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28, 2015

陆1300万人无户籍 律师:邪恶制度控制国民


大陆没有户籍的“黑户”至少有1300万人,他们因超生等种种原因而被排除在的户籍制度之外,没有社会保障、没有福利、没有工作,生活出行都面临重重困难。 有大陆律师表示,中共的户籍制度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制度,是当局用来打压公民、限制人身的违法制度。


“黑户”主体是超生子女 生存艰难


中国大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中国至少有1300余万人没有户口,没有户籍资料,没有户口卡(即常住人口登记卡),也没有身份证,被称为“黑户”。 这些人约占中国13.7亿人口的1%。


2014年7月到8月,中共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学者万海远等人到云南、、广东等地对“黑户”进行调查,其最新调查显示,“黑户”的主要成因有超生、未办户口、未婚生育和毕业迁移证丢失,四项占比分别为60%、15%、10%和15%。


这些“黑户”中女性的比例大于男性,主要分布在贫苦农村地区农村, 她们的教育程度和普通话使用比例都很低,心理健康状况也很差。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工作地、原户籍所在地和学校之间往返,或在不同城市间流浪,绝大多数都没有稳定工作,生存状态令人担忧。


有陆媒报导,这些“黑户”中大多数是儿童,其中大部份属于“计划外生育”(即超生)子女,还有部份属于非婚生子女、弃婴、收养或领养子女等。这些“黑户”因没有身份而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不能去医院看病、不能坐火车、不能到公众场合、生存也没有保障、更不能享受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


对于1300万“黑户”这一官方数字,大陆民众并不相信,纷纷传言中国黑户至少有1亿之多。大陆独立人口学者何亚福2008年11月在网络撰文,文中根据2007年7月时,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2亿的全国人口数减去公安部公布的12.8亿的户籍人口数,得出中国在2007年7月已有“黑户”4000万人的结论。大陆的法律专家顾则徐在2013年8月在网络撰文称,凭藉自己的经验说,中国没有户口的人数在20年前不会少于5000万,甚至可能上亿。


律师:户籍制度限制人权违背宪法


广州市大学讲师李业兴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说:这也是一个中国特色,这种户口管理制度把人分成很多等。比如城市人和乡下人就不一样,一样纳税但是得到的公共服务却不一样,有很大差异。户口制度还涉及到计划生育制度问题 ,超生的要交很多钱才能上户口,交不起钱的就变成“黑户”了。


“中国就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制造出很多公共服务问题。像农民工享受不到福利和劳动保护,其子女享受不到教育服务,“留守儿童”现象,“黑户”现象,还有高考、办理护照等证件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这种户籍制度它限制了人的自由,不让人自由流动,这样比较容易被控制,当权者都是为了稳定。”李业兴说。


北京民权律师蒋援民也表示,在中国,公民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超生的话,孩子在上户口时就要交一大笔罚款,交不起罚款就不给上户口。结果有很多人生孩子后因为交不起罚款,就没有办法落上户口,也就根本上不了学。而中国的农民基本都是非常贫困艰苦的,所以很多农民的超生子女没有办法上户口、上学,成为“黑户”的现象就非常普遍。


“这种户籍制度本身是当局控制公民的一种手段,是与中国的宪法相抵触的。因为宪法规定公民有迁徙的自由,有寄宿的自由,但是这个户口制度它不允许你从一个地方随便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定居,对公民的自由居住权进行了限制。还有很多相关配套政策也依附在户口制度上面,比如求医、上学、社会福利等很多方面都通过这个户籍制度来对公民进行限制。所以中国这种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对人身权利的一种限制,是一种非常邪恶的制度。”蒋援民说。


户籍制度衍生乱象 限制自由


陆媒报导了一个“黑户”的典型例子:北京户籍的刘菲在没有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生下孩子小杰, 在给孩子办理户籍时被当地计生部门告知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需缴纳33万余元的社会抚养费才能上户口。刘菲因无力缴纳巨额罚款而一度想要卖肾,最后将当地公安部门的违法行为告上法庭。在这过程中长到8岁的小杰对自己的“黑户”身份、对计生委和公安局感到痛恨,并称“自己将来长大了想参加黑社会,报复他们。 ”


户籍制度还造成中国6000万的留守儿童,这些留守儿童的父母出外打工,微薄的收入以及高额的借读费、地区差异等条件导致这些父母不得不把孩子留在家乡,根本上是户籍制度把这些孩子和父母分开。陆媒报导称,这些留守儿童面临很多的问题:意外伤害、被拐卖、女童被性侵、被猥亵等等,他们的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心理问题非常突出,负面情绪明显,不良行为多,学校表现差,和父母关系恶劣。由于留守儿童群体的逐年扩大和问题渐渐突出,目前已经引起国际国内社会的广泛关注。


