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1月16日讯】记者11月初，从羊城晚报报业集团获悉，由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刘红兵兼任新快报社社长；由集团管委会委员、羊城晚报社社委孙璇兼任新快报社总编辑；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副总编辑李宜航不再兼任新快报社社长、总编辑；对新快报其他班子成员做出部分调整。
陈永洲收了钱是肯定的，中联重科有问题也是肯定的
陈永洲收了别人的钱，然后发一家上市公司的负面报道，这样的事情，在新闻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个事情唯一的新鲜之处是，这一次，得罪的大公司看来后台硬得可怕，可以跨省抓捕，而且很快叫陈永洲认罪，还上了央视。最后连所在媒体《新快报》也在劫难逃，领导换人了事。
陈永洲有没有罪，这是另外一回事，这一次整陈永洲的法律程序肯定是混乱的。只有法院才能认定谁有罪，而陈永洲还在看守所，就被迫承认有罪了。看来我们可以不需要法院了，只要警察抓人，关进看守所，央视一报道，就可以判刑了。
在中国，不管做什么事，你都要有后台，你没有后台，什么事都做不了。高干子弟经商为什么容易成功？倒也不是说每一个高干子弟都靠违法乱纪赚钱，不过因为他们有后台，他们做起事来没人敢刁难他们，所以他们就成功了。如果你出身平民，每个官员都想来啃你一块唐僧肉，你这个企业就办不下去了。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几乎每一个都是有背景的，不是这样的背景，就是那样的背景，你没有后台，你就算摆个大排档，也会被城管掀掉，更不用说经营一家上市公司了。
中联重科是谁办的？网上许多好事者已经搜索出来了，都是省部级高官的子弟。中国媒体，八成以上都是靠敲诈吃饭的，陈永洲的失误之处，就是选错了对象。
先不管陈永洲收钱没收钱，我们看看中联重科有没有问题呢？我相信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没有问题，是不必怕别人造谣的。别人造谣了，你可以起诉他，也可以接受调查。现在别人说你有问题，你不敢接受调查，反而想办法去抓人，可见，这个企业是有问题的。而且根据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一贯的经验，在中国干净的上市公司几乎没有。西方国家因为司法独立，所以没有特权公司，不管是什么公司都必须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下。这样他们的上市公司就非常规范，他们的上市公司就不敢造假。当然也不是说绝对没有造假的公司，只是他们的犯罪成本非常高，所以相对来说，他们的上市公司比我们要干净很多。但是在我们国家，公司上市就是为了圈钱，真正的好公司都不稀罕上市。只要能上市，各个公司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造不造假根本不是问题，能不能上市才是问题。你要严格说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干净的公司。中国股市变成了一个赌场，甚至连赌场都不如，这与上市公司本身诚实度缺失是有很大一部分关系的。
中联重科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如果我们的司法是独立的，这样的公司可能根本就活不下去。
司法不能独立，认罪就永远可疑
陈永洲收了钱，也不等于他就应该被跨省抓捕。这一次抓陈永洲的程序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也像美国一样严格地执行刑事诉讼程序，那么陈永洲是百分百可以获释的。这一次央视播出了陈永洲的画面，细心人发现，陈永洲脖子上有勒痕。且不说长沙警方开着中联重科的车子去广东抓人，就凭这条勒痕，我们也可以推定陈永洲在监狱里是受了虐待的。
中国司法不独立，所以中国看守所里发生了一些什么，没人能监督。我们只是听一些虎口脱险的人，出来之后谈自己在看守所里的遭遇。在这样的看守所里，犯罪嫌疑人认罪了，这是非常可疑的。太子奶的创始人被抓进看守所，受到折磨，并且不断抓他家里的人，最后没办法，只好屈服，放弃对太子奶的所有权。你被抓进去了，你不服输是不行的，他们总有办法对付你。布哈林是列宁最欣赏的革命家，和斯大林有矛盾。斯大林上台后，想要除掉布哈林，就把他抓进监狱。先是严刑拷打，布哈林不认罪。斯大林就对他说：如果你不认罪，就会枪毙你的老婆孩子。没办法，布哈林只好屈服了。
