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和中国问题专家加百利•科林斯（Gabriel B . Collins）和他的伙伴出版了他们的著作——《中国能源战略：对北京海洋政策的影响》，质疑“美国对华围堵”的能力和效果。
正是对美国这一想象中能力的担忧，中国战略家们对“马六甲困局”有着深深的恐惧。这种恐惧促使中国决策者不顾缅甸的复杂局势，修建了一条可以避开马六甲海峡的中缅石油管道。
这些担忧可以被科林斯的现实分析化解了。在考察了大量国际石油贸易和海运市场的情况后，他认为，国际石油贸易的大宗商品的属性使其市场规模巨大，而高度市场化的石油又使得国际间的交易十分灵活多变，使得美国不可能也没有实力掐断中国的能源命脉。
以马六甲海峡为例，每天要经过的油轮大致有50艘，运载约1170万桶石油。如果美国海军封锁中国，必须确定哪艘油轮是驶往中国的。
但是中国进口石油只有10%的运力由中国籍船只运输，这样美国必须识别和拦截其他90%的船只，而从装货港和目的港之间，这些船只上的石油可能已经倒卖转手30次以上。石油贸易这种灵活性使得美国无法甄别这些石油是否最终流入中国港口。
事实上，如果美国真要这样大张旗鼓地去“围堵中国”的话，不仅会遭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也将使得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巨大波动，由此带来更加复杂和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在分析了众多的可能性之后，科林斯认为，基于太多现实难题和不可控的后继影响，美国对中国石油安全线的“围堵”将始终是徒劳无益的。如果说国际石油市场的特性让中国可以排除美国这个隐患，那么中国依然需要担心另外一个多变的因素——伊朗。
中国担心美国在重要海运节点堵截中国的能源生命线，而伊朗能够在石油源头对中国能源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伊朗的核武争议可能随时为中国带来“石油危机”。
伊朗和“石油危机”
现实中，中国和伊朗两国拥有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密切的石油贸易。如果说伊朗是中国海上石油安全线的威胁，原因只能是霍尔木兹海峡。
这条人字形海峡是波斯湾通往印度洋的唯一出口，东西长约150公里，几乎全部被伊朗国土拥抱。因为这种地缘优势，伊朗海军司令在面临美国的石油禁运处罚之前轻言“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比喝杯水还容易”。这种自信来自于海峡的地理特点，因为海峡最窄处只有不到39公里，甚至用普通火炮就能完成火力覆盖，平均水深70米的环境也成为部署水雷的理想海域。
因此伊朗轻易地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政治的博弈工具。
1984年，两伊战争的战火燃烧到了波斯湾海面。为了迫使伊朗停火，伊拉克开始袭击波斯湾水域的伊朗油轮，伊朗也随即开始攻击任何驶往伊拉克以及沙特、科威特的商船。在1984年5月13日，伊朗的F-4E战斗轰炸机攻击了8万吨的科威特油轮“乌姆卡巴西”号，当时该船装载着运往英国的汽油正驶离沙特港口。这次攻击也拉开了两伊战争直接攻击中立国商船的序幕。到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朗攻击了31个国家共190余艘商船，造成63名船员死亡，这种漫无目的随意攻击式的封锁激化了正处在萌芽期的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
当时，中国刚刚打开国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刚刚搭上全球经济的脉，尚且感受不到全球性石油危机所带来的冲击。近40年过去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在中国海外石油进口的版图之中，波斯湾的分量变得越来越重。目前，中东石油已经超过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40%，石油消费总量的22.4%。
国际能源署对石油危机有过界定：如果一个国家的石油供应量减少7%，这个国家就陷入了石油危机。伊朗如果铤而走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国显然将遭遇严峻的“石油危机”。
目前中国是伊朗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占伊朗出口总量的22%，双方拥有重大利益依存关系。但良好的双边关系并不能避免中国的石油运输线受损。
伊朗一旦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就没有了回旋余地，如果对中国网开一面，封锁的效果是否被削弱？这是一个伊朗需要考虑的问题。此外，即便伊朗决定对中国网开一面，也会面临科林斯教授分析中的与美国一样的困境：无法分辨哪些油轮是前往中国。
