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编译报导）中国 北方城市严重的雾霾不但对民众健康构成威胁，而且似乎对中共监控公民也造成了不便。外媒报导说，安装在每个大城市的每条大街上的监控摄像头因为雾霾太厚，结果无法看清公民的一举一动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已经在资助两个计划，来研究功能更强大的监控摄像头。但是中共对于如何制止雾霾，却没有这么强大的意愿，此外中共也很难以仿照英美成功治污。
国际商业时报：雾霾构成国家安全问题
《国际商业时报》11月6日报导说，中国最严重的公众担忧之一是它猖獗的空气污染，用有毒空气覆盖了这个国家的大城市。除了这个严重的健康威胁之外，中国似乎无法穿透的雾霾也被证明构成一个小小的国家安全问题。
几周之前，东北城市哈尔滨，遭遇一波这个城市最恶劣的污染案例。雾霾如此厚重以至于能见度下降到仅仅三米。根据几个科学家和工程师对《南华早报》所说，全市的监控摄像头都无法透过空气监视了。
似乎对于国家安全和它的老大哥式的监控的最大威胁是中共自己。中央政府的庞大的监控摄像头网络，紧盯每个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在恶劣污染的日子里基本上变成瞎子，而这种日子变得越来越普遍。
结果，一些人开始担忧罪犯可能选择 某一个雾霾天进行重拳出击，然后犯罪飙升。这些担忧促使一些监控技术专家开始开发更先进的摄像头以便在最恶劣的污染天气还能看得清。深圳一城安技术高级项目工程师和视频监控专家孔子龙说，这样的摄像头还没有发明出来，但是这不意味着人们没有准备尝试。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两个计划，一个用于民用，一个用于军事，他们将在四年内开发一个解决办法。
彭博社：中国在窒息它的成功
彭博社11月4日报导说，上周走在天安门 广场上，一家五口德国人包围著作者，所有人都戴着大大的面罩和太阳眼镜。他们并不是要抢劫，只是请作者帮他们照相。当作者大喊“‘茄子’”的时候，父亲幽默的说，“我们在这个（面罩）下面笑呢。”
只是中国的污染泡沫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由于极端的空气污染，外国游客在今年前三个季度骤降50%。由于刺鼻烟雾的图像播放到全球，到紫禁城，长城和著名的挂着毛泽东画像的广场的游客就更少。
时间也很不凑巧。人们开玩笑说要重新命名北京为“灰京”的时候正逢共产党11月9-12日召开万众瞩目的三中全会。在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下，这将增加当局大胆行动解决糟糕空气危机的迫切性。但是早期的信号并不乐观。新闻媒体在披露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制作一个模糊的蓝图，重新调整中国经济结构。没有暗示说他们计划做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禁止烧煤。
中共难以仿照英美成功治污
彭博社报导说，许多人相信，中国将最终严肃对待环境，当它这样做的时候，天空将变蓝。这种观点是基于英国和美国的经历，断定北京的有毒空气挑战可以跟伦敦在查尔斯?狄更斯时代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这种比较是错误的呢？如果中国的危机是不同的并且难以逆转呢？
无论是19世纪50年代或20世纪 50年代的伦敦还是20世纪4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都不是处于一个其统治合法性依赖于8％增长的偏执独裁政府的摆布下。过去的个案研究不是完全依赖于制造业。它们需要对付的城市化完全比不上现代中国的规模。它们不依赖于巨大的海外 投资，而后者的部份前提是可以自由污染。它们大量的政客不是依靠现存制度成为千万富豪。
中国正在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没有像在70年代帮助日本和美国清理环境破坏那样的民主和民间机构来回应新兴中产阶级响亮的诉求。它有的是更高程度的腐败。
共产党在玩火。对污染的愤怒已经取代土地强征成为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过去12个月针对化工厂和炼油厂的抗议急剧增加。不到1%的中国500个最大城市达到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标准，而七个城市位列世界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走在北京的街上，很难不感觉你身陷机场的吸烟休息室里面。
随着中国窒息它的成功，解决方案是显而易见的：立刻淘汰燃烧煤炭。动用3.7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共可以提供资金给向天然气的转型。这样做要求政治意愿，但是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都没有展现出来。当中国脱离煤炭燃烧的时候，经济将显著放缓，这将损害主导经济并且致富共产党及其朋党的国营企业。
令人尴尬的年份
彭博社报导说，中共新领导人在用其他的方式行动。今年一系列的尴尬—数千只死猪漂浮在上海黄浦江上，无数的食品 污染丑闻，越来越密集的抗议让他们没有多少选择。八月份，中共承诺花费大约2750亿美元来改善空气质量。
“当然，这个国家继续是一个投资目的地并且很多外国人会来到这里，但是推销北京肯定变得更难了。”国际谘询公司北京轴心创始人Kobus van der Wath说。“同时，当污染最恶劣的时候，中国人不满的程度也非常高涨。”
但是没有多少迹象显示，中共了解恶劣空气危及投资的程度。许多政府清洁一线城市的想法是把烧煤的工厂搬迁到山西省和内蒙古—换句话说，重新分配污染到人口更少的地区。
纽约时报：中国何处可以生活？
普利策奖获得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11月6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他到上海参加了一个环境活动者聚会。聚会上的主导话题是，父亲母亲们谈论中国的哪个地方可以生活，什么时候送孩子出门，什么食品和水可以信任。能源创新首席执行官Hal Harvey提出一个强大的问题，“如果中国达到经济成功的所有标准，唯独一件没有：你不能在这里生活。那会怎么样？”
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制度，内部有多个彼此竞争的利益。北京某些更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宣布，“我们必须清理它。”但是他们仍然不得不获得地方老板—他们的奖励基本上取决于创造经济增长。美国专家说，中共官员需要“视环境利益至少跟经济利益一样重要”。哈维说，“如果馅饼根本吃不了，它做的多大又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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