只要没有独立的司法，陈永洲认罪就没有什么意义。不管是谁，进去了都要认罪。因为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我咸菜是没有进去，进去了，不管你叫我承认什么，我都会承认。被打得受不了，生不如死，一个人就会什么都承认。佘林祥就是一个例子。佘林祥老婆不见了，别人说是他杀的。他不承认，可是不行，被打得受不了，只好承认了。又过了好多年，他老婆忽然又活着回来了。这才揭发出一个大冤案。不过好在佘林祥没有被毙。内蒙有个叫呼格吉勒图的小伙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发现女厕所有个女尸，就报了警，结果警察把他抓了起来。严刑之下，他只好承认是自己杀了人，结果被毙了。但是过了好几年，忽然又有一个强奸杀人犯主动供述是自己杀了那个女青年，但是那个冤死的呼格吉勒图始终没法子平反。与此类似的还有聂树斌案，赵作海案等。
这些是揭露出来的案子，我相信还有许多没有揭露出来了冤案，严刑之下，何求不得？我父亲在世时，跟我说过一句话：“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民主，只有专制，司法不独立，黑暗无法揭露，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的冤案发生率特别高。我见过几个上访的老访民，有些人确实是精神不正常，有妄想症，老以为自己是被人迫害了。但确实也有一些人真是受了冤屈。
不管是什么机关，都不能搞得太神秘，搞得太神秘，没有人监督，它最后都会成为一个罪恶的发源地。我们为什么要支持搞司法独立，就是为了让中国人也能享受到现代法律制度的优越性。1840年以后，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搞治外法权。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西方人的法庭比我们自己的法庭公正得多，最后小百姓们都愿意往租界里跑，租界里人满为患。小百姓是不管你什么爱国不爱国的，我在西方人的统治下能安安心心地生活，而在我们本国领导的统治下却被欺负得受不了，那我自然就要投靠外国的租界，你骂我不爱国，那你们这些老爷为什么不能少制造些人间悲剧呢？人性的本质不管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西方人并不是天生就比我们中国人公正，只是他们有一套制度可以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这套制度其实也很简单，而且目前风行世界，但我们有些人就是要拒绝，这是为什么？我想答案其实并不复杂。
当然我说陈永洲是不是认罪没什么意义，并不是说陈永洲真的没有收别人的钱。陈永洲多半是收了别人的钱，但是我们的司法程序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并不能认定陈永洲就有罪。美国有个著名的辛普森案，全国人民都知道肯定是那个狗东西犯了案，但是因为警察在取证时程序有瑕疵，结果让辛普森逃脱了法网。美国人为什么要这样处理案子？并不是他们想要包庇罪人，而是因为要树立一套规范，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避免好人受到冤屈。
媒体敲诈企业，其实是一个权力角力的过程
中国媒体大部分都是靠敲诈生活的，这是一个没有什么疑问的事情。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给媒体的钱不够多，许多报社连养活这么多人都困难，不搞些额外收入就没法子在社会上生存。我说的这些媒体包括中国所有的媒体，包括那些顶级的。二是中国社会法制不健全，做好事，没人支持你，做坏事，也很少受到惩罚。当然，要选择好敲诈的对象，有些公司是可以敲诈的，就是那些没有什么官方背景的公司，我们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整死他们。而有些公司是不能敲诈的，因为他们有官方背景，你事先要想好，能不能通过官方力量的对决，压倒对方。其实每一次媒体对企业的敲诈，都是一个双方动用各种官方力量互相角力的过程，看谁能动员更多更有力量的官方势力。至于谁对谁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哪一方有实力。
咸菜也在媒体里面混，我清楚知道一些敲诈事件的幕后情况。在我的感觉里面，媒体对企业的敲诈，这是一个刀口舔血的事儿。要有一颗喜欢冒险的心，还要有一帮子关系，这才能把这个戏演好。这种敲诈的工作，总体上来说对实体经济是有伤害的，因为被选定为敲诈对象的企业一般都是没有官方背景的民营企业，这些企业一般来说都是靠努力勤奋来发展自己的，这样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撑力量。而一些损害中国社会利益的大型垄断企业，是不怕别人敲诈的，记者们一般也不会去招惹这些企业。
