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 揭秘：伪造的江泽民

Wednesday, May 15, 2013

揭秘：伪造的江泽民

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五年中，中国的假冒伪劣泛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类假冒不仅充斥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了江治时代的一大特色。引领这个假冒时代的，正是一个精心伪造的江泽民。（大纪元合成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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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3年05月15日讯】江泽民，男，现年八十多岁，中国江苏省扬州市人。1989年 6月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后，江泽民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该屠杀事件最大的政治受益者，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以后被迫下台，回到幕后。

凡是同江泽民打过交道的人都非常清楚，几个极其低下的特点，既矛盾又相得益彰的突显于江泽民一身。

1．贪婪。欲豁大开，什么也无法填满。在钱、权上“闷声发大财”是其著名口号。

2．无能。治国的事一窍不通，干正事的能力不如一个地方单位的小科长。

3．妒嫉。心眼小的不行，妒嫉心大的不行。妒忌使之什么都容忍不了，焦灼难耐，干出疯狂的事情。凡小人整人，溜须拍马，见风使舵，玩权术均得心应手。

4．疯狂。政治作秀时，不吝吹拉弹唱；失去理智时，与魔鬼没什么两样。

5．鼠胆。胆子小的不行，害怕被清算血债，硬赖在高位若干年不敢下台，至今不敢放权。

第一节伪造的江泽民

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五年中，中国的假冒伪劣泛滥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各类假冒不仅充斥全国，而且走向世界，成为了江治时代的一大特色。引领这个假冒时代的，正是一个精心伪造的江泽民。

伪造家庭背景

中共非常讲究出身，江却绝少提及其父。江上台后，干脆伪造了一个父亲—中共党员江上青。真实的江泽民之父江世俊出生于1895年，曾在创办于1917年的南通通明电器公司工作。1938年，江世俊参加了江苏的汉奸组织“和平救国会”，南京沦陷后又供职于“南京临时维持会”，为侵华日军效力。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出于对宣传的高度重视，在行政院下设立了宣传部，由林柏生任部长。1940年11月，江世俊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成为汪伪政府直属报刊《中华日报》的主笔、当时最著名的汉奸作家之一胡兰成手下的一员大将。1945年，日本战败，胡兰成被国民政府通缉，逃到日本后，写了一本小册子《历史的漩涡》，书中特别提到与之共事的江世俊，1942年，胡兰成携江世俊等到北平与伪自治政府文化部商谈“和平救国文化共进大计”。

伪政府宣传部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国人的奴化教育，封杀一切关于日军侵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严禁南京市民收听“敌台”，对于日伪管辖地的报刊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视，其所属报刊，在宣传方针上和日军保持一致。1941年，日军还把控制下的南京广播电台移交给伪政府，并改名为中央广播电台。江世俊在宣传部的出色工作多次受到日本陆军大本营的嘉奖。

江泽民把自己说成中共党员江上青的过继儿子，刻意掩盖他汉奸父亲的真实家庭背景。

出生年代是个问题

按照中共十六大公布的江泽民简历：江出生于1926年8月17日。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民国17年（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戊辰学制”：小学为初小4年，高小2年，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中学为初中3年，高中3年。如果江出生于1926年，那就是4岁上初小，跟当时规定的6岁入学年龄相差了2岁。江对人生的这段历史做了很多手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掩盖他在1942年参加了为日军培养特务的青年干训班的历史。

伪造爱国学生

1939年9月侵华日军在南京设立“大日本皇军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1940年起他们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杭州、武汉、广州等七城市挑选忠于日军的学生送到南京，建立了（伪）中央大学，对学生一律免收学、杂费及住宿费，相当多专业的学生连吃饭也不要钱，此外还有多种奖学金、清寒补助金、工读办法等助学措施。伪中央大学成为培养高级汉奸和实施日本皇民化教育的中央最高学府。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考不上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中。第二年，他凭藉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1942年，江进入伪中央大学工学院电工系。1989年7月几经核对后复印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的第42页上列有江泽民的名字，写明他“42年肄业”，也即1942年江泽民是该校工学院电工系学生。修订过三次是不应该有误的，特别是对江这样的特殊人物。上述通讯录的扉页及其续页上印有五线谱校歌，歌词中有“干戈永戢，弦诵是崇”等语，这就是江泽民上大学时所唱的“永远放下武器，共颂皇道乐土”的歌颂日军的校歌。

