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04日讯】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已迎来刘易斯拐点？《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分赴十余省份发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民工市民化遇阻的制度壁垒下，从狭义的刘易斯拐点理论看，我国正在步入拐点阶段。拐点的双面效应日渐明显：一方面，廉价劳动力的获取越来越难，企业人工成本持续攀升，对经济发展速度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人口红利渐失加快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步伐，对经济结构调整起着倒逼作用。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拐点与转型”系列报道，探访劳动力市场供求现状，求解中国加速跨越拐点之策，敬请关注。
“终于看见一个年轻人了。”在四川省仁寿县的几个村庄采访近3个小时，记者终于远远看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年轻人”，兴奋地指给随行的乡镇干部看，走近一看却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人。少了年轻人的村庄显得格外静谧，偶尔能听到几声鸡鸣狗吠。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广东、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东中西部10余省份走访时看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用工荒”现象已从东部蔓延至中西部地区，各地争夺劳动力“白热化”，农民工工资普遍快速上涨。
这一趋势还将继续加剧。据人社部官员称，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年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供求反转：劳动力输送甲乙方角色颠覆
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廉价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当前，“用工荒”开始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蔓延，东部和中西部劳动力输送转移的“甲方”和“乙方”角色逐渐被颠覆。
“以前只要在公司厂门口贴个广告，就有很多农民工应聘，现在主动出去招聘都很难。”浙江省温州市法派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曹乔乔说，该公司用工缺口达1/3。据浙江省人社部门统计，浙江超过1/4的企业存在缺工情况，企业“用工难”“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
“招工大市”广东东莞的人才市场如今门庭冷落。《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广东省东莞大京九人才市场看到，在贴着满满招工启事的广告板前，很长时间看不到应聘者的身影。
中西部地区用工也出现由富余到短缺的转折。“我们从以前的劳务输出大县变成了现在的用工短缺大县。”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社局副局长周绍哲说，临颍县最高峰时曾劳务输出20万人，现在劳务输出人数降到了10万人左右。
“十年之前我们组织招聘，农民交钱都愿意来，现在你给他钱，他也许都不来。”安徽省阜阳市临泉人社局劳务经济办公室主任黄河说，县里连续4年组织农民工招聘会，每次提供四五千个岗位，但招到的人寥寥无几。
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厅长刘莉说，缺工成为全省普遍现象。宿松、滁州等市县多次到省人社部门强烈建议引进外劳。此外，四川和贵州等西部地区也出现局部用工短缺现象。
随着“用工荒”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沿海招工企业和政府从中西部地区昔日的座上宾，如今吃起了“闭门羹”。
“以往东部地区来招工，我们很热情，包吃包住包服务。”安徽人社厅就业促进处副处长吕泉说，“到了2011年，你来不来招工无所谓，现在很多市县都不欢迎不接待招工企业了，甚至连摊位都不提供。”
四川省仁寿县人社局副局长林金华说，仁寿县原来在沿海等地设立了一批劳务输出的办事处，这两年部分办事处已经停止运转，仍在运转的主要帮助农民工维权，不再承担主动向当地输送农民工的任务。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逐渐采取“回引”措施进行“出口转内销”。河南省和四川省分别于前年和去年出现农村劳动力省内转移高于省外输出的历史性转折。安徽省正把皖江18个用工多的县和皖北14个劳动力丰富的县进行“两皖对接”，把农民工留在本省。
部分东部企业为了“抢人”，甚至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据贵州省遵义县人社局就业局副局长温德松介绍，去年一家浙江纺织企业以在遵义县投资80亿元为条件，要求当地政府替其招聘5000人。遵义县千方百计给这家企业输送200多人后，承诺的投资却不见踪影，温德松说，企业的目的根本不是投资，而是揽人。
存量“探底”：“盖房上梁的人都没有了”
面对日益蔓延的“用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究竟还有多大的“接续”空间？记者在中西部人口大省的农村地区走访发现，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存量挖掘和转移难度日趋加大。
由于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三留现象”现象严重。四川省仁寿县始建镇镇长李建忠说，该镇1.72万劳动力中的九成以上都外出务工，60岁的老人还是种地的主力军。《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始建镇文武村看到，89岁的苏少荣老人还在晒稻谷。“40岁以下的劳动力在村里找不到几个，盖房子上梁都凑不齐人。”始建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杨俊文说。
