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8月14日讯】说实话，比之海南万宁、安徽潜山、广东雷州等地校园性侵案的受害者，江西瑞昌那六名性侵受害小学生还算“幸运”--分管教育的女副市长已经“承诺”：由市政府给每一名受害家庭拨出三万元抚慰金。
且不说瑞昌是不是贫困落后地区，也不说三万元该算少还该算多，遭遇性侵后能得到政府抚慰金，怎么说，都算得上“不幸后的小幸”。至少，对性侵受害者一毛不拔的还是大有地方在。无疑，瑞昌的“爱民”形象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祈愿瑞昌市政府能够尽快兑现承诺，不让不幸后的小幸变成不幸家庭只是望得见却摸不到的流星，不使仁爱二字只停留在政府的舌尖，不教发生性侵案的地市相互揶揄，最后落个五十步笑百步的骂名。
言归正传，正是这位承诺抚慰金的女副市长，在面对受害孩子的家属时，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若是她的孩子遭遇这种伤害，她会静悄悄带上孩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治疗，绝不向政府要一分钱。而正是这句冲着维稳去的劝说话，不重也不轻的，击中了民众那颗原本就很脆弱的法治心。
于是，鄙夷、鄙视，旋即而起。我也笃信，更多的鄙夷是不失理性的，而更多的鄙视是不露声色的。
要说人性冷血，女副市长绝对没有一毛不拔的那些地方的官员够冰，她“至少”已经答应给每户三万抚慰金。要说案件善后，女副市长也不怠慢，性侵的老师抓了，校长也停职了，刑事与行政的“规定动作”已然无可指责。可为什么就那么一句话就摊上了体制鄙视与全民鄙夷。
那句在女副市长的认知里是非常至理、到位的劝说，为什么非但不能让家属们安静下来，反而惹来一身无法浣净的官僚馊？
如果穿越回到六七十年代，那句劝说若从像女副市长这么高级别的领导嘴里出来，那就是一瞄一个准，扣机准是乖乖一批。那个年代里，女副市长劝说里的“自吃倒霉，不吃政府”的精神是军民与政府都趋之若鹜的一种高尚。若摊上性侵，能有个副市长的莅临寒舍慰问就已经很满足了，为此而感恩戴德不已的更有其人。这是那个时代的辙，是政府的辙，也是个人与全民族的辙。
仓禀实而知礼节，仓禀虚而礼节失。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是这么走过来的，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当年国家一穷二白，长年战争元气大伤后的穷囧把法律赖以为基的礼节都饿得不成形了，法律自然也一穷二白，人人事事都无可适从。实在没辙了，没辙的辙就出来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从政府到个人，因为没有法律可供遵循、使唤，高风亮节就成了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唯一可使唤的先锋。
但现在，国家仓禀实了，法律也在回归，公民权益意识日益在增长、增强，时位深刻移人，也深刻移了政府。政府与国民不再仅靠个人的高尚、靠民族的风格、靠“没辙的辙”就可以维持、稳固。
在“依法治国”已被国家确定为管理、发展国家的科学手段并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今日，用好法与权是当代政府的天职，而守法从权则是当代国民的天职。摊上“该吃政府”的法律事儿，政府与国民只当“各司其职”，而不当齐扬高尚、共举风格。像女副市长那样，愣是要求百姓自觉高尚，不“吃”政府，那就有逼民弃权索赔的嫌疑。最低最低，唆使民众放弃索赔合法权益也该够得上官员失职。
即便从动机上一分为二去看女副市长的劝说，她也难辞其咎，难却鄙夷。
如果她当时确实是在试图以身作则去游说家属忍抑不幸，那她就是于法无知，于时代无察，于副市长职位根本不胜任。若是在四五十年前的时代，她或会是个称职的、难得的“好市长”；但现在，她就是严重不懂法，严重无知，且过度天真，难胜其职。
可视其情，女副市长又不像是真天真、真高尚。如果她自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或是受他人意而为，哪怕劝说纯属为了维稳（只能因为草木皆兵），那她也是伪高尚，真蒙骗，是欲将民众当法盲，当傻子，企图通过连哄带骗，让政府逃脱监管学校不力和学校监管师生严重失职的连带责任。
若不幸是后一种情形，那么，要坑骗家属的就不仅仅是女副市长一人，而是她身后的、比她位高权重的某个高官，甚至是她所代表的当地政府抱团欺诈民众的权力集团；而权力集团所要坑骗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六个不幸被性侵的瑞昌家庭，而是人人皆乐于置身法律之下的每一个中国公民。
人在法律下是一种美丽的幸福。政府亦然。
（原题：女副市长“天真高尚”，为何惨遭体制鄙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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