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1月21日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带有民间色彩的学术探索构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他们中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当首推茅于轼。
茅于轼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经济学研究，和与他密不可分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成了改革年代“学在民间”的典型。
《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评论说，这是国内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原著。许多学子曾受益于它。
1993年创办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能够在中国复杂的大转型中生存下来，堪称奇迹。20年来，天则的发展沉浮，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脉动息息相关。
2013年中秋节下午，茅于轼先生在他位于北京南沙沟的寓所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
伴随着他温和舒缓的语调，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人生和一家民间智库的前尘旧事，汩汩流出。彼时，窗外秋色正浓。
发现择优分配原理
财新记者：你曾说过，你的经济学是自己发现的。为什么这样说？
茅于轼：对。我常讲，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我是自己发现的。我跟其他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地方，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是自己想出来的，自己发现的。
这个发现过程就是推导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我写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就是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解释了微观经济学。其特点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地用非线性规划讨论资源的最优配置，并得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从而建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通过择优分配原理，我也直接进入到经济学最核心的问题。
我是1981年才真正接触现代经济学的。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北京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地点在颐和园，为时两个月。当时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听了这个课，那是我真正接触到西方经济学。
当时能听懂这个课的人很少，因为克莱因讲的主要是数学，我的数学很好，所以我听他的课没有困难，其他学员大部分听不太懂。
财新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发现择优分配原理的过程？
茅于轼：1950年，从上海交大毕业后，我响应国家号召，远赴齐齐哈尔铁路局，做的第一份工作是火车司机。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驾驶机车时，如何在保持正点的条件下，使燃料消耗最少。这就是所谓的最优操纵问题。
以后，为了求解这一问题，我长期深入地研究了各种最优化的方法和求极值的技巧。
在这一过程中，我碰到了贝尔曼的《实用动态规划》一书。贝尔曼在书中论证，如果一个动态过程包含若干个步骤，则最优过程中所包含的每一段步骤都必须是最优的。贝尔曼居然用简单无比的动态规划原理解释了变分法中复杂的求极值方程式——欧拉方程。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
由于受到了贝尔曼成功的启发，我试图找出数学极值方法的现实经济意义。经过苦思冥想，我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要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最大化，这天生就是一个可以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的问题。
那段时间，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里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和推导，最后，我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后来，经过进一步丰富完善，我把这一概念整理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择优分配原理”。
那是1979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国内还很封闭，我并没有写书的打算。直到1984年，金观涛编辑“走向未来丛书”，向我约稿。我一边上班一边写作，花了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写成了《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次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择优分配原理”的主要内容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原理”的主要内容和机理是什么？
茅于轼：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优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这个原理包括很丰富的内容：
首先，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优化分配的必要条件便是分配各部门的边际收益应相等。这就是100多年前德国数学家戈申已经推导出的戈申定理。
其次，此定理可以推广为择优分配的一般原理，就是数学规划中著名的拉氏乘数法。这个原理证明了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从而可把复杂的理论简化为常识来理解。在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中，最优配置就是通过价格来实现的。
再进一步，通过非线性规划的对偶理论，得出价格与可供供应量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需求曲线。由于收益递减，需求曲线一定向下倾斜。这些关系都建立在数学推导的基础上，所以非常牢靠。最后将这一推导转用到供给关系上，得出边际成本线必定是供给线。这就完成了微观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构架。这个理论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直接与资源最优配置相联系，证明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是择优分配。
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原理具体可以应用于哪些领域？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是微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价格可以表示稀缺性或物品的经济价值，说明为什么“钱”可以作为度量价值的单位。
此原理也可以从制度上解释为什么公平竞争能够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因为每个个体出于自身利益会寻求资源最有效的使用途径，而且当他找到这种途径时，他成为此种资源有经济能力的使用者，从而也证明了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
