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9月21日讯】（新纪元周刊344期，记者钟和报导）即将到来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被与11届三中全会相比较，然而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披露，当时三中全会根本不是一次改革开放的大会，邓小平也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一场失控的会议，纷乱中邓小平顺势抓住了权力。而18届三中全会将会是如何的场面？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有人把其与11届三中全会相比较，不过，早在2008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了由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口述，姚监复记录整理的〈11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一文，文章提到，11届三中全会原本并不想讨论改革开放，但由于会议失控，最后出现了与华国锋、邓小平最初意愿大相迳庭的结果，不过邓小平却抓住时机，依靠手中的权力成了会议的最大赢家。
文章称，11届三中全会原定的议程是讨论农业、经济与计划，而不是平反 ，更不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出访 会议方向失控
11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而此前定调的会议在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当时邓小平出访新加坡、泰国等地，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意见是一致︰不纠缠过去历史 遗留问题 ，也不拟提出文革遗留的毛泽东钦定的大案，包括1976年 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
然而在五天会议中出现了异常。10日陈云、11日谭震林和13日胡耀邦的发言，冲破了原定会议框框，提出文革中一系列重大遗留问题，使会议失控了。
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做的中央工作报告上，胡耀邦提供了有关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 、陶铸等人的复查材料，以及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带来的群众和高层 领导对天安门 事件的深刻觉醒等材料。当天陈云在东北组发言说，对华国锋、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意见︰“我赞成；历史问题不纠缠是对的。但是有些问题太大，中央不说话，下面不好解决。”
当时陈云提了六个问题，比如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毛主席知道吧？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还是革命行动？陈云表面上没有直接讲文革不对，但是翻来覆去提问题。胡耀邦和陈云的发言和材料像大石头扔进平静湖面，引起会议很大震动，结果大家集中讨论的是如何批判文革、批判凡是派、批判极左思想，要求为毛泽东钦定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
陈云和邓小平争权较劲赛
等邓小平11月14日出访归来后，发现会议在陈云、胡耀邦发言的主导下，已经跳出华国锋和他设置的框框，他已经丧失了会议的主动权。原本胡乔木为他起草的大会讲话稿也根本不能用了。于是12月2日，邓小平邀胡耀邦和国务院研究室的于光远 到他家商谈起草讲话稿。按邓小平亲自草拟的三页500字的讲话提纲，胡耀邦、于光远、林涧青等人接连四天到邓家共同研究讨论，最后定稿，题目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以此文做报告。
鲍彤评论说，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而是群众、党员、中共高层 干部推动了整个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促成了邓小平讲话内容的转变。
鲍彤评论说，邓小平既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没有把三中全会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AFP）
鲍彤还说，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是陈云和邓小平争英雄的一场暗中较劲的公开比赛。为了比陈云的讲话更高一些，看得更远一些，邓小平讲了党和国家的制度问题、民主问题、解放思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可惜的是，邓小平讲出的只是一些很好听但不拟执行的空话。
邓小平最不愿意看到的是会外西单民主墙 的议论；他看到了文革遗留的难题，但不愿延伸到反右派斗争的彻底平反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反右派斗争五人小组组长，只愿意为右派分子个人“改正”，而不能为反右派斗争平反，仍旧坚持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没有真正做到也不愿做到胡耀邦坚持的“有错必纠”，“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平反。”对于民主、自由、人权、三权鼎立，他认为都是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都不能用。因此，他赞成抓魏京生 ，反对西单民主墙，取消“四大”，这些做法正是他让胡乔木起草的讲话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毛泽东“六项标准”的延续，邓小平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根源。
鲍彤认为，从会议结果看，陈云当然是会议的英雄，因此摇身一变，由中委成为副主席，洋洋得意；华国锋以主席身分挨批，他为他和邓小平共同为会议定的框框，为“两个凡是”受指责，灰溜溜地；但是同样应当承担会议框框和“两个凡是”责任的邓小平也能摇身一变，把会议成果拿过来，只用一句话︰“北京市委关于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就是中央的决定”，变成他自己的功劳。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成了邓小平变脸的表演会。
邓贪人功为己功 变身“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鲍彤还说，假如认真阅读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的讲话，会发现邓小平通篇只讲民主作风，没讲民主制度；着重讲经济发展 ，没讲政治改革的要害是党的改革、开放党禁、报禁问题；既使讲农业发展，也没讲农村改革，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强调的是“不准包产到户”，这个文件起草的负责人是纪登奎。至于后来批评华国锋搞“洋”跃进，搞十个大庆的错误，实际上，“十个大庆”是李先念提出来，邓小平支持的，为了大干快上的新跃进，最后把帐算在华国锋的头上。
鲍彤说，三中全会的成功原因，全部在于七嘴八舌，可以各抒己见，讲自己的话。三中全会失控，在于失去领导。既然陈云可以对毛泽东说不；既然陈云、胡耀邦可以对毛泽东批准的几个文革大案说不，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对文革说不；也可以对人民公社说不。三中全会上代表们可以七嘴八舌，那么老百姓也可以在政治生活中七嘴八舌，这种自发的对民主的追求，对宪法言论自由权利的捍卫和运用，推动了改革。改革不是领导出来的，也不是设计出来的，三中全会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它是失控的大会，但是符合人民心愿、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
至于斗争方面，从排名顺序看，原来是华国锋为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李先念为副主席，从三中全会以后，陈云从中央委员升到副主席，排列第五；而邓小平实际上从第三位变成了握有实权的第一位。应当说邓、陈得胜，华、汪失败，叶、李保住位置，而最大的赢家是邓小平，贪天功为己功，贪人功为己功，造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人们不禁要问，35年后的18届三中全会，是否会出现类似的事情呢？◇
本文转自344期【新纪元周刊】“封面故事”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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