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2月01日讯】三中全会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一个星期之前三中全会结束，在这一个星期里面，相对的海外评论文章都用什么“出乎预料”，“令人感到很吃惊啊”等等的形容词来形容这次三中全会的公告，公告是上礼拜五拿出来的，我在节目当中做过不同的评论，有一个内容我们评论的比较少，就是有关中央集权的问题，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应该说习近平把权力拿过来了，这是非常确认的。
他为什么拿过来？是什么原因造成拿过来？我们没有直截了当的针对这个问题分析，而在拿权力的过程中，这两天不同媒体在分析的时候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王岐山，认为王岐山在过去一年里面权力非常的膨胀，实权非常的大，斩杀了十多个省部级官员，几十个正副局级官员。也有媒体讲，在上个星期五的公告当中，中纪委的权力更加扩大，这也就意味着王岐山的权力就更加扩大。
那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呢？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甚至贬低李克强，认为王岐山权力如何如何，我这期节目就先针对这两点跟大家分析一下，我是从不同的媒体的角度和我自己的观点的角度来看待这两件事情。
首先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有关所谓王岐山的位置权力的过程，他为什么做成这样？然后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习近平要集中权力？这种集中权力，《德国之声》有篇报道我觉得有他特殊的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先看一下，为什么媒体提到有关王岐山的权力过大的问题？为什么给大家造成这种感觉和印象？
我们知道王岐山其实在去年这个时候，十八大结束的时候，十一月十五号等着他们七个常委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都不知道出来七个，大家还在猜测是出来七个还是出来九个，最后出来七个，当时王岐山是非常靠后的，他的位置最后定位是在中纪委，我印象很清楚，王岐山出来之后人家都戴的是红色领带，就他戴的是蓝色的领带。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了，看来王岐山非常特别，跟总书记，跟习近平不戴同样的领带，以这样特立独行的方式出现，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挑战总书记，明确跟总书记分着干；另外一个就是跟总书记的关系，哥儿俩太不一般，只有这两种可能。一般的技术官僚，你比如说李克强也好，过去的温家宝也好，绝对不会这么干的。
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活常识也给我们造成了非常清楚的概念，在一般的企业，在中国人的这种背景之下，不是我们很特殊需要的话，大多的朋友在这种仕途过程中，一定会相应的要跟上面的人保持一致，不要跟当官的不一样，你穿衣戴帽，特别是男人的领带啊，西服啊，皮鞋啊，注意要不能超过自己的老板，特别是在这种大的国营企业，就是不是那种私有企业的这种氛围之下，这种上下级的层次关系太强了，你超越了老板，超越了你的上司，那你就麻烦了。
因为在中国的社会当中有一个概念叫“恨人有，笑人无”，就是无神论的一个唯我独尊，以利益以强者作为一个价值观的社会当中所出现的人性上的一种极大的缺憾，说白了就是极强的妒忌心。“恨人有，笑人无”是极强的妒忌心，这种妒忌心跟个人的奋斗作为社会生存的价值观的整个背景是相应的。
所以我一年前意识到王岐山戴的领带不同的时候，立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说王岐山很特别，会很不得了，他只有两种可能，要不然挑战习近平，要不然就跟习近平的关系非常的好。一年之后我们看到了，透过他所掌控的中纪委，杀掉几十个正局级，而在杀掉正局级同时，十五号七个常委亮相，十六号雷政富就被曝了光，采取的方法是民间的方法，但曝光雷政富，目标冲的是薄熙来，对整个重庆政坛进行整肃，他做法非常清晰。在整肃薄熙来的过程当中，毫不耽误时间的就把李春城干掉了，这是王岐山干的。
一年过后，我跟大家总结过，被他杀掉了十一个省部级官员，几十个厅局级官员，这个完全是冲着周永康而去的。最新倒台的黑龙江省的组织部长，据说是刘铁男的人，我相信跟他围绕着周永康还是相关的。作为王岐山是否坐大，其实是因为他的工作造成了这个概念，就是说习近平要靠反腐重新树立威信，杀官的做法呢，一个是他必须得杀，这都是我们说的其实太多了。
薄熙来、周永康联手对习近平要下黑手，这是习近平完全认可的，所以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先要拿到证据，薄熙来跟周永康联手要做掉习近平的证据，要拿掉他们俩。而拿掉他们俩必须先拿掉他们周围的官，大家都明白的事情，只不过在做时他没有任何含糊，一刀一刀下刀很狠很准，直接了当。薄熙来，看起来习近平还是念了大家发小长大，同样家庭背景的份儿上，这些他都念到了。其实周永康我断定他会比薄熙来死的惨，大家一定会看到，薄熙来不是习近平在反腐的风浪中拿下的，薄熙来是这一次风暴的最开始的造成者，一个嘴巴扇成的。
