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迁安市执法机关助纣为虐迫害良善。（明慧网） 河北迁安市原政协副主席范惠英现年74岁，但仍未办退休手续，而且自2001年2月以来工资一直没发，累积拖欠工资已经近50万元人民币（折约8.07万美元）。老人4月2日在明慧网发表文章，控诉当局的迫害。
河北迁安市原政协副主席范惠英遭迫害经过
我叫范惠英，原在河北省迁安市政协工作。因为我按〝真善忍〞修炼做好 人，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来，遭受中共当局多次迫害，几乎丧命，从二零零一年二月份到现在，一直扣押着我的工资，工资总计约四、五十万元；单位还扣押着我的居民身份证很长时间；直到现在也不给我办理退休手续，我今年已经七十四岁了。
我多次上告，控告到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最高检察院，但至今也没给我一个公正、合法、合理的解决。
一、修大法使我疾病全消
炼功之前的二十多年，我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糜烂性胃炎、胃下垂、慢性结肠炎、肾盂肾炎等等，常年奔走于迁安、首钢、唐山、秦皇岛、北京等各大医院求医问药，不但没有疗效，而且病的越来越严重，药费虽然给报销，但病痛还得自己担着，真是痛苦不堪。
一九九七年，我有缘接触到法轮功 ，努力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久，奇迹发生了，我多年的各种疾病全好了，是法轮功使我获得了新生 ，也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药费。
可是由于我炼功做好人，一九九九年七月之后，我却遭到了中共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迫害。
二、遭三次强制灌食，几乎丧命
从二零零一年一月到二零零四年上半年，迁安市公安局对我家无数次的骚扰、搜家，还把我关进洗脑班、看守所，受尽侮辱和虐待，三次强制灌食，造成生命垂危，体重不足六十斤，而且对我经济上的迫害也是非常严重的。
二零零一年一月中旬，单位领导原政协主席雷勤、副主席杨玉秋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这有啥呢？就因为这一句话，他们把我强制的关押在刘季庄的洗脑班，实际是变相的监狱。公安人员把守大门，不准我们进出，不准家人探视，有时白天关我们在屋里，晚上睡觉屋门也是反锁上的，大小便都不能去厕所。
在洗脑班里，我们不仅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同时受到侮辱和虐待：1、那些监管我 们法轮功学员的公安和各单位的负责人盘盘碗碗的大吃大喝，可我们从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强迫我交了一千元的伙食费；2、表面上说是军训，实质是体罚，每天长时间的跑步有时还让背着沙袋子跑，我们有不少学员两腿红肿，那时我两腿肿痛，行走都困难，还让我们两手着地，两腿被人抬起，像爬行动物一样的往前爬（俗称推小车）；3、罚站，罚我们两手抱头蹲腿；4、在洗脑班里，公安人员和当时的监管人员，可以任意打骂法轮功学员，搧嘴巴子。
二零零一年中国新年过后不久，公安局政保科以所谓的〝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罪名，把我关押到迁安市看守所。那年冬天下大雪，天气十分寒冷，身上穿的羽绒服、皮鞋被强行拿走，晚上没有被褥，冻的我天天晚上直打哆嗦。熬过了冬天，而在夏天，关的人太多挤不下，我和一齐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睡在地上，我的头紧靠厕所的便池，被蚊子咬的两只胳膊都是红点点。
在看守所里，我们时不时被看守所恶警指使女犯人搜身，六十多岁的我遭到看守所副所长惠志江用塑料底鞋打手背，当时手背就被打的黢青，被一个二十多岁的警察搧耳光；最可恶的是副所长惠志江还让犯人给我铐上手铐和脚镣，两手被铐在看守所走廊的铁窗上，连续好长日子，连内衣、内裤都不能换洗。
在这种残酷的迫害下，我们法轮功学员以绝食进行抗议，先后遭到野蛮灌食三次。第一次灌食在二零零一年五月份，绝食到第八天中午，政保科强制给我们插管灌食，七、八个武警将我按倒在木板床上，从头到脚给我箍的紧紧的，屋子里站满了公安人员和看守所警察督阵，政保科又从医院弄来了四个医护人员，专门插管，从我左鼻孔插管直插到胃里，晚上带着插的管子睡觉，非常的痛苦。
