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09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八章（上）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象
第二节 惊世骇俗的官场乱象
千奇百怪的贪腐手段
有人对中共官场的道德败坏花样也做过研究，总结出当今官场腐败的十大变种。尽管不够全面，却也可窥一斑。这里扼要摘述如下：
一．“情妇 腐败”。主要是权色交易。据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讲，凡受处分的厅局级干部中，90％的落马贪官都有包养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现象。细数当下落马贪官，绝大多数都涉嫌权色交易，故有“十贪九色”之说。而这些情人、二奶，与官员们勾结在一起，成为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线、加速器、催化剂、中转站、安全通道、洗钱机器。贪官因情妇闹事告发落马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间有“反贪靠情妇”的笑谈流传。
二．“秘书腐败”。在一些中共官员腐败案件的背后，往往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秘书利用领导干部“身边人”的身份进行腐败，已成为一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腐败新形态。如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受贿人民币50多万元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受贿682万被判无期徒刑。
三．“家族腐败”。一般来说，凡腐败泛滥、猖獗的部门或地区，总是或隐或现、或明或暗地烙上了“权力家族化”的印记。这一点，只要看看江泽民的儿子及其亲戚六眷就明白了。江泽民不愧起到了以身作责的“模范带头作用”，从家人坏起。于是，从中央到地方，权力家族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如安徽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妻子、儿子和两个妻舅都提拔为正县级以上干部，可谓夫贵妻荣，父功子荫。
四．“借用腐败”。如山东省发改委能源交通处原副处长陈学伟，齐星公司有两个项目需要审批，陈学伟向该公司总经理赵某提出借辆车开开。赵某把一切手续办好后，将一辆价值17万8，100元的桑塔纳轿车送到陈学伟手中。陈学伟到肥城市挂职后，肥城市政府给其配了一辆车，陈学伟就把桑塔纳给其内弟开。他名为借车，实为要车，名为借用，实为索贿。
五．“雅致腐败”。很多中共贪官，或是附庸风雅，或为收藏获利，千方百计搜集古玩字画。一些行贿者不惜斥巨资购买古玩字画，以馈赠交友为名送上家门。虽然看到这些字画价值不菲，不花大价钱买不来，但是送的人理由冠冕堂皇，因此收的人也就不需要像收钱那样羞羞答答。
六．“娱乐腐败”。一些中共贪官经常被请到高级娱乐场所“潇洒”一番。而有些贪官则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下属投其所好，花数千元或上万元买一张会员卡，送上门来。一些官员的嗓子虽然不怎么样，却嗜好唱歌，有求于他的下属马上心领神会，隔三差五请领导到星级宾馆吃饭、桑拿，后由小姐陪侍左右。
七．“题字腐败”。有的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如贪官胡长清自诩为“书法家”，特别爱好到处题字留名。胡长清在江西工作的几年时间，为南昌街头店铺题写招牌近千幅，不少街头的公共厕所都留下了他的“墨宝”，仅以三千元一幅计算，大致就是近三百万元。一些企业甚至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明知其字也就一般化，却乐意请他题字。
八．“精神腐败”。虽然中共大肆宣扬无神论，其官员却迷信风水，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其腐败赃款。如原山东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根据风水的建言，不惜耗巨资在湖上架桥；原福建省政和县县委书记丁仰宁，在县里专门成立了“建塔办”，向老百姓募款集资修庙建塔。
九．“出场腐败”。在某些地方，官员开会有出场费，讲话发言给稿费，此外还有什么剪彩费、授课费、形象费等。在这些官员的眼里，这笔费用理所当然是他应得的酬金，是名正言顺的收入。一些领导之所以逢请必至，乐此不疲，一个心照不宣的原因，也正是因为“红包”的诱惑。剪彩与“红包”的关系，其实已成为一个通行于官场和市场的潜规则，成为一些官员“灰色收入”的来源。
十．“司机腐败”。近几年，一些专车司机凭藉其为领导服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份权力资源，开始参与 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一种新的腐败群体正在滋生。一些司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牵线搭桥，为官场腐败推波助澜。【4】
官员腐败新特征
中共官员的贪腐手段，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可谓深得江泽民“创新”的“与时俱进”的要领。
当今官场腐败的特点就是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 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具体表现为：