虽然巡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有人驾驶的武器平台能够识别中国籍油轮或开往中国的第三国油轮，部署在海峡航道中的水雷没有这样的能力。1987年5月16日，当时前苏联和伊朗关系十分暧昧，但6.8万吨的苏联油轮“朱可夫元帅号”在进入科威特必经的米纳艾哈迈迪（Minaal-Ah-madi）水道时，不幸被伊朗布设的水雷炸伤。这个事件引起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冲突。
在航道部署水雷会威胁到友邦，但伊朗在危急时可能不会放弃，因为这样做不仅成本最为低廉，也能产生最佳的封锁效果。虽然水雷未必能够对航行在这一海域上的国际船只造成巨大伤亡，但却能在心理上造成最大效能的震慑和阻吓效益。
两伊战争期间，各方的反应证实这一点。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中国和伊朗存在怎样的友好关系，如果伊朗选择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不仅意味着中国从波斯湾其他国家的石油进口会受到限制，同时也会因第三方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无法从伊朗继续进口石油。那时，中国的“石油危机”将不可避免地到来。
更让人揪心的是，伊朗核武争端似乎也一步一步升级。
被逼入墙角的“伊朗核问题”
中东目前最大的争议是伊朗核武问题。
现实主义政治学家的汉斯•摩根索把国家间争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单纯争端”，即争端本身不会造成双方关系紧张；第二类是“国家间关系紧张一部分的争端”，即争端只是国家间矛盾冲突的冰山一角；第三类是“国家间紧张关系的代表或象征的争端”，即争端是两国整体关系紧张的汇聚点，尽管可能是双方矛盾和争端的表象，却具有标志性和核心性。
无论基于历史和现实来看，伊朗核武危机在美伊两国之间基本属于第三类争端。
从历史来看，对于美国而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建立以来，美国始终没有接受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权，总在寻求推动伊朗现政权的垮台。防止美国的颠覆和入侵是伊朗现政权最核心的利益，因此其目标是迫使美国的意识形态及其军事、政治和经济影响退出中东地区。
在这种势成水火的国家间矛盾之中，伊朗核问题成为两国最直接也最具标志性的冲突。
在军事上，核报复能力是伊朗国防的最后一道防线。由于常规军事力量无法满足防卫的要求，核武成为伊朗最合理也是最现实的选择。一旦伊朗拥有核武，就等于化解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威慑，削弱了美国的影响（朝鲜模式从某种意义上刺激着伊朗在核武问题上越走越远）。
在政治上，国内核活动，特别是铀浓缩活动（浓度为20%），是一个正常国家的权利。如果美国同意伊朗在本国领土从事铀浓缩活动，这就意味着美国承认伊朗享有一个正常国家的权利，而否定这一权利，就意味着美国对伊朗存在敌意，因此伊朗也有必要发展核武器。
对于这一点，长期介入伊朗核问题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前主席穆罕默德•巴拉迪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所谓的伊朗核问题不是根本问题，那只是美国与伊朗争端的一个象征。
对于美国，伊朗获得核武器不仅将削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常规军事影响力，更可怕的是一系列周边国家的不可控的后继反应。
2012年初，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接受《大西洋月刊》专访时明确指出：“中东是一个动荡地区，很多国家都不能容忍伊朗拥有核武器，而它们自己却没有。伊朗支持恐怖主义，核扩散的危险也非常严重。一旦伊朗拥核，中东其他国家就会跟进。这太危险了。”
在访谈中，奥巴马简化了美国的选择范围：要么伊朗弃核，要么美国发动战争。在美国已经清晰界定自己的底线之后，剩下的就是伊朗的反应。
随着伊朗在核浓缩问题上的不断坚持，双方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伊朗的核问题最终或将成为点燃霍尔木兹海峡战火的导火索。
更让人担忧的是，自新一轮以石油禁运为主要制裁措施以来，伊朗陷入了困境。按乐观的估计，新制裁将使伊朗的石油收入在2012年减少50%。
对于石油产业贡献了70%政府收入的伊朗，这意味着巨大打击。反美立场在伊朗民间的声势越来越大，这也使得主张缓和矛盾的改革派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谁也无法保证伊朗内部的政治矛盾不会随时演化为外交赌博。
届时，中国将面临海外石油进口源地的瓶颈，波斯湾战火也将使国际油价飞上天。即便是时下以色列对哈马斯动武，已经使得国际油价迅速上涨（以色列对伊朗核武问题的强硬态度也是地区不安定因素之一）。如果这一切发生，中国必将面临一场严峻的“石油危机”。
所有这一切，使得伊朗危机离中国太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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