留守儿童问题衍生出的异地高考户籍限制问题,即农民工子女没有权利在就读城市参加高考, 有民众认为这是严重的教育歧视,也反映出农民和城市人的不同。对于“中、高考必须回户籍所在地”的规定,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和其他地区之间的高考差异和地区保护政策,民众的反对声音越来越多。2010年9月末,北京有上万名家长联名签署《呼吁书》给北京市教委,要求取消这种不公平的高考户籍限制制度。


大陆一位曾经当过警察的霍先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还把人分成了诸多等级,进行差别对待,有身份歧视之嫌。他说:“把不只是分成农村和城市两个等级,是很多等级。像农村户口、县城户口、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这之间的待遇都不一样的,差的太多了。这些地方的人事制度、医疗、福利待遇也都不一样,比如北京就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待遇就是不一样,不是一个标准。”


据蒋援民律师分析,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公民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不准自由迁徙、不准超计划生育、不准异地就学、不准异地中考、高考等等,这种非人性的限制目前已经表现的越来越明显,比如年节时出现的交通严重拥堵,过年时段的大迁徙 人群,留守儿童现象,农民工返乡等等。


中共用户籍制度控制打压国民


蒋援民披露,目前,户籍制度又成为当局打压控制公民思想言论的工具。他说:“如果你在网络上说一些对当局不满的话,那么就会被当局通过各种手段把你驱逐出居住的地方,不管你是买的房、租房或在当地有工作,这些他都不管你,强行把你驱走。比如在我们律师中就有很多这样的人,广州的刘律师就是因为办理一些敏感案件被吊销执照,当局强迫他离开广州,把他遣送到老家内蒙古赤峰那里。这种情况很多,这实际上是利用户籍制度对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打压。”


蒋援民还说:“最近北京、广东很多地方有些公民就因为对当局不满,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结果就被警方强行赶走,强迫房东解除租房合同,把他强行遣送回户籍所在地,这个情况也很多,这是通过户籍制度来对公民进行思想上的限制。”


蒋援民所说被遣送回内蒙古赤峰的刘士辉律师,据《新唐人电视台》报导,在2009年时,就因办理敏感案件、为郭飞雄做辩护律师等原因被广东司法部门吊销证照,进行政治性除牌。


2011年就曾被遣送回内蒙老家,2014年4月8日,因曾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曝光在拘留所里见闻,刘士辉被国保再次抄家,并将其抓到天元街派出所罚站、拳打,还强迫其签下“自愿离开广州,2014年不再踏入广州半步”的“保证书”。4月10日,刘士辉被广州警方强行驱逐出广东,回到老家内蒙赤峰县。


霍先生也表示,目前中共当局利用户籍制度对公民进行控制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实名制和截访。作为一名蒙冤警察,霍先生十余年来经常到北京去上访 ,过程中多次被截访,也看到很多惨剧:


“因为现在买车票什么的都是用实名制,警察就会用身份证来监视控制我们,有人买票后还没等上火车呢,在当地就被警察抓走了。有的到了北京因为身份证被截访,那警察直接把人弄回去关到黑监狱,还有的被直接送到精神病院,还有被打的,什么事情都碰到过。”霍先生说。


公民变居民 民指中共剥夺 基本人权


霍先生还提到,中国的户籍制度其实是对民众的一种歧视,它实质上并不承认中国人的公民身份。中国的身份证都标明是“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上也写的是“居民户口簿”,而不是“国民身份证”、“国民户口簿”,而居民和公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


“活生生的一个人、一个公民,就是中国的国民,但是身份证却是‘居民身份证’,身份证怎么叫居民不是国民呢,这个性质完全变了。居民是暂时居住的民众,这个性质不太好,国民就是中国的国民,这是两码事,性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感觉真的不舒服,很多人都不舒服。”霍先生说。


蒋援民律师也表示,中国把公民的身份证叫做“居民身份证”,而其他国家普遍都叫做“公民身份证”,也就是说中共根本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公民,而是当成临时居住的居民,所以才敢剥夺人的迁徙权等基本人权。中国是全世界人口迁徙量最大的国家,但却通过户籍手段来限制公民的自由迁徙权,所以形成乱象也是必然的。


来源: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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