有官方背景的企业，靠坑害人民来生活。而大部分媒体为了多捞点外快，就靠坑害那些没有后台的企业来生活。在中国，没有官方后台，不管你做什么都做不好。外国企业为什么能做得非常大？就是因为他们有一整套的法律制度来保证企业不受权力的侵犯，而在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一套制度的。我们的企业常常不是靠自己的实力来发展的，我们的企业是靠和官方维持一个好的关系来发展自己的。和官方关系最好的企业，肯定不是对社会最有益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没有诚信度，我们的人民不相信他们。中国人宁可忍受屈辱到香港去抢购奶粉，也不愿意买国产的奶粉，就是因为中国企业多半都是靠官方的扶持而生存发展的。如果官方的诚信度不高，就会连累到企业的信誉。
媒体收钱算不上受贿，世上没有空洞的正义
最后我想说的一点是，我觉得媒体靠敲诈生存，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官方势力不是太大的话，媒体的敲诈对于规范中国公司的行为会有一些好处。媒体收钱，这其实算不上受贿。如果一定要规定媒体不能收受任何集团的钱财，那我们国家所有的媒体都可以关门了。因为在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靠政府给经费的。政府通过养活这些媒体，得到媒体的赞颂，这是我们国家舆论的一个特点。你如果不允许媒体收受别人的赞助，那么你们政府为什么要给媒体钱财？媒体，是社会公器，本来就应该是以多种方式生存的，收受社会的赞助，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有人可能会说：收了坏人的钱，帮坏人说话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一个媒体睁眼说瞎话，民众就会抛弃它。媒体它不是行政机关，它并不能主宰国家的政策，也没有行政权力，所以也不可能对社会大众构成实质性伤害。媒体能不能发展，是一个社会选择的过程，不需要政府操太多的心。现在政府插手干涉媒体收钱的事，那只能说是想要垄断话语权。就像是有人包了小三，就不准小三收别人的钱，那并不是为了小三好，而只是想垄断小三的使用权。
也有人说，媒体，你是代表大众说话的，你如果也要钱了，那这个社会岂不是没有正义可言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寻求正义，从来就不是空洞的。空洞的正义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正义，听起来很好，但是如果正义不能给人带来利益，那它就只能是少数人意淫的产物。当年红军在江西搞革命，贴出来的标语并不是什么关于正义的空话，而是关于利益的许诺，它是这样写的：“农友们快来参加红军吧！可以分田分粮食！”没有田没有粮食，鬼跟你搞革命！1946年，国共内战迫在眉睫，毛泽东说：“要给农民以看得见的利益，这样农民才会跟我们走。”没有利益，就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正义。正义本身就是对不合理的利益分配进行的再分配。
今天，中国社会物欲横流，权力不受制约，人民生活痛苦。在这种情况下，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媒体对社会的监督。但是如何才能调动媒体监督权力的积极性呢？那就是物质利益。有利益，他们就会乐于监督权力，有利益，他们就会乐于承担风险。拿陈永洲来说，他拿了别人的钱，这是不错的，但是只要他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他拿钱也是应该的，是社会对他勇敢揭露黑暗的一种奖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钱，才会有记者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去揭露权力的腐败。没有钱，还要冒风险，只有一个正义的空名，那是不可能调动广大记者的积极性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抓捕陈永洲，整肃《新快报》，对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并没有好处。陈永洲收了钱，不等于他揭发的事情是错的。如果我们把媒体监督最终变成了权力在幕后的博弈，那么权力将更加猖狂，而人民的生活将更加痛苦。
［结语］收钱不是问题，有没有为人民说话，才是根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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