侵华日军陆军大将土肥原贤二手下有一名得力助手丁默村，是侵华日军间谍头目。丁默村早年加入过中共，1932年转去国民党，1938年潜入上海，在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李士群于1924年加入中共，1927年4月，受中共指派，前往苏联接受“特工”训练，1928年底返回上海，在中共“特科”工作。1938年，李士群投靠侵华日军。

日本在上海基斯菲尔路76号成立“特工总部”，丁默村、李士群分任正、副主任。（网络图片）

丁默村在另选校址重建伪中央大学之前，就想到决不能让侵华日军办的大学培养出抗日分子，因此特务“职业学生”掺杂其中，监视抗日思想和行为，及早发现蛛丝马迹，逮捕消灭。于是丁创办了伪中央大学青年干部培训班，吸取侵华日军经验，从伪政府高级官员子弟中，选拔幼苗，从小培养。

丁默村一共办了四期青年干部培训，每期人数不等。江世俊望子成龙，深知唯有特工人员身份才能得到侵华日军的信任与重用，所以力荐其子，称之为特殊材料，极擅于隐藏自己。江泽民参加了第四期培训。干训班是以中央大学的名义办的，请有关专业教授及特工兼课，每期结业，直接送入中央大学。这个青年干训班的成员，在侵华日军投降后纷纷逃散。落入中共手中者，都成了保卫部门的业余教员，定期给保卫干部上课。

2003年10月，有人公开发出呼吁，希望知情人提供一张照片，其题目为《李士群江泽民合影》，摄制于1942年6月。这张照片的目击者指出，李士群接见伪中央大学青年秘密干训班第四期成员，当时一共23人合影。第二排左五即为江泽民。与李士群在青年干训班的合影成为江泽民汉奸特务出身的铁证，也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江泽民所受的日伪特工训练及极擅于隐藏自己的特殊才能，帮助他在日后逃过了国民政府的惩处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清查。

日军侵华后，对华实施毒化政策，于1938年4月建立了华中宏济善堂，负责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其收入情况，南京政府不得过问。1943年，美日在太平洋激战，日军遭到一联串的挫败，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统帅山本五十六在一次空战中被击毙。1943年底，气焰销减了很多的日本政府推出所谓“对华外交新政策”，表示要“尊重”中国主权，希望拢住汪伪政府。当时汪伪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想利用这一契机和民众仇恨烟毒的心理，收回鸦片公卖权。1943年冬，林通过手下在伪中央大学找到厉恩虞、王嘉谟等学生骨干，联系发动反烟毒运动。厉、王都是中共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的成员，二人随即向当时中共南京工委书记舒诚做了汇报。舒指示，反烟毒运动既要利用林作为掩护，又不能为林所利用，要注意隐蔽，避免暴露。1943年12月17日晚，厉、王动员了200多名学生到夫子庙打烟馆。在打烟馆时，王嘉谟被日本宪兵在头上砍了一刀，后来，学生把林柏生的牌子搬了出来，才避免了更大的冲突。第二天，厉、王二人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打烟馆活动。江泽民的父亲是汪伪宣传部的高官，配合林柏生的行动，让其子积极参加与侵华日军争夺鸦片公卖权的活动。所以江在这次打烟馆的活动中表现的特别活跃。江上台后把这段为伪政府效力的历史伪造成了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共新华网对江的这段生平描述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库恩的《江泽民传》更是用了几乎一个章节“我是一个爱国者”来描写江泽民冲进烟馆的种种细节。

在当时日军血腥统治的沦陷区里，根本没有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因为任何公开的反日活动，都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更重要的是江的父亲是伪政府的高官，伪政府是坚决反共的，其父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容忍他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如果这真是江泽民的“光荣”历史，叛逆汉奸家庭，凭江泽民到处表演的戏子本性，早就吹的不行了。

库恩的《江泽民传》中提到江在上海读书期间，参加了各种上街游行示威活动。根据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当年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员胡锁明见证，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覆灭。1946年3月13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惩治汉奸条例》，同日施行，汉奸江世俊受到国民政府的通缉。国民政府在1945年9月收复南京后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侵华期间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过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汉奸伪学校，对在校的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惩治了一批汉奸。（网络图片）

江泽民是汪伪政府的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像。他闻讯后害怕至极，东躲西藏，后来逃到江西永新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棉花坪，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在此期间，国民政府曾经对江泽民发出过通缉令。

