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人心向背”？

【看中国2013年11月11日讯】24．中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人心向背”

在1946年至1949年之间国共两党的那场决战中，中共最终赢了国民党。对此，中共自己的一个解释是这个结果体现了“民心向背”。按照这种说法，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够成为赢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因为民意当时是向着中共的。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需要我们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各阶层的社会意向做一番具体分析。

构成当时中国社会结构顶层的，是国共两党的核心人员，这个层次上的这两部分人，政治倾向自然是完全相反的。他们人数不多，但也是“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是城市里的高级知识份子。这些人主要是当时各类正规的社会机构如大学、报刊、研究机关等等的工作人员，通常都过着不错的日子，所以他们的想法一般都比较温和。但其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于知识份子的本份，喜欢参政。他们参政的方式是发表文章、演讲，说自己的政治观点，然后向国共两党兜售，搞政治投机。这部分知识份子就相对不那么安分，这批人主要是通过办刊物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但他们办的刊物，不是真正意义的媒体，而是一种同仁论坛，是宣传自己的声音的，不是那种反映社会事物内部资讯，从而起到监督制衡作用的西方式的舆论传媒，所以这种刊物上讲的东西反映不了民意。这批人离底层社会较远，他们反映的只是自己的“民意”。这个层次的人，总体数量不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只在自己的那个小圈子里瞎嚷嚷。他们比较左倾，在政府那里没有什么得意的安排，有失落感，希望中共冲一冲政府，也好有机会投机一把。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倒是向着中共的。除开这部分左倾高级知识份子，还有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同政府合作，如胡适，还有傅斯年、罗家伦之类的五四时期成名后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是右倾的，当然不会向着中共。没有人统计过这些左、右倾知识份子人数的对比，但两者的数量显然不会太悬殊。

这之后就是一般有文化的城市职员队伍。这些人数当然要多一些，但当时占人口的比例还是很低很低的，有个1%不得了。这部分人对国民党政府肯定不满，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这些人是向着中共的，他们大多像沙子一样的生活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辛苦谋生，只求安稳，多数是安定派。所以这部分人的“民意”至少肯定地讲，不能放在中共这边。

再下来，就是城市中下层百姓了。这些人没有任何组织来表达他们的意向，而且，他们到底有什么意向也不难推测，无非是过好一点的日子。他们当然对现状不满，但他们也未必知道什么是更好的状况。至少他们大部分肯定不知道中共的主张是什么，即便知道，也无法同自己的境况改善相联系起来，何况中共的政策主张里，具体地讲，就没有什么针对他们的主张。所以这些城市贫民阶层对中共没有什么倾向性。事实上，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期间，城市里并没有大规模的动乱，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值得一提的里应外合，让中共攻城更容易一点。长春围了那么久，也根本没有贫民起义。这都很说明这部分人的态度。

那青年学生呢？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讲，青年学生都是倾向于激进的，当时的学生多数也确实比较左倾。但他们人数很少，也不可能持久的影响城市中下层居民的思想。其实，从抗战结束后到1949年整个期间，也没有什么真正持久的学运。不多的几次学运，持续时间都很短，影响力也没多大，而且有证据证明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中共操纵的。

再剩下一块就是农村居民了。他们又可以分成所谓“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块。国统区农民，没有什么好讲的，谈不上支持政府，但也绝对没有对抗政府，一些零散发生的乡村冲突，任何时代都有，与“民心向背”没有什么关系。至于“解放区”的农民，核心问题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倾向，而是中共用强力与种种欺骗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动员并控制了他们的意向，这才是中共所谓“民心向背”的秘密所在。你控制住了，你就有了一个数量足够大的“取样”，然后你就可以一下子用这个“样本”代替全部。这个“样本”被控制住了，样本的资料你就可以掌握在手。你可以根据情况来调整，这样，从事后去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解放区”的那个“民意”来代替全国的民意，而且不经意的就跳过了必要的逻辑环节，一下子，把结论放在这里了。这也就是说，所谓“解放区”农民的“民意”，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中共动员、控制的“民意”而已，它根本就不能代替全国意义上的“民意”。

换个角度看，当时中国农村识字率很低，你通过什么方式让这些人认识国共之争的含义，从而还给出倾向性的选择呢？不可能有这样的事。设想一个平静的山村，突然来了个外人，说警察在追我，我是共产党，来救穷人的，立马三刻，农民就把他藏起来了，有这样的事吗？这个山村的村民倒很可能因为同情怜悯之心，而收藏这个共产党员，但绝对不可能在你气喘吁吁地讲你是来救我们村民的，所以我就藏起你来，那怎么可能呢？这是常识可以判断的嘛。可是中共却正是用这样虚构的事例来解说佐证所谓“民心向背”的。

可见，中共一向吹嘘自己打败国民党反映了“人心向背”，这纯属站不住脚的谎言。

（注：本文大量引用了近年来大陆网路上广为流传的《中国革命史探谜：两个局外人的对谈录》一文中的有关内容，但编者对个别地方略为做了编辑与加工。）

25．地主阶级的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

中共建制之初，即以所谓“革命”的名义，在“土改”中屠杀了200万地主。

按照中共的政治宣传，在“万恶的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进行着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品德败坏，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向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双手沾满了农民的血汗，是所谓“旧中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因此，“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反抗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问题。

从小到大，像绝大多数同龄人一样，笔者从未怀疑过这种宣传的真实性，直到撰写本文前不久方才如梦初醒：原来这个我们信以为真几十年的“真理”，却是一个骗了几代中国人的地地道道的大谎言！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既然中共精心塑造的“地主阶级”的形象完全是虚假的，那么真实的地主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只要翻开历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纪的老人问一问，你就会明白，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辞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总的来说，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坏人，但绝大多数都是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的好人。当然，像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样，许多地主也都是集优缺点于一身，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们的个性、作风、处事方法，无一不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文环境、风俗习惯息息相关。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着许多儒家道德的传统优点，同时也沾染了不少社会流行的恶习。拿刘文彩来说，他既有着慷慨兴学的美名，不少济困扶危的义举，但也有吸鸦片烟、玩女人、讨几房小老婆等当时有钱人的通病。

从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来看，大体有以下三种：一是祖上传下来的家业。二是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三是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准。当然，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只是极少数。另外地主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是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再来看地主阶级当年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宣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赞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钜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皇权专制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份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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