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脱北者”的线路
【看中国2013年11月27日讯】据韩国媒体报道，最近中国警方在云南逮捕了13名朝鲜“脱北者”。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发言人表示，韩国和美国试图诱拐和绑架其国民，而《凤凰周刊》也曾披露，一些协助“脱北者”离开朝鲜的组织是要将脱北青年全部培养成未来进入朝鲜的传教士。
上世纪90年代初，朝鲜进入“苦难行军”时代，经济低迷、粮食短缺，大量“脱北者”进人中国或经由中国投奔韩国。
据《美国国家地理》报道，藏于在中国的“脱北者”约有5万人。但维基百科却给出了另一个数据，在中国的“脱北者”大约有11000—30000人。韩国庆熙大学一份研究表明：约有1万名“脱北者”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而生活在韩国的“脱北者”约有2.3万人，此外，还有大量的“脱北者”滞留在泰国等地。
如果韩国是大多数“脱北者”的目的地，中国便是他们的必经之地，两国间隔了条浅浅的图们江。图们江夏日水浅，涉水即过，若是在冬天，走在冰封的江面上就可以过去。
在《美国国家地理》记者眼中，中国那边的图们江看起来出奇地友善，既没有站满士兵，有没有布满电网。在对岸的朝鲜，每几百米就有一座掩体，但看起来比较像是废弃的狩猎掩蔽处，而不像岗哨。
记者采访到的一位“脱北者”小红便是划着几个轮胎绑在一起的筏子到达了彼岸。在下水之前，她贿赂了卫兵15美元。
抵达中国后，便有所谓“脱北者”组织接待他们，不幸的人便被一些组织安置到偏远地区，成为廉价劳动力或是色情行业工作者，陪伴他们的只有传教士口中的主。幸运的人则有7条通往韩国的路摆在他们面前。
北上探险
两条道路是向北穿越中蒙边境的茫茫戈壁和少量的草原，这段艰难的路程只能靠两条腿跋涉。鉴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脱北者”需要携带指南针和充足的水。如果是冬季，则要准备好抵御最低达零下40度的严寒。全身上下，从大衣到手套、鞋子都必不可缺。
从集聚地出发前，组织者会带来假的中国身份证稳定“脱北者”的心理。然后，组织者再三叮嘱，就算你们中的一个人给抓住了，其他人必须继续前进。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他们会进行一定装扮，比如穿上较新潮的衣服、带上拉杆箱或双肩背包、女性还会施上粉黛，装作是韩国的旅游团。一行人往往会从延吉坐火车卧铺车厢到达哈尔滨东站，再经过火车和大巴车转乘，来到内蒙古的牙克石市，此地距离边境200公里。继续往西前进，直到距离中蒙边境20公里时，他们再开始步行穿越。
另一条路线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呼和浩特，再转乘火车到二连浩特，下车步行越境。这期间，他们也许会遭到中国边防部队的逮捕，也许在一望无际的不毛之地迷失方向，又用完了水和食物。不幸者从步履蹒跚到迈不出脚步，最终仰卧在原野上，无人地带不受污染的璀璨星空，是他们见到人世的最后一幕。
虽然前途险恶，仍有无数人前赴后继。中蒙边境的这一段，差不多以额尔古纳河为界。从卫星地图上看，在中国的一侧见不到蓝色和绿色；靠蒙古边境线内侧，除了河流主干外，还有很多分叉。所以组织者会告诫他们，过了河就安全了。当然，见到突然冒出的俄文数字，则是铁定保险了。
对于没有钱的人来说，蒙古路线是最佳选择。在美韩等国的压力下，蒙古政府在朝鲜难民问题上采取中立立场，同意朝鲜难民自由选择前往第三国。随着到来的人数增多，蒙古干脆设立朝鲜难民营，“脱北者”经甄别后可获得韩国公民身份。因此，在蒙古被逮捕实际上等于获得一张前往首尔的免费机票，蒙古也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转运站，由朝鲜开出的“地下列车”经由此地开往韩国。
南下求生
另外两条道路向南。一条是经云南进入缅甸（或老挝），再进入泰国；另一条是经广西进入越南，继续往南直到柬埔寨。
云南路线的具体操作方式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再坐火车去昆明，继续转火车到玉溪，换乘长途汽车经勐腊到勐满或勐龙，然后伺机穿越边境，进入设置在泰国的朝鲜难民营。进入泰国后，只需要向警方自首，后续就一切顺利了。