王岐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我们换一个位置，如果不是王岐山，比如说换成李克强，做不来的，李克强没有王岐山的家庭背景，李克强没有王岐山的中共官场的这种家族势力的氛围，现在的时髦叫“气场”，他没那个气场。李克强是温家宝、胡锦涛一类的官员，技术官僚。七七、七八、七九、八零，在那年代，在大学任团支部书记，必须是唯唯诺诺的人，又有思想又要唯唯诺诺人又要聪明，又要在这种环境之下能够生存，这是这个氛围造成的，这种家庭的背景造成的。
王岐山不是，王岐山跟习近平他们有着类似的背景，王岐山同样他是北京三十五中学毕业的，北京三十五中是西城区的，南八中是西城区的，南四中也是西城区的，这三个学校基本上汇总了当时总参、总政、中共最高家族势力的年少人们读书时，主要汇总的这些人。所以这是我讲王岐山的工作造成这样。
另外为什么习近平在七个常委当中用王岐山做中纪委，而不是原来以为的他会主管金融呢？因为在政治局常委出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分析的节目很多，习近平无可奈何，没办法，但是习近平非常清楚他自身受到的威胁，一年前的十八大是江泽民派系获胜，其实习近平本身也遭遇了江家人马的放料，包括在去年的十一月份温家宝家族情况被曝料，我相信作为现在的中共上层很清楚，那是原来周永康人马所作所为，因为只有他掌控的政法委系统有这种条件，把各家族的情况细节资料在过去的时间里很系统的收集起来，作为他们威胁对方的一种手段。
被放料的人我重复过，习近平、温家宝和胡锦涛，而原来江家人马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放料的，所以资料应该来自于原来的政法委系统，需要注意的放出料应该是跟曾庆红、江泽民有关，这是我们这么来分析了。所以在当时王岐山被习近平委任来保住现实的状况，来扫清自己整个仕途中，刚刚上任之后暗含的那些荆棘，那些阻碍，而在扫清这种党内阻碍的时候，最好的借口就是反腐。对下可以降低民怨，对上可以交代出具体的证据，我弄你，我是有证据的。而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可以扫清这些人，谁都说不出来。
所谓王岐山坐大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它反映出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那种残酷性，它反映出过去这二十多年江家人马整体的对后来上来的这些人的威胁。江泽民所倡导的就是所谓“闷声发大财”，二十多年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民怨就是腐败，中共官场从上至下都是靠腐败而支撑的，所以也就给习近平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法，反腐的方式，杀掉所有党内对他造成威胁的人，而这些人被杀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箭有所指的。
这也反映出整个中共在间架结构上完全被打散，重树权力就是打掉江家人，其实真正的是这样，因为在过去的时间里，江家人马以垂帘听政的方式，九个常委的方式完全掌控，成立了中共现行体制之外的另外一个中央，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的胡锦涛的裸退和温家宝的无奈都是这一点，所以习近平非常清楚，必须做死他才行，在这个前提之下才会形成了王岐山帮助习近平扫清障碍，哥俩儿成了一种相互辅佐的概念。
在这个保性命的概念之下，李克强什么也做不了，他的身份造成的，他没这个背景去做，所以在人们现实的环境当中才会提到王岐山坐大的说法。包括BBC昨天也有篇文章实际他转述的是香港的媒体的讲法。提到香港《苹果日报》的标题就是《中纪委扩权，王岐山坐大——施政改革事无巨细，政治改革零进展》。
他主要是分析星期五的小组报告的出笼，这个出笼认为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出乎意料。废除劳制度教、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和高中文理分科等作法可谓力度不小，“简直是事无巨细”。虽然政改无动静，但政治局常委原本排倒数第二的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借反腐败和党纪监察的新政，隐隐坐大，有和习近平、李克强构成铁三角，甚至打造“习王体制”之势。这个我刚才解释了，是在那个背景之下造成的。
《苹果日报》又提到说：王歧山一年来在反腐中手段强硬，这次的决定就为其再增添利器：各级纪委被要求“加强同级别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而且推动纪委的双重领导。我说的说法就是是因为整个中共上层失控了，中共对地方也失控了，他必须要加强控制，他必须要明白下面在干什么。“政令不出中南海”是因为江泽民的垂帘听政造成了胡锦涛、温家宝的无可奈何。而各地方势力都是被当时的江家人马各集团分派下来的。你看看一个周永康，围绕着要拿掉周永康，干掉了十一个省部级官员，分散在各部门和各省市。
