永康、徐才厚之类的大老虎。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级别之高也同样会触目惊心。
《维基解密》几年前就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银行大约有5千个账户，三分之二是中央级大员。从中共的副总理、银行行长、部长到中央委员，几乎人人都有一个账户。而且，在香港工作过的局一级的官员大部份也都有瑞士银行账户。
前中共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是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左右膀，江派级别再高的就是曾庆红和江泽民了。
近期，王岐山主掌的中纪委已在“第二战场”布局。今年5月到7月，王岐山紧急整合成立了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及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人事配置汇聚中纪委、公检法、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央行在内至少8个单位。
江派大佬贪腐惊人 海外大量资产曝光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是以贪腐治国著名，江派人马几乎人人皆贪，江派大佬更是贪腐惊人。江泽民儿子江绵恒依仗江泽民的权势，贪污受贿、侵吞公款，几年时间建立起庞大的电信王国，同时插手几乎上海所有的大项目，被外界称为“中国第一贪”。
据《中国事务》早前透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存有三亿五千万美元的秘密账户；在印度尼西亚的峇厘岛买了一栋豪宅，1990年就值一千万美元，由前外长唐家璇替他办理。”
有消息称，原中行副董事长刘金宝狱中曾招供，设在瑞士、专门对口各国中央银行的国际结算银行在2005年12月发现一笔无人认领的20多亿外流美元。这笔钱是江泽民在“十六大”召开前夕，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到国外去的黑金。
曾庆红是江泽民集团2号人物，其家族涉及巨额贪腐也是早广为人知，其子曾伟多年前就有著名的鲁能贪腐丑闻，其利用空手套白狼的层层运作手法，先从国家银行贷款7000万收购山西一座煤矿，通过一家有关系的评估公司，将煤矿作价7.5亿卖给鲁能。最后以33亿元吃下了资产达738亿的鲁能。
2010年，澳洲媒体《悉尼晨锋报》报导了曾伟还和太太蒋梅于2008年斥资3,240万澳元（约人民币2亿元）在澳洲购买了一座房产交易史上第三昂贵的豪宅，其后又用了500万澳币翻新装修。继而被全球媒体追击。据悉，中纪委在调查中认为曾伟澳洲买豪宅是非法资产转移。
海外多家媒体称，被“双规”的前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供出自己曾利用职权讨好曾庆红儿子曾伟，并出资3,240万澳元为曾伟在澳洲悉尼购买豪宅。
10月27日被移送审查起诉的徐才厚被官方通报贪腐“数额特别巨大”。早前曾庆红和周永康掌控的“石油帮”，法广曾引述消息称，周永康涉嫌贪腐的金额高达人民币1,000亿元，即使不加上谋杀、政变等罪行，也足以让其被判死刑。
在薄熙来事件中，日本《朝日新闻》2012年4月曾报导，薄熙来夫妇向海外转移非法收入为60亿美元；同年5月，英国《每日电讯报》称薄熙来夫妇利用热汽球生意洗钱。从此可略见黑钱外流之一斑。
贪官外逃形势触目惊心
苹果日报报导，大陆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民间和学术界版本众多。但数量之多，分布之广，级别之高是空前的。
2008年6月，中共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 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
2014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贪官首选
外逃贪官的去向，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国家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公开资料显示，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身在澳大利亚。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多为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
据加拿大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显示，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 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给外逃贪官留下了钻空子的余地。不少贪官也选择 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如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
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导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且多为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责任编辑：林诗远 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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