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 “钱荒”中南海的决策者恐慌

Tuesday, July 16, 2013

“钱荒”中南海的决策者恐慌

【看中国2013年07月17日讯】一个强国的“权力正方型”

中共北京政府近年来对内残暴维稳、对外飞扬跋扈，是因为它“不缺钱”。专门研究金融货币历史的哈佛教授尼尔‧佛格森也被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搞得有点迷糊，以至提出了“中美共治”的古怪概念：Chimerica（China和America杂交成的怪物）。但不要忽视，佛格森在他的名著《金钱关系》（TheCashNexus）一书中明确提出，一个世界政治、军事大国的崛起和维系靠的是金融权力，而金融权力来自于制度构建创造的制度优势。以此观察，当下中国正在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的是深层次的金融体系危机，它有可能引发全方位的政治制度危机。

佛格森提出了著名的“权力正方型”：一个强国的金融体系由四大支柱构建而成。首先，一个国家要有一个专业的税收体系。其次，要有一个民主的代议机制来决定税收和开支，并赋予政策和体系合法性。第三，有一套复杂完备的债券发行体系，包括财政系统、银行中介、债务评级机构等。最后，要有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来管理和监控债务和货币的发行，尤其是通过独享的货币发行权获得铸币收益，同时控制通货膨胀。综观全球争霸史，佛格森发现，法国屈服于英国、苏联败给美国，无一不是基于这套“权力正方形”优劣较量的结果。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财富的急剧增加首先源于中国人生产力的解放和创造力的爆发。但我们也不应忽视“财富效应”因素。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货币化和金融化，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了，造成财富增加的幻觉。比如，观察中国经济货币化的指标（“广义货币量”占GDP的比例，M2／GDP），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带来的财富效应。在一九七八年，这一数字是百分之三十一点九八，到二○○八年已跃至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点九七，现在已接近百分之二百（而同期美国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同时，全国楼市的总值已经超过GDP总值的二、三倍；而据说空置房的总值也超过了GDP。正是在账面财富增长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像一个超巨型赌局的操盘手，把攫取之手伸进了社会，变着各种花样，像抽水机一般汲取民间财富，滋养出一个巨型肿瘤国家。

“泰坦尼克号”巨轮的风险

与“权力正方形”的制度构建背道而驰，中共从未建立代议体系，直至今天宪政理念还遭受围剿。“无代议、滥征税”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征。但在费、税、罚款满天飞的总体格局下，一方面又有农民不断抗税，以至中央政府在二○○六年废除了农业税；另一方面又有既得利益集团强力抵制征收房地产税。对维持政府的收入，公有体制其实比税收体系更重要。由于党国控制了经济的所有权，掌管债券发行的财政部和各级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缺乏透明度、公平性和责任心，中央银行也没有独立性。如果说财政部是党的财会，中国人民银行就是个出纳。

虽然整个国营经济部门经历了三十年的改革，“财政软约束”仍未摆脱，“财政硬约束”仍未建立。贪腐缠身而又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能在二○○八年后的“国进民退”中获益，靠的是权力的后台和银行的输血。而中国的银行尽管受到政治干预以至坏帐可能拉垮整个银行系统，带来银行危机，但几次威胁都是有惊无险，靠的是国家财政买单、国家资本管制和国有银行垄断盘剥居民存款的特权。党国的所有体制不是通过部门责任实现优胜劣汰及提高制度效率和竞争优势，而是通过层层的捆绑和背书，最后结成了一个巨型逐利共生体。犹如“泰坦尼克号”巨轮未能将风险分散化，最终导致灭顶之灾，“中国号”豪华巨轮也把它的终极安全押在了“大块头的优势”上，而忽视正在到来的危机。不知不觉中，中国经济巨轮正要撞上致命的冰山。

对于“泰坦尼克号”似的中共庞然大物，任何个人、区域的反抗或者具体部门和产业的危机都难以撼动它的根基。但它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对社会全方位的干预，每天都在消耗它的资源（例如：军费、维稳、公务员开销、贪腐、面子工程、灾难事故和污染带来的资源浪费，西藏、新疆、地下教会、法轮功和上访人群的反抗）。既然任何资源都是有限的，而且其使用还受到边际效益递减的约束，只要有全方位的危机，党国的政体安全恐怕不保。近期银行系统的流通性危机正是这样一种全方位的挑战。

新一轮亚洲金融风暴已显端倪

十几年前章家敦发表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和他的系列文章早已把下述结论阐述得非常清楚：中国银行危机和由此带来的金融风暴不可避免。在全球金融风暴后，中国金融研究权威尼古拉‧拉迪再次警告中国面临的诸多结构性失衡：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和民间消费疲软甚至萎缩、能源和原材料的低定价、生产能力过剩、房产投资出现泡沫、外汇储备过大、金融体制继续受到抑制、银行烂帐和灰色信贷项目急剧增长，等等。但中国政府没有理会“任何危机都不能被浪费”的道理，未能趁机借用外力动大手术，实现经济内部结构的调整。相反，因为对政治安全深层的焦虑，政府大手笔投入四万亿救市，继续加深了上述的不平衡。当美国经历了“创造性的破坏”并在二○一三年后半期开始看到危机的红利，中国经济却开始步入地雷阵。引爆全方位危机的正是房产泡沫的破灭暴露出灰色信贷项目的问题，引起资金炼条断裂、银行流通性短缺，以此造成的民众的恐慌、挤兑和携款外逃风潮。它把现体制下得利最多、因而也最保守的有产阶级抛进恐慌之中。

六月，中国银行界进入动荡。首先市场传出光大银行向兴业银行拆借的六十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出现违约。两家银行都出面否认。后有媒体“二十一世纪网”报道称，中国银行违约，无法支付，资金缺口达千亿规模。后来这一消息也被收回。中国工商银行在月底的一个周末出现系统“瘫痪”，柜面取款、自动取款机、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业务办理均受影响，多个网点贴出“机器故障”的告示。一周内，银行间互相借款利率从百分之四点八飈升到百分之十三，而最高曾到百分之三十的高利贷利率。全国的股市因此受到重创，股灾爆发。全球股市也跟着动荡起来。

全球金融风暴后，中国的发展战略更加侧重亚洲，但现在从韩国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新的一轮亚洲金融风暴已显端倪。中国寄希望于“金砖国家”共度难关，但印度、巴西、俄国也已进入经济停滞、社会动荡阶段。逃过二○○八年金融风暴一劫、被世界看好的土耳其也出现社会动荡。今年上半年出现的经济下滑是否也意味着中国在劫难逃？由于中国政府大规模掩盖和扭曲政治、社会、经济和金融信息，信息无效率使任何外界预测都没有可靠基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息失灵是与金融风暴一样的整体性危机。如果二者恶性互动，必将带来全社会的人群失向和心理恐慌。说到底，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是由心理危机引发的。如果“吃喝嫖赌全报销”都难以激励各级官员为党国分忧解难，现在要过紧日子，中南海的决策者不能不担忧政权的未来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