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January 11, 2014

近代首波吃人潮 抢食人肉与市场交易

【看中国2014年01月12日讯】人相食,史不绝书,一般是因灾荒饥馑和战乱中食人。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前秦苻登、隋末朱粲、唐末杨行密、五代赵思绾诸杀人魔王都是以人肉充军粮。


有人统计,公元前205年至1930年,所谓正史记载了118个时期发生过人相食;近代史上,记载人相食事件170多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相食有3次。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有1289起。本列传所记的人相食近3000 起。中共官修党史、国史对人相食这一史实隐匿不记。


第1次是1959年至1961年饿死近4000万人而人相食;第2次是1968年文化革命斗争中人相食;第3次是21世纪初因进补食婴。这3次人吃人的物理现象与历史上的同,导致人相食的原因则异。一是因施政不善造成饥馑,不是荒年天灾,完全是人祸惨剧;二是全面彻底鼓吹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的结果;三是末世的沉沦堕落和疯狂。


由于中共官修史竭力回避、掩饰、篡改、抹杀人相食这一史实,给全面、准确地记录人相食史实带来困难。但是,从中共各级党委内参、政府文件、县志、上访书信、个人回忆、记者采访、学人专著诸文字形式,仍然留下了相当多的人相食概况叙述和个案记录。


本列传所记录的1949年后人相食的史实以体制内的文字为主要依据,引录海外出版的书籍多有大陆体制内原始文字为据;每起人相食尽可能列出时间、人物、地点诸要素,其具体过程惨绝人寰,难以卒读,尽量简述。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为据的人相食发生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极可能有人相食的湖南、福建、江西、宁夏、山西、河北、陕西、浙江诸省区,由于尚未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暂付阙如,有待识者补充。全面准确地还原1949年后人相食的历史真相只能到言论完全自由、档案全部彻底解密时了。


1949年后的人相食与历史上另一迥异处是:官方在饥馑最烈时基本上不作为、不赈灾施救,反倒加重课征暴敛导致饥馑更烈而人相食;饥民基本上不抢粮、不反抗、等死、人相食。


清末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饥民抢米,为首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饥民群情激愤,把巡警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政法委书记)赖子佩捆起来挂到了树上。好事者将此编为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湖南巡抚岑春冥下令开枪打死十多饥民,伤数十人,愤怒的饥民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粮食被抢一空。抢粮风潮波及宁乡、益阳等县。清廷调兵入湘,镇压了这次风潮。事后,巡抚岑春冥被革职查办。


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凡荒岁,官府士绅皆设粥厂赈灾。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施粥处。灾民在施粥棚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这样大场面的施舍救济行为,一般维持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挽救了无数生命。地方政府也多将救灾的任务下放给富豪乡绅,如1919年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富绅联合买米压市赈灾救民。


清末和民国时期,发生过饥馑导致人相食个案,因有上述政府行为的平衡,故能限制在局部、短期。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持续了三年,人相食遍及十几个省区,其烈空前。


愿我民族,愿我芸芸众生记住20世纪这一人类最惨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愿亡灵安息;愿当事者正视、吐实、悔罪、赎孽,回归天和、人道;愿中国任何时候的主政者对此心怀怵惕,时刻不忘,引以为鉴。


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


1956年1至4月,广西省550多人饿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以及一批省地市县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陆连续饿死了近4000万人。据天文气象记载,这四年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如此大量饿死人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公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亩产“放卫星”,从千余斤、几千斤、万余斤、几万斤至最高亩产水稻13万斤。完全违背人情、常理、常识的疯狂梦呓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的怂恿、纵容、肯定、佐证与鼓吹、张扬,以至中共中央高层自欺欺人地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延伸到省、县、公社,吃官饭的基层干部自然地要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至达到吹牛的指标以完成任务,保住官位。由于绝无可能达到虚假的指标,这种征购发展为强抢、掠夺,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遭搜刮净尽。全队皆然,全社皆然,全县皆然,全省皆然,全国皆然。次年的1959年,开始饿死人,持续了三年至1962年。1962年饿死人现象稍得缓解。前三年,饥饿的人群中则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 人相食悲剧。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据《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曾任毛泽东秘书尚健在的李锐亲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且参与执政者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他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因习惯性的瞒报,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的。


官方已被披露的史料记载,仅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就有1289起。


全国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有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近3000起。


安徽人相食


1961年 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1289 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份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安徽省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中共县委书记)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9页,杨继绳着,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引页数为网络版,下同。作者系中共党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据《墓碑》第273页。)


(中共亳县干部)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 年4 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 %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 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1960年)吃了其(饿死)侄女的肉。


