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大陆 媒体曾对广东深圳等地区807名农民工进行了一项调查，受访者大多表示感到孤独和抑郁。在对其中60名农民工进行深度了解后发现，这些受调查的人中，有58.5%患有抑郁症，17%患有焦虑症，另有4.6%的人曾想过自杀。
一位21岁的四川农民工郑立强（音）表示，他在深圳过得并不开心，甚至有些郁闷，超长的工作时间，微薄的薪水，让他几乎没有私生活。他还说：“在这个大城市里，我感到很孤独。”
深圳是中国 的制造业中心，郑为好几家工厂修理复印机已有3年时间。算上加班，他月工资比平均工资要高，在3500-4500元之间，只是复印机的油墨有毒，工作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虽不喜欢这份工作，但郑内心却很纠结。事实上，他说他时常感到焦虑，他说话时会习惯性地摆弄指关节和抖腿，这是焦虑情绪的典型表现。
广州中山大学的程宇（音）教授表示，要是找心理医生谘询，医生很可能会说这是焦虑症，因为这在农民工群体中很常见。他说：“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要比我们原先所想的更加令人堪忧。”
郑想当一名室内设计师，希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想自学设计课程，但就是很难挤出时间。郑的父母都在深圳打工，父亲做点小生意，母亲在干家政服务，他们对儿子的想法嗤之以鼻，说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郑在深圳的朋友不多，都是来自四川的年轻农民工。由于时间、经济和倒班上的限制，他们也不能经常见面。
在深圳打工的农民工陈永庄说，“每天坐9个小时，一个人也不认识，特别想家，经常偷偷地哭”，孤独是她一年中最大的感受。她工作的这家厂有400多人，1至3楼是车间，食堂在4 楼，再上一层就是员工宿舍，陈永庄和厂里男职工住在同一层，中间隔着一座平台。而类似这种格局和规模的毛织企业在大朗就有上百家。
85年出生来自湖南永州的程彩虹，每天在流水线上站11个小时，她最大的愿望是修房、开店、养孩子。
91年出生的穿着新潮的农民工歌手王卫来自江西，来东莞打拼已经6年了，他参加了2013年广东省农民工歌唱大赛。
农民工罗元勇在东莞已经打工20年了。2013年，一同生活了12年的妻子对罗元勇说出了“离婚”两个字，办完手续后，妻子迅速地搬离出租屋，从此断了联系。“她嫌弃我没本事，还好赌。你说在厂里像我这年纪的人，下班没事干，哪个不爱搓几把。”罗元勇觉得，老婆藉口他好赌离婚，其实是嫌他穷，看上了别人，不然不会连儿子都不要。
在被采访者中发现，有约一半人不足30岁，许多农民工的生活就局限在产线和宿舍之间。他们虽离开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但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肩负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在为不能照顾父母和孩子而深感自责的同时，又为养家糊口而感到压力巨大。
据《中国劳工通讯》报导，中国约有2.6亿农民背井离乡，在城里打工。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加重了这些年轻人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由于中国户籍制将人口分成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因此令农民工生活更加艰难，他们享受不到公平的教育和医疗，在工资和待遇上也饱受歧视。还有很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工作一年却讨不到薪水，过年想家但不敢回，过着非常凄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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