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看到广大学生对国民政府甄别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在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组织了7次学生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也在当地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煽动下，相继发起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当时，国民政府战后未稳，忙于日本战败后的收复工作，在压力下同意取消甄审。

在江西避难的江闻讯后，知道大难不死，便离开江西永新棉花坪，前往上海交大。临走时，江万分感谢那位收留他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留下誓约，如果日后发达了一定会报答收留解难之恩，并签名以示决不食言。江泽民回到上海后，就在上海交大继续学业。

仓惶逃离，事后精心掩盖，常年揣着谎言，如此种种，使江泽民难于忘记这段避难往事。几十年后，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的途中，在江西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去棉花坪小村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人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小村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此时的江泽民已非当年逃难的汉奸伪学生，而是中共的总书记，也没有人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颤的往事了。江因为害怕暴露历史问题，没有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一定给予感恩报答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心情中悄然离去。1997年，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戚，想通过尉建行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国民党通缉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抖漏出江泽民的汉奸底细而招来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1992年，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的停下来，遥望当年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只差没有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作秀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伪造大学学历

江泽民对在伪中央大学读书的历史从来避而不提，他在填写履历时，都是说1943年至1947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根据增补修订过三次的《南京中央大学（1940-1945）校友通讯录》所载，江于1942年入伪南京中央大学。中共新华网关于江的简历，只提到“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新华网关于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学历都是提供很具体的年代，如胡锦涛“1959—1964年：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学习”。其实江在上海交大只上过一年的学。中共的宣传把当时的南京伪中央大学说成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府。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把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称重庆中央大学，抗战胜利后才迁回南京。1940年4月，在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为显示其中央地位，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大学，称南京（伪）中央大学，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被解散。

2002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校庆前，校方找到了江当年在伪中央大学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喜出望外，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能前来参加母校百年大庆活动。不料他们的寻亲邀请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解其因，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就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不敢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江泽民在伪中央大学的借书证。（网络图片）

伪造烈士遗孤

江泽民之父本是日伪大汉奸，江本人也因为汉奸伪学生而被国民政府通缉过。可在1982年之后，江突然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江自称在中共建政之前，就过继给了六叔江上青。江上青于1929年加入中共，于1939年8月抗战爆发初期，被日伪地方武装组织乱枪打死。江上青曾经和中共的张爱萍上将有过交往。在1982年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当张出来时，江上前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接着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在江上青死后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于是，江就拿着张爱萍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玉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其父亲，他是中共烈士出生。此后，江是江上青养子之说就流传开了。

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东北部的泗县管镇迁到毗邻江苏西北部泗洪县。

1985年张爱萍亲自为江上青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4月与其妻王治坪率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江泽慧、江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县祭奠，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的摇身一变，正式成了中共的烈士子弟。

江上青的职位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的要员兼国民党盛子瑾部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两人分属两个敌对阵营。江世俊如果有通共的嫌疑，会被日伪清算，所以江世俊一定会想方设法与江上青划清界限，怎么可能会把其子过继给日伪所痛恨的江上青呢？1939年正是苏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高潮时期，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日伪政府当然会知道江上青是江世俊之弟。后来江上青遭到埋伏被乱枪打死，半年之后的1940年11月，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江世俊把其子江泽民过继给被日伪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这等于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共党有什么沟通关系，等于是主动把反日通共的“红帽子”公开的往自己头上戴，由此招来日伪上司对自己的怀疑，他是不可能这么做的。

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怀疑，有人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中共建政之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是江自己编造的。江有很多亲属，江根本不和他们有什么来往。唯独江上青成了比他亲爹还亲的亲人，江对江上青的家人也是关心的无微不至。

多年后，张爱萍将军了解到了江的精心骗局后，对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可是当时的江已经三权在握，张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也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据说张将军看电视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江编造出中共烈士子弟之后，开始苦心为其假烈士子弟的故事添枝加叶。2002年10月，在江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遗孤”。把江泽民说的好可怜。当时江可是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的公子，怎么成了“遗孤”。可见江泽民光天化日之下做欺诈秀，手底下的人也毫不掩饰的尽情发挥。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量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的两倍。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江不仅在国内大作假烈士子弟秀，还请洋人帮其写传记，为其作证他是烈士子弟。

