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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泽民上台执政的13年中，中国 的爱滋病人数从零发展到几百万。在1989年 以前，中共一直都否认中国大陆 有爱滋病例。1989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一例爱滋病。中共的一贯作法是先瞒报，瞒不住了再谎报和虚报，如果有良心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句真话 ，就会被暴力打压。对于中国的爱滋病疫情，中共一直都在虚报，病例的统计数字往往和实际爱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人数相去甚远。为了经济利益的考虑，许多地方政府都隐瞒爱滋病的实际人数，并阻止研究人员进入爱滋病发病区采集数据和进行爱滋病防治活动。到2001年，中共官方提供的全国累计爱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26，058人，其中发病人数为1，111例，死亡 584人。当西方记者问及中共卫生部是否一直都在封锁隐瞒河南等地大量民众感染爱滋病的消息时，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矢口否认，但在铁证面前又不得不改口称经卫生部多次调查，因采血而感染爱滋病的人数大约在3万到5万。而许多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专家估计在2001年中国的爱滋病人数就已经超过百万了。
由于中共官方的瞒报和对民间调查防治爱滋病的阻挠，中国的爱滋病病人数的增长速度惊人。2002年6月，联合国爱滋病总署公布《HIV/爱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称，中国爱滋病感染者人数的增长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的爱滋病感染者数目将在2010年前上升到一千万。
河南是爱滋病的重灾区之一，光爱滋村就有几百个。很多河南农民在卖血和输血过程中因不卫生的输血操作方法而感染了爱滋病。2002年，北京的爱知行动志愿组织到河南上蔡县调查，发现上蔡县有超过3万5千名爱滋感染者，全县有3千5百名儿童，因为父母一方或双方死亡而成为孤儿。国际医学界估计，到2002年，河南爱滋病感染者至少有150万，与河南省卫生厅资料的不到2千人比较，相去甚远。
中共在瞒报的同时，对知情者和敢于说出实情者予以打压。1999年9月，湖北医科大学一附院的传染病教授桂希恩，偷偷进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采了一些血样并化验后，被震惊了。他向河南省有关部份反应情况，无人理采他。他将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北京把他的报告发给了河南省委。河南省委派出一名处长找到桂教授，希望他不要再管河南的事，理由是怕爱滋病的实情会影响当地的投资环境，会造成河南农民出去打工没有人要的可能。
站出来说实话的另一人是河南中医学院教授高耀洁。她退休后，于1996年69岁的时候，开始关注爱滋病问题 、病人和遗孤。由于高耀洁等人的努力，河南和中国各地因卖血和血浆导致爱滋病蔓延的问题，终于逐步被揭露出来。同时，也招来中共当局对她的迫害。
1999年，世界爱滋病日，高耀洁准备接受记者的采访，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院院长李真威胁她说，必须说“河南省没有爱滋病”，并指高耀洁是“为反华势力工作”。高耀洁数次接到恐吓电话称“再捣乱就干掉你”。河南省《大河报》报导了爱滋病在河南的流行情况后，受到河南省委宣传部的严厉批评。河南省卫生厅党部组织曾开会讨论爱滋病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解决了高耀洁和桂然恩，河南就不再有爱滋病问题。高耀洁的小女儿也受到牵连，被河南一家医院无故辞退。中共还一直禁止和阻止高耀洁去各地做预防爱滋病的演讲，理由是她有政治问题。
高耀洁说，官方一直采取遮蔽态度对待中国的爱滋病问题，不准医生和记者披漏爱滋病真相。政府采用金钱收买、物质诱惑、荣誉拉拢、给脸色看、编造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刑事拘留、甚至关进监狱等手段达到掩盖真相的目的。
谎治的结果
江泽民的谎治导致了中国的假冒泛滥空前，上骗下，下骗上，互相骗。谎言对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谎言破坏了诚信，诚信是一个稳定社会的纽带，没有了诚信，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砂，人人自保，人人自危。中国制造的各种有毒药品食品 已经严重的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三鹿奶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造成30万结石患儿。谎治的出口外销导致整个世界失去对中国的信任。江泽民就是这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谎言大国，败坏了中国的名誉，毁掉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信誉。英国防伪企业集团出版的刊物中，把中国列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假冒商品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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