广西路线则是从沈阳坐火车到北京，转火车到南宁，换长途车经普洱市到凭祥市。有人会进入韩国、泰国、印尼、丹麦等国驻越南领事馆，也有人继续前行，到柬埔寨后找到韩国大使馆。越南与朝鲜在政治体制上有着更亲近的血脉，却与韩国合作，是出于外交利益，让越来越多的韩国资本进入越南。
2004年之前，广西路线是脱北组织首选的东南亚避难路径。越南国内最大的四个“脱北者”避难所都是越南韩侨建立的。2004年，468名”脱北者”从胡志明市被空运到韩国。此事动静之大，气得朝鲜召回驻河内大使朴应燮以示抗议，越南再也无法在朝鲜面前掩饰自己的角色。从此以后，越南不得不将避难所的运营者驱逐，同时加强边境控制。
“脱北者”组织者、传教士千基元对云南一线了若指掌，他曾先后成功协助700多位“脱北者”离开朝鲜。他告诉小红及同行的“脱北者”在北京开往遇难的火车上要保持安静。假如警察来查身份，就假装睡觉或躲进厕所，向上帝祈祷。假如被捕的话，不可说出协助你的人叫什么名字。
他们遵照这位传教士的命令，上了火车，就爬到上铺。在40小时的车程中，警察和乘务员有好几次查票、核对身份，都被窝在床上的“脱北者”躲了过去。
抵达昆明后，千基元安排一位向导带领小红和其他几人跋山涉水，来到老挝与中国边界附近的藏身之处。他们在那里等了几天后，向导说，老挝在国定假日来临前会加强边界的巡逻，所以不宜冒进。老挝的军警跟中国一样，奉命要逮捕并遣返逃跑的朝鲜人。
在藏身处等待了两个星期后，“脱北者”背着行李，在一位毒品走私贩的带领下，进入偏远地区。他们走了一夜，来到了金三角。这里是中国、缅甸、泰国和老挝的交界处。他们在黑暗中辛苦地走了16小时，并穿过森林和溪流，向导则是凭记忆来掌握地形。爬到将近1200米高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从中国走到了老挝。
第二天，他们被带到了湄公河附近，在那里他们搭乘快艇偷渡到泰国。
在泰国，小红他们被带到韩国大使馆，并要求庇护。接下来，他们在泰国要等上好几个月，才能等来一张飞向韩国的航班。
除了北上南下之路，也有人从青岛、烟台这些韩国人聚集地出发，走海路到达韩国，他们通常躲在轮船的货舱里。
对于偷渡组织者而言，从中朝边境地区坐吨位不大的船只偷渡到韩国，是最为简短的途径，但此举极不安全。因为小船常常需要趁黑夜偷偷经过朝鲜领海，这一段行驶离海岸线不远，很容易遇上朝鲜的巡逻船只。一位怀孕7个月的“脱北者“于2000年在鸭绿江边登上了前往韩国的偷渡船。组织者告诉他们，只需睡一个晚上，天亮睁眼就到仁川。不巧半夜，在甲板下熟睡的她被朝鲜军人登船检查的声音惊醒，给中间人的钱也打了水漂。
同样不实用的还有一条漫长的路线，从珲舂附近的中朝俄三国交界处穿越朝俄国境，从俄蒙边境进入蒙古。从地图上看，这等于是绕着中国的公鸡头逆时针走大半圈。全程步行，距离在3000公里以上，比南下路线近不了多少，但后者更多时间是在交通工具上。
由于南下成本相对较高，所以为了赚钱的偷渡组织尽量不选择南下，而是走蒙古，或海路偷渡，抑或假护照加上飞机票。
硬闯驻华领、使馆
最后一条路，也是最为高调的一条路，就是闯各国驻华领、使馆。2002年5月8日爆发的“金韩美事件”，给“脱北者”们开了一个头。金韩美一家五口在2002年5月8日强行闯入日本驻沈阳领事馆，在领事馆门前，他们的挣扎、哭泣、恐惧、悲恸，整个过程通过视频传遍全球。金韩美这个两岁女孩对着使馆门外的妈妈哭泣的一幕造成震撼人心，使得她的家人也被允许送往韩国。
这一家人的闯馆得到了一个名叫“自由朝鲜运动联合会”的帮助。这是一家民间反朝鲜团体。金家人先被安排到使馆旁边的旅馆居住，以便熟悉周围的环境，组织者还训练他们如何穿过街道到达领事馆门口而不被便衣警察抓住，同时把他们装扮成衣着亮丽光鲜的韩国家庭。
金韩美一家的成功使得同一时期，韩国驻华使馆接连发生几起闯馆事件。2002年6月，还有“脱北者”闯入加拿大驻华使馆。这些闯馆行径防不胜防，有白天硬闯的，也有在夜幕中悄无声息摸进来的。事发之后，中国方面全面加强了日本领事馆门前的警卫，增加值勤人数，并安装了带刺铁丝网。
谁帮助了“脱北者”
从上述路线可以看出，“脱北者”并不孤独，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脱北者”组织。这些组织大体上分为三类：人权活动家、基督教会以及专门做偷渡生意的组织。
