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十八大以后,王岐山主管的中纪委成为负责调查、抓捕中共官员的专门机构。那么中共中纪委是如何带走涉案官员的呢?近日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
从中共官员被调查后爆出的消息归纳,落马官员在何地何时被带走以及被带走的方式,可看出背后的深意和考量。
3月24日,署名王滔的一篇〝纪委喜欢在哪里带走涉案官员?〞的文章说,事实上,在(中共)纪检部门的办案过程中,将官员带走只是一个调查步骤。(中共)纪委工作人员通常会依据办案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将涉案官员带走调查。
其中,在家中、单位被带走最常见。在工作单位被带走的,往往是上班期间,在家中被带走的,通常是在晚上。在办公室或者家中带走官员,讲究的是〝突然性〞,涉事官员在事前不易发觉,能较大程度低保证带走不落空。
例如:2015年1月4日下午,南京市原市委书记杨卫泽正在主持南京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会中接到了来自省委一位官员电话,通知杨去省委开会。
〝市里会议休会后,杨给几个应该一起去省里参会的人打了电话,在得到确定的消息后,杨卫泽在办公室抽了十五分钟的烟。在省委,杨发现中纪委的工作人员后,立刻做出向窗户跑欲跳楼的举动,不过被摁住了。〞
同一天,杨卫泽的妻子、秘书,以及红颜知己余敏燕(时任无锡新区宣传部部长)也被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另外,2013年5月11日下午,在中共国家发改委大院,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与妻子被中共中央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会议现场被带走
在会议现场直接将涉案官员带走,对于亲眼目睹的其他官员无疑有震撼效果。
例如:2014年3月21日,江西省副省长姚木根,在山东出席一场有关水利方面的会议,在会议现场,姚木根被带走。
2014年6月27日下午,原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正在省委开会,会议刚进行一半,被中纪委办案人员从会场将其带走调查。
外出途中被带走
在外出途中带走,对于办案的稳妥性较有利,带走对象处于孤立状态,办案阻力较小。
例如:有消息称,2012年12月2日,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被中共中纪委从北京首都机场带走的。多人提及了纪检人员出现后李春城的第一反应,〝要求上厕所,并试图抠出一张手机卡扔掉〞。李春城之后成为中共十八大后第一个落马的副省级官员。日前已被湖北检查机关提起公诉。
再有2014年4月初,时任中共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申维辰出席中共江西省科协第七次代表大会。4月12日,他从南昌返回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中纪委带走。
文章说,〝带走〞,也是一场追逃。有一些官员,被查前已有察觉,选择 逃跑,与办案人员斗智,被控制的场景非常戏剧化。
逃跑途中被带走
2013年8月,天津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平察觉风声不对,立即做了〝最坏打算〞,打算出逃境外。
金建平准备好移民材料、伺机出逃的同时,为应付调查,特地召集与其关系密切的私营老板,订立攻守同盟;另一方面,他把名下的一处可能会〝暴露〞的房产过户给了自己的亲戚。
2013年8月30日,金建平以公务名义从天津前往香港。不料,在机场被拦下了。
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金建平不敢留在机场,对机场工作人员谎称,有东西忘拿了,匆匆逃离。慌乱之中,连行李落下都没发觉。而正是在被他〝遗忘〞的行李中,办案人员发现了他准备移民的相关材料和一些细软。
逃离了机场,金建平不敢留在天津,逃窜到了河北省香河县,并用别人名义租了一间房,准备先〝避避风头〞。
2013年9月3日,办案人员在出租房附近发现一名老汉,〝戴着破帽子,蹬着三轮车,车上载有两个旅行包〞。办案人员发现老汉正是金建平。而三轮车里的两个旅行包内,放着150万元现金。
文章最后说,对于官员来说,一旦涉及贪腐,不管是在单位,还是在家中;也不论是在会议现场,还是在旅行途中、逃亡路上,都可能有纪委人员在等候,最好莫伸手。
外界评论认为,在中共体制下不伸手不可能,那个体制就是腐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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