儿子吃父亲。1960 年5 月……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煮吃掉,并将一部份充当猪肉以每斤1.6 元卖掉。


父母吃儿子。1960 年3 月28 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 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 口人已饿死3 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1960 年春,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 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 年春因饥饿……将女儿打死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 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 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 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哥哥杀吃弟弟。1960 年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一个18 口人的家庭。1960 年春,18 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1960 年春,(古城公社沼北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 年3 月3 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 多户有25户吃人肉,……。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 年4 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 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 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 年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 月17 日至21 日,共扒掘3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份,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据《墓碑》第274—276页。)







via 看中国 - 全部文章 http://feedproxy.google.com/~r/kanzhongguo/www/~3/ToyzRbmwrxA/526746.html

何清涟:准办私营银行 政府为何舍出“香饽饽”?

【看中国2014年01月12日讯】让私营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这既是中国私企多年的期盼,也是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最近国务院首次公开表示将允许“愿意承担风险”的私营资本创办银行,第一批首批将试点3-5家,更多的在等候入场。


近两年,中国方方面面都在加强政府管控,为何一直被视为国家经济安全所系、不容私人资本染指的金融业却在此时向私营资本开放?究其原因,此举不过是希望将大量“影子银行”的活动从“地下”引入“地上”,降低金融风险。


*影子银行与正规银行是连体婴儿*


近年来中国深陷债务泥潭,社会债务总规模107万亿,其中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20.698万亿元,这个巨大的债务泥潭之形成,与中国影子银行的高度活跃有关系。本文尝试用最简单的语言将这一复杂问题说清楚。


关于中国影子银行的论述有很多,对其作用的评价有正有负,但有几点却是公认的:


一、中国“影子银行”的产生机制与国外不同,西方的影子银行脱胎于资本市场,中国的影子银行起源于民间借贷,依靠企业间拆借获得发展。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包括传统银行的表外借贷机构、信托公司、保险公司、典当行和其他非正规借贷机构,其中除了典当行和其他非正规借贷机构之外,前三类都是中国国有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因此,与西方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影子银行的信用高度依赖于传统银行信用,背后支撑点是国家信用。


二、影子银行的资金流量庞大,其规模几乎直追正规金融提供的资金。据统计,截至2012年的三季度末,中国影子银行存量约28.3万亿元,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22%;经由影子银行渠道提供的资金规模达3.87万亿元,占这一期间社会融资总量之比近30%。银行承兑汇票、民间借贷、委托贷款、融资类信托产品等四类信用中介活动成为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累计占比达84%。(见《中国影子银行众生相及其操作流程》)。  


三、影子银行的活动不透明。行内用来形容影子银行活动的学术名词叫“金融脱媒”( Financial Disintermediation),也称为“资金的体外循环”,指资金的供给通过一些新机构或新手段绕开商业银行这一媒介体系,输送到需求单位。在中国,通俗说法就是“金钱绕开政府监管如水奔流”。与传统银行活动不同的是,政府无法监管“影子银行”的活动,因为影子借贷机构通常不会向投资者披露投资与贷款流向的信息。比如中国的影子银行到底向地方政府贷了多少款,连审计部门也只能估算,不能确知。这种状态影响金融稳定。


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FSB)主席卡尼对影子银行的态度很现实:“在影子银行方面,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它的透明度,使融资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这样一来,它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为经济提供融资。”


四、因为地方政府是影子银行借贷的重要来源,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打击影子银行。中国审计署2013年末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中,有43%来自非银行渠道。如果北京此时对影子银行实施打击,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力及其还贷(包括债券)能力将受到严重影响。银监会近日召开的2014年监管工作会议,虽然提出要对理财业务、信托业务、小贷公司和融资性担保公司四种业务的风险进行防范,却并未要求对影子银行业进行全面打击,表明领导层有意为中国经济保留这一重要的信贷来源。


中国影子银行系统的现状说明,有志于金融业务的私人资本早就开始以各种半合法或非法形式从事金融业务。为了防范风险进一步扩大,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开办私营银行,将影子银行的活动地上化,以便监管。


*私营银行得到的“饽饽”有多香?