第二次灌食是在炎热的七月份，亦是在我绝食的第八天中午，强制插管灌食，仍像上一次一样，七、八个武警把我全身箍的紧紧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左右蠕动，结果灌进去的全部吐了出来。这时我全身瘫软，恶警们怕我死在看守所里，无奈，只好把我放了出来。回家后，一直嗓子发痒、咳嗽、身体软弱无力，二十来天后，又被恶警从家抓进看守所。
十月一日过后不久，看守所又指使女犯人强制搜身，我们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拖、被打，我们又进行了第三次绝食。这次在绝食的第八天晚上，看守所叫两个男犯人用床单把我抬出牢房，其中的一个犯人说〝这老太太连六十斤都没有了（我身高1米66）。〞他们仍像上两次一样，将我按倒在木板上，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竟用铁钳子戳我的嘴，把嘴唇戳开了，又别我的牙。这一次他们想从嘴、喉管直接往胃里插管，但我死死的咬紧牙齿，没别开，只好从右鼻子孔往胃里插管，不知怎么的，就是插不到胃里，就在我的右鼻孔来回乱戳，戳的我难受极了，鼻子里流出浓黑血，管子阻在嗓子里出不来气，我喊叫，这时憋的嗓子声音嘶哑，喊不出来。他们见我快憋死了，才把管子扯出来，即使这样，也没有放过我，又从左鼻孔插了进去。这个时候，我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到绝食第9天晚上，见我还没吃，又怕我死在看守所里，这才把我放了出来。
我回家后，每年政保科，分局派出所，无数次的搜家、骚扰，弄得我全家人不得安宁。不仅如此，还将黑手伸到远在北京工作的我儿子家中，迁安政保科恶警察两次到北京搜我儿子的家，我的儿子被迫辞去北京的工作，移居国外。
二零零七年〝十七大〞开会的第二天，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几辆车，很多警察把我绑架到公安局五楼，从家中，有四人把我强行抬上车。到公安局院后，一人架着我的右臂把我拽到五楼。到办公室后，被两个年轻女警察搜身，一百三十元钱她们抢走。后来又被两个男警察架起，让那两个女警察第二次搜身。六千多元的电脑、DVD一台、一本《转法轮》、师父法像被抢走，到了晚上被骗到拘留所，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又到洗脑班十天，据说到那时工资损失就有二、三十万元。截止到现在至少有四、五十万元。
三、找相关人员说理无果
在整个被迫害的十几年的过程中，我多次找过有关人员，至今尚未解决。
开始，我找过本单位政协主席雷勤，雷勤说单位没有扣我的工资，让找南院（当时的县委，政协在北院）。
我到南院，找到组织部，当时的部长是高树春。我问：扣我的工资是上面让的？还是有文件？还是咱们县自作主张扣的？他说不是，就是班子的几个人碰头说的，就把你的工资停了。
我又找到市长刘桂东，给他讲以上写的那些迫害事实。他让我找主抓政法系统 的、市副书记李再东，他说：〝如果没有文件，我就签字发给你工资。〞
后来，我又找了书记姚自敏两次，要工资。姚自敏在开会，秘书工作人员说：〝我先跟书记说一声，我电话再通知你。〞等了几天也没有回音。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就又去找姚自敏书记，秘书正好看到我停车，秘书说：〝姚书记让你找李再东去。〞
有一天晚上，我去李再东家里找他，家人说不在家。第二次，怎么敲门都不开，没声音，但是，屋里的灯还亮着。后来，就多次每天早晨到他家大门口等车接他时见他。有一次，在他家楼下把他堵上，我说：〝李书记，有点事跟你说。〞他说：〝上我办公室吧。〞我就到他的办公室，给他讲迫害真相，告诉他那些警察打人等事实，他斩钉截铁的说：〝这是特殊时期〞。我说〝特殊时期〞，你说说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无言以对。后来，他往楼下走时，我追着他走，他说：〝你炼法轮功就不是好人〞。
二零零三年我就写控告信，寄给国务院、全国人大、政协、最高检察院。后来，听说信件返到迁安。我提出三点需要解决：一、一九九九年七月单位张书平扣押了我的身份证（后来胡锦涛亲自下达命令督促此事，但至今仍无结果）；二、办理退休手续；三、工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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