一.贪腐群体化。官场腐败案的发生，往往不是个案，而是查出一个，带出一群。一个贪官的背后，连带的是一个腐败的群体。这些腐败官员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因此有“窝案”、“串案”之称。如湖南省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腐败案发后牵涉人员达160余人；辽宁“慕马腐败大案”涉案人员达142人；湖北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落马，牵出腐败官员70余人。【5】
二.贪腐高官化。据新华社报导，近10年来，全国受到查处的省部级高官100多人，其中，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达17人，刷新改革开放31年来高官“落马”的年度记录。2010年有11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2011年又有7名省部级高官落马。军队系统 亦不例外，原海军中将副司令王守业，解放军总后勤部中将副部长谷俊山均涉巨贪及生活腐化堕落。【6】
三.贪腐巨额化。中共腐败官员涉案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如2009年3l位国企负责人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0466亿元，人均涉案金额高达l.0982亿元。至于更大的超级巨贪，就没有具体数据了，因为天文数字般的数额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而且数字还在动态变化之中。
被废黜的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中纪委已掌握的证据显示，薄家名下在海外 资产就超过80亿人民币，这还不是他家的全部资产。【7】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 5月30日发表《悉尼晨锋报》驻北京记者加内特（JohnGarnaut）的长篇报导，以曾庆红儿子为例讲述了中共太子党权钱交易的内幕 。文章 披露，曾庆红的儿子曾伟利用权力化公为私一次性侵吞9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经过数年的权力交易，曾庆红的儿子几乎取得了中国 经济各个领域盈利的丰厚合同，从煤矿到股市到百货商场，他积累了大量的金钱，并买下澳大利亚价值3，200万美元的豪宅。文章揭示，太子党跟商人通过权钱交易绑在同一条船上，形成权贵利益集团，绑架了中国经济。【8】
四.贪腐期权化。中共官僚的贪腐亦变得狡猾和隐蔽，用“权力期权化”的交易方式获取实利。“权力期权化”交易的是一种“权利”，并不一定直接涉及钱物，因而形式和过程隐蔽，相互兑现往往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高薪任职、分给股权、优厚待遇等。还可以在离职前安插亲信或选定“接班人”，为自己遥控权力作打算；也可以是在位时为企业牟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也可以利用在位时积累下的“活动能量”换取企业股权或创业资本。这样，不仅可以为自己预留“出路”、“退路”，还可以“封妻荫子”，由受益方资助亲人子女出国留学或提供创业资本。如广东省原高级法院院长麦崇楷就为其子换取了数百万的企业股权。
五.贪腐潜规则化。中共官场中有很多“潜规则”，很多行为规则不公诸于世而是如“黑市”交易；公诸于世的规则，大家又不遵守。再如中共官场的“消解”文化，表现在现实中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还有“圈子”文化，中共官僚为入围争宠获利，想着法子的投机钻营，跑官买官，寻求庇护。中共的官场变成了一个大染缸，进了那个体制，鲜有出污泥而不染者。原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一语中的：“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
六.贪腐国际化。中共贪官利用资本跨地域、跨行业、跨国境流动的机会，与地区外、行业外、境外的人员相勾结，共同犯罪；有的利用国际间法律 的差异，国内犯罪，国外洗钱；有的以境外商人为合作对象，在为对方牟利后，在境外“交易”，赃款赃物滞存境外。一些涉案的党政官员特别是关键涉案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即随时出逃。
七.贪腐新型化。在新兴领域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拍卖等方面的腐败案件更是频繁发生。在这些领域中，腐败呈现出金融化、虚拟化的特点。
八.贪腐年轻化。中国“法制晚报”公布的2008年版的反腐报告指出，2007年贪官平均年龄五十三点三岁，与上年相比，贪官平均年龄变年轻一点七岁，涉案金额增加三倍。【9】
社会各界一次又一次地把希望寄托于新一代的领导人，期望他们能把中国带出误区，因为他们年轻，有知识，有头脑，又有“抱负”和“理想”。然而，无情的现实表明，在中共腐败性体制成长起来的贪官不愧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腐后继”地承继着党的贪腐事业。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七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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