择优分配原理还是一个可以普遍应用的优化理论。不仅仅用于经济学，而且可用于企业管理、产品设计、时间分配、日常生活等方面。这个原理还可以应用到动态过程。
财新记者：择优分配原理能够证明市场制度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制度？
茅于轼：是这样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
从理论上讲，实现最优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计划者事先计算出统一边际收益的数值，再按这个计算结果制定计划，调配社会资源。不过，这一资源配置方式的问题在于，复杂经济系统中边际收益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求出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一边际收益。理想状态中的计划经济神话不过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事实上，计划者总是误把平均收益当成是边际收益，创造出许多拍脑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关系，用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堵塞了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调整的渠道，造成了我们熟知的浪费和低效率。
只有另一种办法，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行得通。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从理论上很直接地解决了价格能够最优分配资源的道理。
我不止一次地宣扬“价格万岁”，就是说，除非人类无穷欲望与有限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否则价格将永远存在，并充当社会发展道路中最重要的指示器。自然资源的利用，惟有遵循价格信号反映出轻重缓急；科学技术的发明，也要依照价格信号决定发展方向；甚至整个社会的制度演进，也必须受制于价格所判别的效率原则。价格，代表着个人自由、自发秩序和市场制度。
公有制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
财新记者：公有制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计算机乌托邦”吗？
茅于轼：公有制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根本原因是它无法产生一个能真正标志资源稀缺性的正确价格系统。一个正确的价格系统是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由不同的利益方讨价还价形成的。但是，我们以前全面施行公有制，抹煞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界限，无法产生正确的价格信号，结果就是经济崩溃、人民贫困。所以，从价格理论出发，也可以证明，乌托邦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人类社会希望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就不能没有价格系统。
为了有效解决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维持市场制度，并尊重价格所代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和自由权利。这就是“价格万岁”的深层含义。
而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吸引力，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做计划的人比普通人更聪明。事实上，世界上不存在能够做经济计划的聪明人。“圣明”的中央制定的价格其实并不圣明，反而造成价格的极大混乱。因为即使中央都是精英人士，也不可能掌握无数商品的真实价格，只能根据主观意志任意规定。
在计划经济建立初期，决策者可以沿袭以往的市场价格，较为合理地施行项目建设，这就有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工业化成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中资源的相对稀缺程度必然发生变化，价格系统由此出现错乱，生产行为和交易活动也跟着错乱，该进口的东西反而在出口，多余的产品还在增产，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产生不出效益的项目上。最后，经济效益不断恶化，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在于经济制度
财新记者：1985年，你曾赴美国考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你有哪些感受和思考？
茅于轼：其实，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82年，是去英国参加中欧能源政策讨论会。但由于时间太短，未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发达国家，但我仍然对国外超市里丰裕的商品感到震惊。1985年夏天，我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第二年年初，我又去哈佛大学访问了一年。这一年可以说是在我人生中起转折作用的一年。我不仅结交了一批国际著名学者，和许多国际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而且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方方面面，对市场经济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国生活的一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它有什么地方值得学习？中国为什么贫穷？如何使中国富起来？根据理论思考和现实的观察，我找到了答案：
一个社会如果能够最大限度地杜绝生产浪费，不仅每个人的劳动报酬较高，整个国家也会富裕起来。一个国家穷，是因为人们的劳动没有用在生产上，甚至反而用在了抵消别人劳动成果的努力上，更因为各种各样的浪费普遍存在，耗掉了社会巨大财富。而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时，或由于权责利关系不顺，或因为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潜力眼睁睁地不能发挥出来，这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的问题。
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可以促使每个人努力工作，减少社会生产中的浪费，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最终促成国家和人民的富裕。
财新记者：既然富国和穷国的差异在于经济制度的不同，致富之道是不是就在于制度创新和改良？
茅于轼：是的。但是，在制度创新中，最核心的是通过自由交换的市场价格机制来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换言之，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有了清晰的财产权，还要有法律的保障，并且这个保障应该平等地普及每一个人。所以我说，市场制度是“财产权受到保护的自由交换制度”。
市场制度的原则说起来简单，真正实施起来却很难。出现问题的市场经济国家，要么缺乏公正廉明的政府，要么没有人人平等的社会环境，要么未形成合作诚信的健康机体，这些缺陷使那些名义上实现了市场制度的社会无法摆脱贫困和畸变的困扰。