同理，要想把原来跟江家帮有关系的人马从中央最上层清除掉的话，势必影响到地方，就是说每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这样的人物，他在地方与部门会有他们各自的党羽，形成各自的集团势力，只有借助中纪委的这种概念的时候，他能够洗掉这些人马，所以就象弄周永康的时候，他是要把下面的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人干掉把四川省的人干掉一个道理，所以它现实的过程中就自然会把王岐山这个角色给突出了。
BBC的报道，提到这方面就比较多了，他也提到，三中全会在经济改革方面确有不少开放的措施，但政治方面不但坚持军政都要“听党指挥”，更要加强意识形态管控，把严格管理互联网上升到国家安全层次问题。这个我依然认为是跟中共体制内部打斗有关系。
我们看到的这种放料，看到在三中全会开会期间，包括彭博通讯社和《纽约时报》都卷入其中，透过外媒的曝料，然后透过互联网、社交媒体转入到国内去，这已经成为了过去近两年时间里的一个常态。以目前的情况来讲，他必须要能够把这些路给堵死，在堵死路的过程当中，因为涉及的人马太多，涉及的面太大，他会表现出这种强硬的做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而《明报》则以《改革起草小组，李克强无份》为题分析说，认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但主掌经济的总理李克强在这么重要的纲领性文件起草小组中却没有任何角色，令外界关注“习李体制”是否起了变化。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你现在不好说，现在的概念是一种重树极权的概念，重树权威的概念。
我刚才讲了他要把整个原来江家人马的概念必须清掉，而江家人马本身来讲，每一个上层的官员他都有一系列的人马在旗下，所以造成了今天的氛围。他还没有能力说一下子全都搞得清楚，他反映出来的实际是中共体制一种崩溃的状态，这是我跟大家分析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你说作为王岐山坐大，我个人认为他的特征，他的特点，他的环境造成了这样，今天我们很难说王岐山跟习近平合起来要如何如何，我觉得你现在都谈不上，能够谈上的就是王岐山透过整肃的过程当中，在完成把整个权力集中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在今天的德国之声，我看到了《法兰克福汇报》的一篇署名文章，不长，我觉得他写的蛮清晰的，就是说为什么三中全会习近平这么做？有他的看法，有他的观点，在我原来的节目当中我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过。他的角度，因为他是德语的嘛，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说，他对比了当年邓小平，其实我们的评论当中也有。
他是这么说的，在十九号《法兰克福汇报》一个发自北京的文章直接讲，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改革领导小组为标志，中共新届领导层至少在一点上同当年邓小平的做法大相径庭，那就是以“顶层设计”为口号的重返中央集权之路，而这条道路同法治无关，因而最终是否能走通，让人怀疑。
我在节目当中在跟大家对比的时候，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的，我是说在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所谓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是以那个为基础，但是到了七九年的时候，大家注意到是打了自卫反击战，包括中共高级将领都不清楚为什么打那一场仗，而打那场仗的客观的结果是邓小平重新拿回军权，对军队的控制，从而分化了华国锋当时的权力。
一九七八年华国锋是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到了八零年陈云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到了八一年恢复了书记处书记之后，胡耀邦成为了总书记。在此之前胡耀邦是组织部长，没有书记处书记这个职务这个机构，所以他当时恢复的是党务系统，通过恢复党务系统，特别是书记处书记的概念，邓小平拿到了军权，从党务系统的概念做死了当时的华国锋，这是明确的权力之争。
这一次不同，这一次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都是党务系统，政法委、政治局常委，这样的分工是江泽民为了能够掩盖他多年来的罪恶而设立的。在二零零二年之前政治局常委一直是七个，二零零二年那一次会议因为江泽民要下台，结果张万年把胡锦涛恶心了，类似宫廷政变，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要求江泽民留任两年，在最后拍板的时候，开会的时候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
胡锦涛生性胆弱，他非常怕死，他就让路了呗，所以就出现了当时零二年江泽民还保住了军委主席的身份，保了两年，也就在同时政治局常委又增加了两名，特别是罗干的政法委书记，而同时周永康上调到公安部任公安部长，这就形成了上下一条龙的方式，透过党务的方式，以集体领导的说法，把当时的胡锦涛跟温家宝完全架空，政令不出中南海是从那儿说出来的。
