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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监督中纪委？
习近平、王岐山一再对反腐发出指示，但是作为中共维护党纪，推进反腐倡廉作风的中纪委，多年来只是党内权力斗争的工具，平民百姓冤假错案的制造者。监督中纪委，正是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王岐山反复发出改进工作作风的指示，“己身正，不令自行，己身不正，虽令不行”，据此，中纪委有必要认真检查自身的工作失误，真正改进作风。
“谁来监督毛泽东？”
文革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文革中被毛泽东定为“薄一波61人叛徒集团”成员，受到批判折磨。文革后，安子文见到鲍彤发出的第一问是：“谁来监督毛泽东？”他看透了一党专政，最高领导人独裁专断，不受任何监督的制度性根本缺陷，提出了对最高领导人和领导机关的监督问题 。
当前对于中纪委这个最大的“包公”，也存在着“谁来监督？”的严重问题。如果中纪委不受监督，工作中出现失误，就要参与制造冤假错案。我接触到的几位受中纪委错误处理的受害者，也像安子文一样发出痛苦的呼叫：“谁来监督中纪委？”
“我就代表党中央。你告到中央也没用！”
1978年11月，大连金州工业所翻译，党员关春荣，得罪了所长程绍崇，遭程毒打，受伤身残，家破人亡。向中纪委申诉，中纪委派员调查，因官僚主义作风，未向申诉人、现场目击证人调查，得出“查无实据，情况不实”的错误结论。中纪委办公厅发出（1991）135号文件“此案予以了结”，如关再对“这个问题进行控告，中纪委不再受理。”中纪委一位刘姓官员对再次申诉的关春荣说：“我就代表党中央、中纪委，我就说程所长没打你。你愿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你就是搞到党中央、总书记那儿也没用。他顶多给你写一个纸条。还得转到我的手心里，还得由我处理。”“你再来告，我还抓你。”确实，关春荣一再被抓回大连，继续挨打、遭受迫害。
1993年中顾委委员、原大连市委书记宋黎、中纪委委员李志连、全国人大常委、大连市人大副主任、中国 科学 院院士杨烈宇及大连市政协常委、大连市监察局特邀监察员、大连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普经、辽宁师范大学教授王彤、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孙焕纯、张恩涛主持正义 ，上书中纪委，认为中纪委办公厅（1991）135号文件与事实不符，建议复查关春荣案件。十年过去了，没有反应。2012年1月6日张普经等4位特邀监察员，又向中纪委写信，恳请回音。但是，至今没有信息。中纪委、监察部新闻发言人2013年1月9日公开承诺：“实名举报，优先办理，及时回复。”关春荣案件已过去30年，市委书记、中纪委委员、人大常委、院士、教授、特邀监察员1993年和2012年的两次实名举报，至今都未办理和回复。
锦州访民王玉萍被劳教案
辽宁锦州文政副食商场王玉萍案，也是中纪委错案的典型案例。
王玉萍自有房屋被侵权窃卖、商场张凤琴篡改她的工资档案，纳入张的名下，王玉萍工资被改为162元，低于最低收入。王玉萍2003年8月上访 ，获得中纪委一位书记亲自谈话，由112号接待员查办处理。但是，由于中纪委工作人员办事不细致，出现失误。将中纪委书记指示办理的“锦州王玉萍”上诉案，办成同省、同姓、同名、同龄的“抚顺王玉萍”案，致使锦州王玉萍案成为遭到锦州公安、法院刁难的大冤案，并株连其丈夫。
2005年9月中纪委112号接待员再次接待锦州王玉萍，了解2003年处理的是抚顺王玉萍一案后，提出补救意见：“1.解决好涉法涉诉问题；2.解决好职称、工资、待遇问题；3、错案的相当补偿。”可是，王玉萍随后得到的不是公正的解决方案与补偿，而是锦州市古塔区兴业派出所的打击报复，在王玉萍重度贫血住院期间，被中断输血治疗，强制押送到辽宁省马三家子女子教养院，被无端劳教18个月。进入教养院十天后，仍不进行治疗，王玉萍丈夫卖了房屋，给教养院送了两次钱，才由沈阳第四医院实习医生动手术。作为高危病人，王玉萍动手术时仍带着手铐，实习医生未进行手术前消毒、麻醉等医疗程序。第二次动手术在马三家子进行，王玉萍提出过“没消毒”，可能惹怒了医生，就把棉球塞进脖子伤口内，现在棉球仍在王玉萍的脖子里面。送王玉萍进、出马三家子教养院，都没有给王玉萍书面文件，劳教理由只是警察口头说的：“你是法轮功。”实际，王玉萍是基督徒。
锦州王玉萍从1977年上访，到2013年，36年没有实际结果，2003年，因为中纪委办错案，王玉萍还被被无辜地劳教18个月。
中纪委不能成为治疗癌扩散的“手术刀”
王岐山在1980年代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间，是我的顶头上司。我相信他担任中纪委书记后表现出的自信心、魄力与决心。
但是中纪委的反腐任务，不单是依靠“自信心、魄力与决心”来完成的。
前苏联有一名南极考察站的驻站医生，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完成了急性阑尾手术。但是中共当前的腐败，绝不是阑尾炎症，而是整体性癌扩散症，中纪委作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能否担任治疗癌扩散的手术刀？不仅老百姓，就连中共自己也不相信。
中纪委依照党的组织原则，应该接受党的核心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最高权力转移到中央政治局，最后转移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虽然中纪委书记也是政治局常委，但是他对权力的监督，力量不够，不论陈希同、陈良宇、还是薄熙来，调查和送交司法都不是中纪委能够决定的，而是常委和幕后的政治老人们决定的，中纪委相对他们，只是个办事机构，而且是“党在法上”的办事机构。
地方和部门的纪委工作在党委领导之下，不能监督第一把手。中纪委不能监督中委、政治局委员和常委，更不能监督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日常监督只是副部级以下。非常时期中纪委的变化就大了。
1989年 5月28日，中央委员鲍彤被送到秦城。公检法并不同意判刑，可是邓小平定调，鲍彤是坏人。为何不判刑？中纪委两位局长对关在秦城监狱的鲍彤宣布：“鉴于鲍彤严重违反刑律，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鲍彤党籍，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鲍彤当即反驳，只有各级法院有权判决是否违法和判刑，政治局无权判定是否违反刑律。党章规定要在通过处分决议之前，将决议原文交当事人。因此，这个决定违反宪法和党章。中纪委局长声明：“中纪委未参于办案。”看来中纪委只起了录音和播放功能的录放机的作用，当然也发挥了参与政治斗争、制造冤案的工具作用。
对于底层，中纪委的权力又过于强大，往往一个办事员，就能制造像关春荣、王玉萍那样的冤假错案。
人们要问，中纪委既然当不了切割腐败毒癌的手术刀，只能充当权力斗争“借刀杀人”的工具，只能充当冤假错案的制造者。那么谁来监督中纪委？这是不是应该成为制度改革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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