如何衡量一个健康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呢？就是按要素所做出的贡献来分配收入。因为社会上一切财富都来自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劳力、资本、土地，所以，社会产生的价值也应分配给提供要素的个人和集体，它通过要素市场的交易表现为工资、利润、利息、资金等具体形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说明有人在经济活动中做出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同时有人无偿占有了他人的劳动果实。这将影响到社会生产中要素的积极作用，阻碍经济发展。事实上，一切不合理的经济制度都与非要素渠道的分配方式有关，例如，贪污受贿、特权消费、强取豪夺、欺诈勒索。
按要素贡献取得收入的分配方式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进一步，如果把公共物品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把政府和纳税人的关系定位于交易关系，我们还可以得出结论，民主法治是完善的市场制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为什么市场经济要保护私利
财新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你好像更多从社会制度、文化、道德层面思考问题，还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
茅于轼：1987年，当时中国经济改革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变化。旧有的传统伦理经过“文革”的冲击早已七零八落，而集体主义道德又面临着灾难性的信仰危机，一时间自私和欺诈的行为四处蔓延，公众对社会公德的冷漠态度和暴力等恶性事件的滋生正破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一年，我从美国归来，就开始思考，这些丑恶的东西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丑恶现象并不是因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造成，而是因一部分人为自利而妨碍了别人追求自利，是这些人侵犯了他人的平等权利而造成的。强盗小偷自不用说，假冒伪劣、失信违约、贪污腐化、欺行霸市、特权垄断，都是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
要求人们普遍大公无私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应该要求人们尊重别人的私，把别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样重要，问题就解决了。因此，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应该肯定私利，同时反对特权。
参与创办天则所
财新记者：能否谈谈你参与创办天则所的缘起和台前幕后？
茅于轼：1993年，我64岁了，但精力还算充沛，还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工作。本来呢，我是想退休后静下心来写几本书。但是，这一年，唐寿宁、盛洪等打算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由于缺人，他们便邀我加入。于是，我便正式办了退休手续，加入了天则所。那时候，盛洪是天则所的负责人，但由于他应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去了美国，我就不得不担起天则所负责人的责任。
当时正值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十分活跃。我们几个发起人原以为做学问也应该可以在市场上赚钱。没想到知识这种产品是公共消费品，众多的人可以重复使用，它是没有产权的，怎么能卖钱？而且，我一辈子没有当过领导，更没有承担一个单位财务自力更生的经验。三个月过去后，后续资金没有到位，财务立刻陷入困境。
后来，我们逐渐明白，靠做学问是赚不了钱的，除非改做咨询。咨询的对象是企业。但难题又出现了，我们自己没办过企业，怎么能给企业指导？经过反复思考，我们意识到，我们的长处在经济学上，扬长避短，必须找对经济学有需求的单位，去为他们服务。
就这样，经过两三年的摸索，天则所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天则所必定是一个研究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机构，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政府。可是，在中国，政府不会购买独立研究所的服务，政府未必喜欢听不同的声音。所以，天则所经费的来源只能靠募捐。那时候有能力出钱做政策研究的只有国外的基金会和像亚洲开发银行那样的机构。虽然这些机构给我们出钱，但并不干预我们做什么课题，得出什么结论，课题都是我们根据国内经济改革的形势而提出的。
当时，亚洲开发银行交给天则所做的三个课题都与经济学有关。一个是中国经济的影子价格，另外两个是研究三茂铁路和广梅汕铁路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在后两个课题中我们开创了研究投资项目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新方法，成为亚行的典范。可以说，正是因为机构独立，经费自筹，天则所实现了对一个学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学术自由。
财新记者：基于中国国情，民间智库生存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天则所发展到今天，算得上是个奇迹了。
茅于轼：天则所作为一家民办非营利机构，在当时的背景下，也有一个法律外壳，叫事业单位，当时是由科委系统来管，称作“民办高科技企业”，作为事业单位来注册。
但是，2005年，这个“事业单位”的身份被注销掉了。当时的背景是说科委系统已经不再做“婆婆”了，它旗下的所谓民办高科技企业就不能再以它为“婆婆”了。当时再找一个“婆婆”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找过，但没有人愿意当我们的“婆婆”，所以，后来我们又想改成所谓的“民办非企业机构”。
这时，问题又来了，这个“民办非企业机构”是一种非营利机构，它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也要找一个政府单位来挂靠。然而，几乎所有政府单位都不愿意当我们的“婆婆”，所以，后来的天则所是作为天则所咨询公司的二级机构存在的。天则所咨询公司是一个商业性的或企业性的法律身份，而现在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严格来讲是一个二级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权利，但是可以存在的。
天则所的研究走在了中国社会发展前沿
财新记者：天则所自成立至今，已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你如何评价天则所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茅于轼：天则所所走过的20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在这一过程中，天则所并不是旁观者，而是尽全力在推动这个进程。换句话讲，天则所的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有贡献的。在推动以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解释何以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配置资源等方面，天则所都走在社会的前沿。
未来愿景
财新记者：作为天则的创始人之一，你对天则未来的发展有何愿景？
茅于轼：我和天则所已有20年的缘分，我亲身体验到了天则所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坚持和成长起来是多么的不易。我所希望的，就是今后天则所的外部环境能够宽松一点。
天则所能否顺利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息息相关。中国下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就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切实的突破。具体而言，要敢于打破日益固化的既得利益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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