一位“脱北者”称，他要付给那些专做偷渡生意的组织几百美元，才有可能离开朝鲜。
其实，最受西方瞩目的还是类似传教士千基元这类组织，他们的身上混杂这人权活动家和基督教会两种身份。
据《凤凰周刊》报道，韩国从高层到民间都使出无数解数帮助朝鲜“脱北者”成功抵达彼岸。传教士崔光便是这些组织的一份子。1998年，他踏上赴华传教之路，并带领9名“脱北者”学习《圣经》。但崔光真正执行的是韩国基督教总会的方针——将脱北青年全部培养成未来进入朝鲜的传教土。
为了贯彻韩国的统一政策，韩国基督教社团提出所谓的“传教统一”，意在与朝鲜相邻的中国、俄罗斯等国培训“脱北教士”，由他们陆续渗透进朝鲜，帮助更多的“在北同胞”逃离朝鲜，实现朝鲜“体制崩溃”，从而实现“自主统一”。
据“维基解密”韩国网站称，韩国基督教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着手经中朝边境向朝鲜开展“和平渗透”的活动。一个名为“基石”的韩国教会组织秘密在中朝边境的延吉、图们、集安、丹东等地建立训练营，帮助训练脱北教徒。教主李朔将收音机等物品经鸭绿江、图们江走私进朝鲜，基石教会印制的500万册《圣经》有时通过鸭绿江上的走私船，有时则通过来往于丹东及新义州间的火车夹带进朝鲜。
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提供的信息，1986年，在朝鲜活动的地下教会共有1500个，其中有500余个都是在基石教会援助和帮教下成立的，它们在秘密传教的同时还策划脱北活动。经调查发现，基石教主李朔本人的背景极不单纯，1968年他成为驻韩美军里的一名“喀秋莎”（即韩籍雇佣兵），并在驻议政府的美军情报部队里工作。李朔坦言，这段经历对他后来开展对朝宣教很有帮助。1996-1997年，李朔甚至间接参与策反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黄长烨的叛逃。
由于韩国基督教团体不断制造“脱北者”事件，引起朝鲜方面的严重关切。1994年起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下达指示：要求在严厉打击叛国者的同时，对韩国基督教团体在朝鲜周边地区进行的一切培训与宣传行为均视为“间谍行为”并予以坚决打击。
“脱北者”的日子不好过
2004年12月，韩国政府明确规定了“脱北者”的安家费。政府提供给国内“脱北人士”的安家费包括生活补助金和住房补助金。据悉，单个“脱北人土”能获得339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0万元）、由2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4555万韩元、由3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5511万韩元、由4个人组成的脱北家庭共能获得6466万韩元。政府将分20个月定期把安家费发放给“脱北人士”。
不过，这笔钱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成功到达韩国的“脱北者”，以这笔资金作为交易的本钱，托付蛇头将自己在朝鲜的至亲带到身边。或者事先与蛇头约定，以到达韩国后预期领取到的这笔钱作为支付的筹码，谈好价格就上路。为了支付预定的价码，很多“脱北者”抵达韩国后的新生活被弄得焦头烂额。加上蛇头们往往会借助黑社会的力量来要债，更使他们苦不堪言。即便是还清了债务，“脱北者”融入韩国社会也需要花很大功夫，由于学历的限制，他们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他们也不愿意表露自己的“朝鲜人”身份，致使他们在韩国的朋友也仅仅局限在“脱北者”中。
另一方面，由于韩国政府发给“脱北者”的钱多来源于韩国纳税人。一旦“脱北者”数目激增，政府为此开销增多，“脱北者”在融入新社会时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很多，韩国反对的声音逐渐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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