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意识形态之争愈演愈烈，面对自由派全方位的攻势，军方人士甚至喊出要坚守意识形态之争的“上甘岭”，但问题是当局能不能坚持得住？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万年的秘书、现任重庆警备区司令员朱和平日前撰文，强调“思想文化阵地是国家的核心阵地，事关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如果丢失，就会丢了老本，政亡人息”。他宣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我们的一些阵地已经被蚕食，还有部分阵地摇摆不定，稍有不慎就会被敌占领”。
将意识形态之争比作上甘岭战役的提法，在内地官方还是第一次。上甘岭之战是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最后一场殊死搏斗，双方为争夺几个山头投入大量兵力，美军利用强大武器发动火海攻势，志愿军则用坑道抗击，迫使美国回到谈判桌上。中方虽然胜利，但死伤惨烈，朱和平用上甘岭战役来形容当前意识形态之争，说明这场不见硝烟的意识形态争夺战何等激烈，高层又是何等重视。
打左转右 令人费解
意识形态之争，说白了就是人心之争，即用什么道理争取民心。早前，自由派领军人物茅于轼到沈阳发表演讲。茅于轼以否定毛泽东、抨击爱国主义、倡导西方民主而闻名，他在会上遭到左派人士质问，警察却将左派人士带走，让人感觉茅于轼似乎得到当局庇护。事件引发左派强烈反弹，告状信捅到中央书记处，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迫作检讨。
茅于轼建立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是国内自由派的重镇，麾下学者是自由主义的精英，经费来自美国福特基金会等组织。该研究所在全国多地设立通讯联络处，成员大部分属政府官员，如东北通联处参与者大部分是东三省处级以上官员。当局一方面宣称坚持不走邪路，一方面又放任自由派对官员“洗脑”，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事实上，在内地高校学界，批判毛泽东与中共已成为潮流，学者教授以宣扬自由主义为荣，以为当局辩护为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便曾声称“现在谁要肯定毛泽东，是要冒很大的风险”。在自由派的冲击之下，传统的政治教育早已溃不成军。
六四之后，民间自由派的发展与壮大，与体制内自由派的包容庇护有关，温家宝被视为党内自由派的代表，如今汪洋又被视为其接班人。此外，欧亚大陆的颜色革命、中东与北非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再加上缅甸的民主变革，亦对中国自由派产生激励作用。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相互激荡，中国社会又到了质变的关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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