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红打黑”曾在重庆红极一时
玛雅人预言中的2012年世界末日并未发生，但2012年，却是“重庆模式”的末日。
从2009年2月香港《亚洲周刊》首提“重庆模式”概念后，过去两年来，“重庆模式”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焦点，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等人更是为它著书立说，宣称它“对中国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一直高调宣传的“重庆模式”为何轰然倒塌？从2012年发生在重庆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了解到它背后的暗流涌动。
“重庆模式”的诞生
说到“重庆模式”，就必须提到香港《亚洲周刊》，正是他们在2009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出了“重庆模式”的概念。
时逢全球金融危机影响，重庆开创一种新模式来应对危机。这种创新思维被《亚洲周刊》认为是中国抗击金融危机的新路径。该刊发表的文章认为，重庆在运作一种改变改革开放前期以“投资及出口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与广东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乃至浦东模式不同，遂称其为“重庆模式”。
而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对“重庆模式”进行了另一层面的解释，即“一头在内、一头在外（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产，主要市场在海外）”加工贸易类型的新模式。
当然，重庆不少特殊的做法也都被归纳进了“重庆模式”范畴，比如“唱红打黑”、“户籍改革”、“重庆公租房建设模式”等等。
基于这些基础，2010年10月1日，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教授苏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将“重庆模式”归纳为：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发展方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它的主要内容是以“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各项工作总纲、打黑除恶、唱传讲读、五个重庆、民生导向等八个方面。这让人们看到一个“经济飞速发展、治安环境空间良好、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式重庆”。
与此同时，重庆还多次召开“重庆模式”研讨会进行宣传，不乏政府要员参加。比如2010年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学召开的“重庆实践与新亚洲模式研讨会”，重庆市委秘书长、市委研究室主任徐鸣出席会议。会上深入讨论了“重庆模式”的相关经验。
除了在重庆举行研讨会外，2010年11月20日，一个名为“重庆模式”的高层研讨会在上海举行，重庆市委专门派代表出席会议。
随着“重庆模式”越来越受关注，苏伟、杨帆等人合著了《重庆模式》一书，大力宣传“重庆模式”，称它对中国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
“重庆模式”遭质疑
“重庆模式”遭遇的变局，有如它的出生一样突然。对它的质疑也是在一次报道中被提出来的。
2012年1月的重庆“两会”期间，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20多家媒体组成“知名媒体看重庆”采访团赴渝采访。1月10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与采访团记者座谈过程中，《香港商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对‘重庆模式’，有人总结为政府主导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您怎么看？”
薄熙来回答说：“我们从没提过什么‘模式’。如果说重庆的发展有什么特点，没别的，就是老老实实按中央要求，把民生导向的路子走好。”
根据可查的资料显示，这是薄熙来第一次否认“重庆模式”。
然而，苏伟、杨帆合著的《重庆模式》一书在介绍“重庆模式”的人格因素时曾作如下表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杰出人物对历史的发展也起着独特的巨大作用。因此，说到‘重庆模式’，就不能不说到带领重庆各级党组织、各级政府和3200万重庆人民创造这一新模式的主政人——薄熙来。”
而此前一天，薄熙来在与参加重庆市“两会”的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时，只用了“重庆探索”一词，避提“模式”。
不过，“重庆探索”一词的出现，让中共新闻网看到了新的挖掘机会。1月11日，该网发表题为《“重庆探索”比“重庆模式”更重要》的评论文章。文章称：“模式容易固定，而探索无止境、更具挑战性和前瞻性，也更具高度和开创性。”
那个诞生于2009年，在2010年、2011年大红大紫的“重庆模式”一词，似乎一夜之间被冷藏了。
主政者的垮掉
在“重庆探索”与“重庆模式”两个词的转换还没有引起太多人关注时，重庆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
2012年2月2日，重庆宣布，副市长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之前，王立军在重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黑除恶”运动，成为“重庆模式”的八大内容之一。
王立军卸任公安局局长后的第6天，2月8日上午，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突然通过其官方微博发布一条消息：“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
重庆市政府发布的这条消息未能经受考验。2月9日，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在应询答问时表示：“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1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时隔一个月后，3月9日，在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分组讨论上，薄熙来首次公开谈到“王立军事件”。他表示自己“用人失察，很痛心，但不会因为这个事件灰心丧气”。
主政者还没有灰心丧气，但中央的反应很果断。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指出，重庆市委、市政府必须反思“王立军事件”。次日，薄熙来的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被免去。
4月10日，中央宣布：薄熙来因涉嫌严重违纪，决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纪委已对其立案调查。
经中纪委调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其妻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指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及其他更多不为人知的违纪违法等罪行，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重庆模式”被宣告不存在
随着王立军一案的开庭和薄熙来被移送司法机关，曾经宣称“对中国未来改革具有典型意义”的“重庆模式”立即销声匿迹。曾经在宣传中被誉为十分美好的重庆，在这期间也频繁曝出丑闻，且都与“重庆模式”有关。
首当其冲的是“打黑除恶”。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被判15年有期徒刑之后，曾经标榜“依法办案”的重庆警方也频频被曝出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同时，先后曝出的“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因言获罪的劳教冤案，让市民安全感指数号称高达96.51%的“平安重庆”饱受质疑。
薄、王倒台之后，有着重庆“红歌角”之称的重庆人民广场停止了唱红歌。这里曾被视为重庆“唱红”的标志之一，从2008年开始，一直是重庆市民聚集练唱红歌的地方，也曾举办多万人红歌大赛。在重庆街头，曾经随处可见的“五个重庆”宣传标语也消失殆尽，只有在一些偏僻地段才可看到“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等字眼。
一切都在悄然变化着，但“重庆模式”再也不曾出现。2012年11月4日，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作出的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
4天后，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十八大小组讨论上表示：“所谓的重庆模式，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重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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