安徽省临泉县韦寨镇韦周村300多人，60岁以下的劳动力只剩下41岁的村干部韦小庄。河南省固始县郭陆滩镇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吴兴民说，全村3500多人，外出打工的占六七成，“60岁以上的现在也算‘劳动力’，要不然没人干农活”。
记者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乡的集市上看到，赶集的大部分都是妇女、老人和小孩。新铺乡巴茅村村支书周玉明说，全村劳动力500人左右，外出打工的就有400多人，“村里想找到一个年轻人，难！”。
贵州省就业局局长徐海涛和四川省人社厅农民工处处长曹庆表示，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增速放缓，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开始下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刘丹华说，尽管我国劳动力总量充沛，但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预计2020至2030年，每年减少近800万人，2030年后每年减少830多万人。
记者采访发现，存量闲置浪费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短缺。部分在外打工的农民工由于无法解决户籍、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被迫过早离开劳动力市场返乡。在温州打工的安徽省六安市农民工程先峰说，前些年他们家族在温州打工的有四五十人，过年能摆几大桌，现在只剩下十个人，大部分由于孩子上学等问题无法解决，陆续返回家乡。
河南、四川、贵州等地人社部门均表示，目前闲置劳动力大多年龄偏大、文化和技能偏低，且以45岁以上中年妇女和55岁以上男性群体为主，再次转移就业开发难度较大。
人工上涨：刘易斯拐点已然到来
在“用工荒”蔓延、剩余劳动力“探底”的驱动下，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上涨，企业用工成本不断上升。从“只要有活干就行”到“工资太低我不干”“议价权”逐渐从企业向农民工倾斜。
“以前农民工有活干就算增加收入，但劳动力短缺后农民工对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大大提升。”据蔡昉介绍，2004年出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上涨趋势不断加快。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首次突破两千元大关，同比增幅达21.2%。尽管去年经济增速放缓，但农民工月收入同比仍上涨11.8%。
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和企业对用工成本上升的感触尤为强烈。浙江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局长政策综合科科长陈根元说，加薪已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手段，企业“用工贵”问题日益突出。浙江省人社厅的一份最新调查数据显示，最近几年浙江省农民工工资年均增长10%以上，目前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500元，四分之一的农民工月均收入3000元以上。
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也在逐渐消弭。中西部农民工工资不断上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月收入差距已经缩小至30元左右。
“这五六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翻了一番。”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产业聚集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崔鹏飞说，2007年一家澳门的纺织企业从沿海搬至临颍县产业聚集区，员工月工资当时仅有400多元，“现在我们这儿工资一涨，这个企业又撤走了”。
“现在老板成了‘孙子’，员工对工资待遇不满意就走了。”河南固始居一机械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恒国说，除了加工资，降温费、绿豆汤、宿舍卫生间空调等福利都要尽量给工人安排好。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劳动力市场采访发现，农民工与招聘企业对工资“讨价还价”程度激烈。正在成都市九眼桥劳动力市场招聘普工的四川川桂阳光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军说，成都市前几年普工月工资才1000元出头，现在没有两三千元很难招到人，经过一番“拉锯战”，农民工对李正军提供的1800元的月工资并不感兴趣。
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要求更为敏感。贵州省遵义县三合镇冷水村22岁的农民工龚前立去过浙江打工，干了几个月就回家了。“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还不够自己开销呢。”现在龚前立在本地干水泥工，每个月打零工也能挣上四千多元。
记者采访发现，尽管我国目前仍有9亿多劳动力，包括2.6亿多农民工，劳动力总量依然充沛。但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加速“探底”，存量的转移难度加大已成事实；“用工荒”蔓延加剧，农民工工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则持续多年。立足这样的社会经济现实，寻找“稳增长调结构”良方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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