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通令，高调批判〝宪政民主〞、〝公民社会〞和〝普世价值〞观念，要求中共干部要坚信共产主义必胜，引起舆论哗然。外媒纷纷质疑，掌控中共官员升迁与罢免大权的中组部为何突然越厨代庖，代替负责意识形态与宣传系统 的中宣部发出如此 极左高调？日前，著名旅美学者吴祚来发表独立评论，分析了中组部这番表演背后的政治猫腻。
中组部下发《通知》引发舆论哗然
7月20日，中共喉舌媒体报导了中共中组部印发一份题为《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行教育的通知》（简称《通知》）的消息，释放强烈政治保守信号。
据《新华社》报导称，中组部下发的这个《通知》除了鼓吹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和信念〞那套陈词滥调外，还突出强调了防止中共官员成为西方道德、价值观念的〝应声虫〞。
这个《通知》引起外界舆论哗然。舆论称，作为一个对选拔、任用官员有直接责任的机构，按理，中组部的本分应该是强调反对腐败，加强制度监督；但中组部却置自己的职责不顾，反而去抢中宣部的风头，大打意识形态牌，领衔唱极左高调，其中必有猫腻。
吴祚来：中组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7月28日，旅美学者吴祚来在英国BBC中文网发表了一篇题为《点评中国 ：中组部干了中宣部的活？》的评论文章 ，认为中组部之所以在中共北戴河会议即将召开的敏感期发布如此通令，是因为中组部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
文 章分析：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揪出来的贪官，都是中组部考察过的官员。尤其许多贪腐官员都是〝带病提拔〞。那些有机会进入中组部考察范围的官员，为了一 已官位而〝跑部钱进〞，打通中组部相关处室与局座关系，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然而，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尚未对中组部问责。
文章写道：〝除了国家安全部门，最具神秘性的可能就是组织部门了，除非贪官及其上司都被抓出来审判了（譬如薄熙来提拔了王立军），否则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是谁提拔了谁，或者谁人是以怎样的政绩被提拔的。〞
而中组部在国家急需要大面积处理裸官、需要及时公布官员家庭财产、需要中组部进行开放与改革，并对中组部出现的问题 进行问责的时候〝干上了中宣部的活〞，〝把腐败的源头，转嫁给西方道德价值〞。
文章表示，中组部在污名化西方道德价值观同时，认为中共官员丢失了共产党人的信仰。然而，中共的官员们都深知〝是党组织给了他们一切，包括给了他们腐败的机会〞。事实证明，无论是前苏联、东德、朝鲜，还是毛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或中共的信仰都被掌权者〝极端宣传〞，却非但没有遏制住腐败，反而使这些国家成为全球贪腐问题 最严重的国家。
文章写道：〝我们看到，全球清廉指数与国家政治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影响国家或社会清廉指数的，是社会普 遍的信仰与道德水平，也就是道德律，这里的信仰并不是政治信仰，而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使道德律神圣化，它通过心灵发挥内在制约作用，但对清廉指数影响最 为关键的，是制度律或法律 ，譬如独立的司法调查、自由媒体的报道曝光、在野党或议会的监督、民众的公开抗议、官员公开财产的规定、收受礼物的规定、严明的 处罚。而中组部有意或故意忽略的，正是制度律。〞
〝中组部大谈道德律而避谈制度律，因为中组部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巨大的暗箱，如果真的改变了制度，一切都在阳光与法治之下进行，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就收获不了特殊利益。〞
中组部《通知》使外界推测北京将走向政左经右的极端
此次中共中央组织部的《通知》下发后，海外 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是继〝七不讲〞之后，北京当局再次发出的最新政治保守信号。
有舆论称，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当局一方面大谈反腐、谈经济和体制改革，而另一方面也不断通过传统 官媒理论阵地发出批评宪政民主、公民社会、普世 价值等所谓〝西方观念〞的声音。这样的路子继续走下去，必然会导致与一些改革措施发生根本性矛盾的现象，也就是说进一步强化所谓〝政左经右〞的不平衡模 式。而中组部突然发出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信号，或许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激烈的外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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