中国政府终于将舆论千呼万唤的银行业准入机会“恩赐”给私营资本了,但并未引来高亢的欢呼。因为业内人大都知道这是政府为了解困,虽然有赚钱机会,但风险与机遇同在。


一、私企获准进入银行业之日,正值外资银行套利退场之时。


近两年,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正在增高,这从外资银行想继撤离可见一斑。尽管银监会多次表态,将加大银行业对外开放,但外资银行却不断出售其在中资银行股份,缩减在华业务,在华开拓业务最积极的汇丰银行,已出售上海银行股权,并向正大集团转让平安保险股份;花旗银行通过大宗交易,将所持的5亿多股浦发银行股权清仓。


上海自贸区原来的“卖点”之一是金融开放,但安永调查38家在华外资银行后发现,目前外资银行对上海自贸区都持观望、等待的态度,目前有12家外资银行进驻自贸区,但目的是“插旗帜”,是否有实质的投资活动,都在等待更具体的细则出台,明确在自贸区成立的分行、子行和区外做的业务有什么不同。


二、影子银行对金融衍生业务的过度开发,导致金融业未开垦的“处女地”所剩无几。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的银行有庞大的“表外借贷机构”。这种表外业务,主要是希望绕开政府监管(如额度控制之类)牟利,通常采用的办法是做理财产品,近年来,银行、证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泛滥成灾,囊括了各类债券、票据,到挂钩外汇、指数、大宗商品,再到古董、艺术品、食品甚至碳排放权。这类表外业务不属于银行的正常存贷业务。但却成了吸附影子银行的一条粗大金融食物链。


目前在等候入场的私营企业,并非新手,上述这些把戏,是它们在影子银行系统里玩剩的勾当。也因此,这次公布私人资本准入银行业的消息公布之后,所有行家都认为应该投资网络金融。大家意见之所以如此一致,就是因为网络金融在中国还算个新鲜事物。银监会在最近的会议上未提及如何监管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不是因为政府不想监管,而是因为根本不知道这个网络金融开办后会是个什么状态。据说中国很多零售商和科技企业都已提供在线金融服务,包括支付系统、小额贷款与投资产品,这些公司只要获批,就可能办起银行。


三、实施私人资本准入金融业的利弊。对政府而言,是希望藉此减少影子银行的活动,提振金融稳定性;没有国家信用背书的私营银行,与行将推出的银行破产制度一道,将使储户们养成风险意识,此为利;而对私营资本而言,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让私营金融业合法化。近年来,私营企业家屡屡卷入高利贷风波,“集资诈骗罪”几乎成为私营企业家的专属罪名,《2013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中,“财务管理”、“贸易”、“融资”仍然稳居十大风险的前三名。 2012年发生在融资环节的企业家犯罪案例54例,其中有47例发生于民营企业。准许私人资本开办银行,以后可以减少一些“吴英”、“曾成杰”们。


在严重扭曲的金融环境中,中国政府出于解困需要而放开私营资本准入银行业,将部分影子银行从“地下”引入“地上”,最后发展成什么样,且等着看吧。







via 看中国 - 全部文章 http://feedproxy.google.com/~r/kanzhongguo/www/~3/0ToyoWVcLWo/526745.html

刘青:李嘉诚遭遇的启示(图)

李嘉诚

胡锦涛与李嘉诚在深圳会面(深圳电视台屏幕截图)


【看中国2014年01月12日讯】李嘉诚无疑是香港目前最受关注的亿万富翁,这是因为李嘉诚近期的一系列举措都成为国内外话题,一个是李嘉诚从大陆香港大量撤资转移欧美市场,一个是突然接受南方报业集团的专访,所谈内容也极富震撼力甚至说出了不怕死等话。李嘉诚财团在大陆许多一线城市都拥有高端房地产,这些动辄数十亿元的房产几乎已经全部出手,不时有上海广东和南京等地的房产出售消息,李嘉诚财团甚至曾经准备出售在香港的百佳超市产业。据媒体介绍李嘉诚财团仅仅2010年在国际上购置的资产即达1868亿港元,而近两年其资产向海外转移的数量和规模有增无减,这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李嘉诚其实是要逃离大陆乃至香港。


李嘉诚之所以接受大陆南方报业集团的专访,不难看出乃是中共当局与李嘉诚面对撤资说的共同需要。大陆经济尤其是房地产泡沫已经危若累卵,大量外资因为大陆经济困境环境污染和缺乏法制保障,早已寻找新的投资有利市场并陆续撤出大陆,像李嘉诚这样备受关注的财团动向当然更有榜样作用。所以中共当然极度希望李嘉诚对外宣传不撤资,从北京高层联系布置南方报业采访并高调报道可见一斑。不过李嘉诚大喊说他从大陆香港撤资是大笑话,在能够获取全面信息的香港和海外几乎没有效果。每年数千亿资产转移欧美还信誓旦旦说不撤资,并以注册公司不会离开香港为不撤资增强说服力,但一个资金基本抽移的空瘪公司还说不撤资真是笑话。


