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为革命正名

【看中国2014年01月06日讯】革命，是近现代历史的政治主题。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纪封建专制；现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产极权专制；当前，革命的目标是攻克专制主义最后的巴士底狱――中共暴政。

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审视，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极权专制。然而，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正在否定革命。

为了砸碎改良主义苦恋者们用污蔑和谎言铸成的囚禁“革命”的铁牢，让“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与人类最后的专制暴政――中共暴政决战的战场，我们必须为革命正名。

就现代中国而言，革命的涵义应当明确表述如下：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实施政治大变革，否定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否定中央极权的国家结构，实现以主权在民为理论原则，以多党制为政治基础的宪政民主，建立联邦中国。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间，并不具有改良主义苦恋者断言的那种必然联系。明确即将来临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最紧迫的理论要求。

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三项原则：

第一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于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的体现为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质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敌，是政治暴力的彻底否定者。

第二原则，民主政治革命将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结束中共暴政的专制统治。这些方式包括前苏联东欧地区人民反抗共产专制的各种运作方式，也包括中国人民抗争暴政过程已经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种方式。革命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就是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将孤立、分散而又广泛发生的维权抗暴的活动组织起来，最终形成统一意志指导下的全民大抗争和全民大起义。

第三原则，民主政治革命绝不崇拜暴力，绝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专制暴力镇压时，人民拥有采用适度政治和法律强制力，维护自己天赋人权的权利。

首先，对于中共极权专制利用国家恐怖主义，以专制恶法的名义和暴力方式，摧残、剥夺公民权利的犯罪行为，人民有权按照现代法治精神，进行正当防卫。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维护人权、抗争暴政的活动时，如果中共专制当局利用国家暴力进行镇压，人民有举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当然，人民会根据具体条件下是否有利于民主革命成功，来决定是否以及何时行使这项权利。

再次，当形势发展到民主革命与中共极权专制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果必须使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才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民主革命即当果断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以推动历史进程。罗马尼亚人民在革命过程中，果断处决齐奥赛斯库，阻止专制力量重新集结反扑，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的典范。在这种情况下采用适度政治强制力，恰恰是为早日结束专制暴力，实现社会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须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最卖力炫耀的一块道德遮羞布。不过，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嘘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怀疑吹嘘者的真诚。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发起的“非暴力反抗运动“，是改良主义苦恋者们要求中国人民学习的经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学习了，中国人民将进入更加苦难深重的命运。

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及其领导的运动面对的是什么？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为立国之本的政治体制。这样的政治体制本质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动，被非暴力运动的道义力量说服。这是甘地和马丁. 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什么？是崇拜国家暴力的极权政治。中共暴政不会被人性所感动，也不会被道义力量说服。“杀二十万学生，换二十年稳定”，就是独夫民贼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让中国学习甘地或马丁. 路德金，实质上就是要求中国人民在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也要任由专制政治随意摧残虐杀。试想，如果“六四”之夜学生们不是撤退，而是学习甘地，继续在天安门广场上“非暴力”地反抗，结果会如何――结果定然是坦克群从学生的血肉之躯上压过，将“非暴力”抵抗压成动荡的血海。

改良主义苦恋者们不经过任何逻辑的推演，就将人民革命等同于暴民政治，并以此为由声讨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设计，而中共极权专制已经将国家恐怖主义运用到极致之时；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暴力，贪婪地攫取社会财富，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之日；值此权利被剥夺的民众可怜到只能用跳楼、服毒、自爆、自焚、无望的上访等方式，表现一腔悲愤之际，不去谴责中共暴政――这个暴力的根源，却以反暴力的名义，唾液四溅地诬蔑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发生的人民革命，这是多么无耻的伪善！有文人曰：伪善也可能是善意的开始；我说，伪善比公开的罪恶更接近罪恶，因为，伪善除了罪恶之外，还有无耻的欺骗。

改良主义苦恋者另一个最能表现他们苦恋的观点，便是宣称“街头民主”没有真正的社会历史价值，因此应当推动“议会民主”。

愚昧到何种程度才会不明白，中国的所谓“议会”――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中共暴政的一个橡皮图章。如果在这个橡皮图章上能够雕刻出民主，那么“小虾也会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存在只有一种实质性政治价值，那就是作为中共极权专制的“民主”修饰物，来欺骗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

崇尚“议会民主”者所蔑视的“街头民主”，实质上是公民的各种维护权利，抗争暴政的活动。这种活动在相当时期内是积累政治大变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头民主”，就意味着否定了当前中国公民维权抗暴可能采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着否定了政治大变革的可能性。

崇尚“议会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间，以为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机他们鄙夷不屑的“街头民主“，试图充当学生运动同当局之间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义的激情为底蕴的学生运动，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权衡的控制，终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为一枕黄粱。而崇尚“议会民主”者也被中共顽固派视为学生运动的“幕后黑手”，被迫流亡海外。这真可谓造化弄人。

“六四”学生运动引发的民主大潮退去之后，这部分改良主义苦恋者伤感之余，又重弹贬低“街头民主“之老调，希翼得专制者之怜爱。只可惜他们已经人老珠黄，而中共贪官们却只喜欢搂着年轻貌美的三陪小姐，伤感地唱“迟到得爱”。崇尚“议会民主”者，不过是一小群热衷于充当客厅英雄的文人，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政治愿望不可能在历史大舞台上实现，但是，他们的观念却加剧了海外民运思想的混乱，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雾般朦胧但浓重的改良主义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现代史政治领域的“永恒主题”。命运已经注定，以英国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历史进程，将以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作为最后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国成为现实，整个人类历史才可能走进另一个主题时代，人类的心灵也才可能开始新的精神探索过程。如果任由改良主义苦恋者在思想领域谋杀了革命，人类的历史就将继续在专制的最后铁幕下徘徊；如果中国人民放弃了革命的权利，中国的命运就将凋残于对民主的绝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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