美国人库恩所作《江泽民传》中写道：“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

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书中所指“敌人”应该是日伪，因为江上青是被日伪所杀。而当时江泽民的父亲却正在全力为日伪效力而不是“复仇”。

2009年9月22日，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在人民日报要闻版上发表《纪念江上青烈士七十周年》一文中又谈到过继之事。江泽慧文中描述“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即江世俊并没有到场。可能是库恩版的“过继”说法太离谱，把江世俊快说成共产党了。

吕加平分析了这篇文章，指出江泽慧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与一个抗日伪战士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伤痛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给人以江泽民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情，继续捞取政治资本，骗取广大干群和党内的信任。

江泽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泽民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文中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

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江世俊要真帮忙，可以给一定的经济援助。按江泽慧对库恩所说，江泽慧一家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可见他并没有做。

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江上青也没有任何遗愿要这样做。

吕加平甚至怀疑江世俊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有什么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有可能是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江上青被害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是什么样的大功？

中共中央曾经成立了专门写作班子为江泽民写传记。但是这个写作班子费尽心机，不辞辛苦却找不到多少江泽民的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江泽民大量很不光彩的一面，包括他篡改出身历史的真相。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很不满意，将其解散。

伪造加入中共历史

江泽民加入中共的时间一直不确定，一种说法是1944年参加中共，1943年江泽民就读南京伪中央大学时，曾参加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后来经由同校的高年级同学王嘉猷介绍，于1944年加入中共地下党。

另一种说法是1946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称，江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的公布说，江是1946年4月入党。1946年3月，国民党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的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江泽民也刚从避难的江西回到上海。其父为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上海市中共的地下党组织不可能不经考验就立刻吸收这样一个有汉奸背景的人进入其组织。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加入的中共，当时江在鞍山某企业工作。

上海一位军队离休老干部胡锁明已经确证中共所谓江是1946年4月加入中共地下党之说是假的。胡锁明生于1925年，1942年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年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于1946年毕业。胡锁明说，江是在1946年随南京伪中央大学合并到上海交大时转学来沪的，在上海交大就读机电系，他读的是机械系，江只比他低一级。在上海交大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时，胡锁明从来没有见过江参加的身影，也没有任何人向他说起过江的事情和告诉他江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情况，所以他不知道也从不认为江在中共建政之前是中共地下党员。江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的中共地下党员，到处宣传说他是1946年从南京转学上海交大后在交大入的党，其入党介绍人是也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读书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胡锁明揭露称，其实王嘉猷在南京伪中央大学时入党手续并没有办好，还不能算是正式的中共党员，因此王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给江当入党介绍人。

胡锁明称，抗战胜利南京光复后，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共南京地下党一些在日伪部门、学校工作和学习的党员处境困难，又因为南京伪中央大学要迁到上海与上海交大合并，因此纷纷转移到上海或避难、或迁移。于是时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的陈修良和市委领导们与上海地下党市委联系协商，决定将这些中共党员的党组织关系正式转到上海地下党市委，其中包括在原南京伪中央大学工作和学习而来沪的中共地下党员。但这次南京一些地下党由宁移沪工作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及时办理，一直拖到1947年时陈修良才将他们的党员组织关系转交到中共上海市委手中，上海市委负责接收的就是胡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而在这些被移交给上海地下党的人员中，陈修良回忆称，她不知道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贺崇寅回忆称，他在1947年接手这些从南京转来的中共党员中并没有江这个人，所以他也就不可能把江作为南京地下党员交给上海交大地下党负责人吴增亮。而吴增亮更是表示，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中没有江这个党员，而江也从未向他表示过要入党。因为江是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件事与他们都有着直接的关系且又事关重大，于是后来吴、贺、陈三人为这个问题专门聚到一起碰面核对过，得出的结论是：江在1946年不论在南京伪中央大学还是在上海交大，都不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一直到中共占领上海时，他都没有加入过中共地下党。

江在当上总书记后为了证明自己确是1946年就已加入中共地下党，不仅把当时还不是中共正式党员的王嘉猷拉出来说他是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而且还无中生有的捏造贺崇寅也是他在上海交大的入党介绍人，贺崇寅得知后对江的这种无耻做法大感吃惊和气愤，并加以驳斥，但因为这时江已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了，担心江为掩饰他的假地下党员的事实真相而对这些知情人士杀人灭口，所以不好从正面加以批驳，只好写文章委婉表示他没有介绍江入党。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一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责任编辑：肖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