人们其实对李嘉诚采访的关注点完全不同,而是他语焉不详的有关法治人治和选择执法等,以及这些话究竟是什么背景和所指为何。从李嘉诚谈话的表面看他的指向是香港梁振英政府,但是他特别强调香港反而令人更猜疑另有含义,因为李嘉诚真正已经大量撤资的是大陆,比香港法治有所退化远为恶劣的是大陆的官府黑社会化。而李嘉诚在大陆投资的艰难和无奈也有迹可寻,例如中共曾经在喉舌媒体上大肆攻击李嘉诚的烂尾楼等,李嘉诚的公司遭遇香港工会的长期抗议纠缠等,也与背后大陆操控力量有不难推测的蛛丝马迹联系。应该说李嘉诚从大陆香港如今这样大规模撤资,不仅有大陆经济走向不可避免衰退的思量,更有他在资产操作中遭遇的无奈和愤慨。


这样才能够解释李嘉诚为什么要谈不怕死,以及突然提到绑架他儿子的绑匪张子强。在一个表达经济动向的纯经济问题上大谈怕不怕死,还突兀但显然另有深意的谈多年前绑架儿子的案件,这里边要传递的信息显然是向威胁者表达态度和立场。香港官员连梁振英也算在内,没有可能威胁到李嘉诚的生死,也难以像绑匪一样对李嘉诚大肆勒赎,因为香港的法治和官员表现虽然每况愈下,但官府能够形同黑社会杀人勒赎,显然还不是近期可以达成的模式,更难以使李嘉诚感到身处如此危境,因而如鲠在喉必欲一吐为快。毫无疑问真正能够威胁并伤害实力雄厚李嘉诚的力量,香港本地尚未形成只有大陆中央级别的实力派大佬才能办到。这从李嘉诚在大陆全面迅速逃跑似的撤资,在香港则有所犹豫和保留的不同做法,也能够一目了然看清李嘉诚的担忧和惧怕是大陆。


然而李嘉诚与大陆中共也曾有过蜜月期并非始终如此,甚至可以说李嘉诚没有从中共少得好处和弄权解危。例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最中心地段的黄金地段,李嘉诚无一不是得心应手的一把撅走。这些黄金地段不是有钱就能够轻易获得的,更不要说用仨瓜俩枣的收破烂价钱拿到手,从中不难推测李嘉诚与中共实权派高官关系匪浅,李嘉诚据说就曾经表示自己与前中共大佬江泽民关系友好。另外绑匪张子强从李嘉诚手中勒索十多亿港元后,其同伙再次企图勒索终于令李嘉诚痛下杀手,联络中共将张子强一伙诱迫至大陆逮捕处死。香港没有死刑,张子强在香港犯案但李嘉诚不敢在香港处置他,以免张子强一伙很快刑满出狱后患无穷,所以要求张子强没有犯案的大陆出手将其搞死。中共能为李嘉诚搞定这样的生死威胁,彼此间有何心照不宣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李嘉诚在资金进入大陆前身家只有二、三十亿美元,现在已是三百多亿美元的亚洲首富,如此快速成十倍的积累财富,怕是李嘉诚与中共有个蜜月期不无关系。


李嘉诚从与中共你好我好赚钱欢笑,到颇受打击尽速撤逃的经历有何启迪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共的窝里认真办公司赚钱,不论是谁都只是一厢情愿的黄粱美梦。能够达到李嘉诚这样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在世界上也就是扳着手指头数得出来的人,但是仍然难逃种种勒索打压及为党张目的胁迫,如果想要保持自己的独立和尊严难免不撤逃。其实不论是大陆自身发展起来的富豪,是港台投资大陆意图做大事业的富豪,还是国际上期望进入大陆巨大市场的财团,几乎全走不出从雄心勃勃到暗然退出的怪圈,如梅铎的新闻集团、为中共提供网络私人资讯的雅虎和坚持不做恶的谷歌。这里最浅显的一个道理就是在中共到其官员根深蒂固的意识里,有钱有实力至少是可以分一杯羹的肥羊,想在大陆赚钱就必须为我所用和效力。


或许目前还有些在大陆的国际公司,以及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大陆私企,与中共尚能私下交易并获得好处,遭遇的打压和勒索等也在有钱赚的容忍线内。但是不要忘了前面这些人的遭遇,是在中共没有什么大麻烦的常态环境下发生的,一旦大陆房市泡沫破裂经济崩塌,再搞什么二次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将是合乎中共及其官员思维逻辑的顺畅选择。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via 看中国 - 全部文章 http://feedproxy.google.com/~r/kanzhongguo/www/~3/z1XZXp5prD4/526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