正是透过政治局常委集体领导的说法变成了江泽民是实际的背后的老板，形成了双重的中央，而权力被分散，在这样前后二十年的过程中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共整体的这种上下腐败的真实的一面。说起顶层，回复到现在，就是习近平又以国家的方式要把当时江泽民建立起来的以共产党的名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给废除掉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德国之声这篇文章有着类似的讲法，他讲说，若要理解中共党内逻辑，人们就得问一问，全会决定的指向到底是什么？改革的盲点到底在哪里？为此，人们需要回忆一下中共资本主义的起点。想当年，邓小平是打破毛主义政党机器顶层的利益集团的抵抗而实施改革的。他这里说的就是邓小平打破了当时以华国锋为主的几个人，包括原来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那几个人是以两个凡是作为指导思想，纯毛派的做法。那与其说邓小平要打破他们旧有的这些东西，不如说透过这个方式邓小平才能掌权，而党内斗争一直是残酷的。
所以这篇文章讲，邓小平唤起了对新利益的意识，对旧有的利益集团施加压力。换言之，他唤醒了底层干部们的原始利益意识，在远景上，上层干部们的意识形态利益根本无法与之相抗衡。这里说的就是让少部分人富起来，这里说的就是改革开放，用每一个具体人的原始求生的那种力量来抗争没有了毛泽东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毛泽东死了，华国锋坚持的毛泽东路线，就是这么个说法。
而那个时候人太穷了嘛，所以我就说人们的求生之路，人们的原始的这种欲望被唤醒了，那时候讲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一起抓，那时候的说法。但是共产党本身的体制是邪恶的，共产党本身的体制是非人性的，这个体制本身他代表了我一直说是一种魔鬼的概念。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邓小平这么做，才能够抗衡当时华国锋的力量，进而把华国锋搬倒，实际是这么个概念。
这篇文章也提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一种具有双重性的官员类型：一方面是政治权势者拥有权力和势力的人，一方面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又是赚钱的人，所以今天的政客又是生意人，今天的所有国营企业的大老板都必须是政客家族的人，就是从这种混合型结构中产生出大量市场操纵行为和滥权行为，我们把它称为腐败。
介绍完邓小平的这种做法，紧接着就提到说，习近平的全会所制定的重新中央集权计划首先是要让党重新获得控制权，消除习自己从上任以来一再警告的爆发革命的危险。这是他认为从党的角度是这么说的，其实他真正的概念就是必须打破整个江家势力，这是真的，他真正的概念就是必须打破江家势力，摧毁掉江家势力。
所以他讲，然而，为粉碎预期的抵抗，全会不是首先动用法律的杠杆，而是经济的杠杆。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司法因其缺乏独立性而基本无效。而市场提供了客观和理性的标准，终能荡涤裙带关系泥潭。因为他是翻译的嘛，他市场的说法是因为整个经济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危险爆炸的状况，他们是知道的，所以要在经济上有突破口，要在经济上有这种说法。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作为实施经济改革的一种背书，权力支持的一种机构，而扩大中纪委的权力是为了拿掉原来江家人马系统所形成的一定层面的中共官场的江泽民的人马，其实是要夺权的过程，这种真正的夺权的过程是冲着江泽民整个派系而去的。
但是他也提到了盲点，他说全会决定的另一个或许是更大的盲点是，社会公众在文件中并非以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出现；文化也仅被视为一种商品或服务。所称的对政治的所有监督都要由党掌控。文件中根本不提应建设一个强调自身权利和参与的公民社会。相反，在对决定所作的一项官方解释中，还特意强调了要对互联网强化管理和审查，而国安委肯定将为此提供一个有效的基础。
这里其实他真正的概念就是要对付党内的敌人，江家帮，他首先保住自己的安全，其它的都是另外一回事，控制互联网，我刚才也提到了，在社交媒体这种风行的过程当中，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看到了谣言都是透过社交媒体而传递的，我这里说的“遥遥领先的预言”，包括对习近平、温家宝、胡锦涛的家族势力的威胁，同样是透过海外媒体然后转入到社交媒体互联网，进行这种炒作的，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所以我相信都是出自于权力的维护的角度来实施这样的所谓的三中全会的公告。
三中全会你可以讲，这是习近平新的领导班子重新获得权力而且打击整个江家人马的一次会议，一个文件的基础，在党的体制氛围之内的一种结构的安排，应该是这么说了。
那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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