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2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古春秋综合报导）中共匪首李大钊本是苏共 间谍，被抓后抵赖共党身份，企图蒙混过关，保全小命；另一中共匪首向中发，无德无能，迷恋舞女，被抓后下跪求饶，却不免一死。而抗日英雄蒋中正，在西安事变中，拒绝与叛乱分子合作，宁死不签任何协议。
李大钊出卖中华民族利益 实为汉奸
1927年4月，张作霖抓捕到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从收缴到的中共机密档中发现，中共正在联合苏联，出卖中国 人的利益。李大钊从事的使命，基本上是为共产国际和苏联谋取利益，张作霖称他为“俄奸”，相当于百姓称的“汉奸”。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得到了公使团的同意，派遣中国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的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的记录、中共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证实了苏联全面指挥颠覆中国政府的暴力运动、排外运动。
张作霖命人将这些材料翻译、整理，编成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主要是“军事秘密之侦探”和“苏俄在华所用经费”两项。在前方爱国将领的呼吁下，张作霖下令将李大钊等人执行死刑。
李大钊害怕枪毙 请求绞刑
根据北京档案馆的各种材料显示，李大钊被捕后，并未受到中共洗脑宣传的所称的被揭掉指甲、铁丝捅尿道等“严刑逼供”，而是受到很好的待遇。
北京市档案馆藏有李大钊1927年4月被捕后的口供笔录材料二件，是在京师高等检察厅档案中发现的。供词为抄件，是京师警察厅抄送给高等检察厅的，被警察厅称为“李大钊供词全份”。
李大钊在这份供词中，以国民党左派自称，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更不敢承认是共党的高级领导。其实，早在1926年，段祺瑞政府就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命令通缉李大钊了。此后，后入主北京的张作霖政府更是明确剿捕共产党人及倾向共产党的人，明确通告：“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邵飘萍、林白水等记者就因为主张共产暴乱学说被捕杀。
国民党虽然大举北伐，在北方处于半公开的地位，而在北洋政府眼里是中国人的组织。李大钊不敢承认共党身份不过企望保命。
中共都是这副样子，敢做不敢当，李大钊在关键时刻 连共党身份都否认，临时抱国民党大腿，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张作霖手下那里这样好骗，办案人非常精明，早已掌握李大钊的言行，判定李大钊是共产党员。
李大钊自知所犯罪行天理难容，难逃一死。但他很害怕枪毙，希望被绞死。张作霖得知，批示拨款，订购了那台著名的绞刑架。4月28日，奉系军政府对李大钊进行军法会审，以“和苏俄里通外国”、“宣传赤化”、“意图扰乱公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处以绞刑，立即执行。
中共匪首迷恋舞女被捕遭枪毙
1931年4月24日，中共秘密特务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政府抓获，顾供出中共在上海的全部组织人员名单，中共在上海等地的地下特务机构几乎全部被摧毁。
6月18日，中共派人通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转移去江西，但是向忠发耐不住寂寞，一定要先去幽会其情妇 杨秀贞。
杨秀贞当年25岁，曾是百乐门舞女，长期被向中发包养，向在她身上花了8,000大洋。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从情妇那里出来，到上海法租界静安寺“探勒”汽车行租车时，被一群人拥住，用汽车带到了善钟路巡捕房。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开始抵赖其中共匪首身份，只说是中共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但向忠发左手一指半截的特征（年轻时为了戒赌，将左手指砍去一个）出卖了他。向忠发知道无法隐瞒，下跪求饶，称自己虽是第一把手，不过是傀儡一个。
随后向忠发主动供出了中共的内幕 ，其中包括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以及投靠苏共反华势力，图谋颠覆中国的事 实，还供出中共为了筹集资金去绑票、抢劫的暴力犯罪事实。
本指望招供活命的向中发，6月24日，被国民政府枪毙。
蒋中正宁死不与叛徒签约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反对叛乱，扣压蒋中正，史称“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中正痛骂前来探视的张学良，拒绝与张学良以及中共谈判，宁死也不签署任何协议。12月20日，蒋中正写下三封遗书，表达自己以死报国、誓守清白的决心。
各种史料显示，张学良是中共党员，西安事变是中共一手策划的阴谋。
有报导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观阅了缴获的蒋中正日记，明白了蒋中正并非不抗日，而是在积聚实力；在当时中国弱而日本强的情况下，越能延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对中国越有利，这是蒋介石一直无法说出的苦衷。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12月14日，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中国抗日，保护其东方不受日军侵扰，而中国只有蒋中正才具备领导抗日的权威，于是公开谴责政变。12月20日，莫斯科电毛：重申“必须和解争议”，原本执意要杀蒋的毛泽东才迫不得已将电报转周恩来，要他帮助“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张学良在1956年应蒋介石之要求所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痛陈：“殊不料良当年认为爱国抗日之共产党人，乃石敬塘、刘豫之流亚，诚如蒋公早年所言‘头等大汉奸’也。良当时自用自专，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一往迷惑，空虚幻想，反躬思来，羞愧自憾无已！良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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