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去世时，清津已经没有汽油提供寥寥可数的救护车使用，病患必须被人揹著或是放在木头推车上送进医院。金智恩在一家小型的医院工作，因为这家医院离浦港广场最近，走路大约只要十五分钟，所以那些在铜像前的骚动中受伤或崩溃的人全都过来了，让这家原本就小的医院更是人满为患。每张金属病床上都躺了病人，五张床挤在一个小房间，还有更多人坐在木头长椅上或在昏暗的走廊就地躺下，等著轮到自己。白天院内几乎很少开灯，因为电力不分昼夜全被用来维持金日成铜像的照明。由于伤寒疫情爆发，这个夏天本来就忙碌异常，而“伟大领袖”的死又带来更多的心脏病发作与中风患者。在小儿科，父母带着瘫软无力的孩子前来，这些孩子都是在高温下啼哭而严重脱水，有些人甚至出现痉挛现象。金医师的工作时间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八点，不过最近这些日子她几乎整天都待在医院，只有为了到金日成铜像前表达哀悼时，她才敢离开工作岗位。尽管如此，她从未抱怨工时过长。金医师相当严肃地看待自己行医的誓约。何况辛苦工作能让她暂时忘却人生即将崩解的警兆。
二十八岁的金医师是这家医院最年轻的医师，肯定也是个子最小的。她穿上高跟鞋不过四呎十一吋（一百五十公分），只比她的青少年病患高一点，体重也不到一百磅（四十五公斤）。金医师有着微弓略噘的红唇和心形脸蛋，给人纤细柔脆弱的错觉。或许是为了弥补这点，她总是摆出严肃的态度。而她的同事，尤其是男性同事，很快就明白不能小看她。他们虽然认为金医师很难相处，但都同意她是个好医师。她总是比其他医师更愿意承担不支薪的额外排班。下班后，金医师还要到劳动党祕书处工作。就跟北韩其他机构一样，医院也设有党委书记。党委书记的工作是确保工作场所的意识形态健康，与挑选适当的工作同仁入党。虽然医院里每四名医师只有一名能获准入党，金医师却确信自己绝对会被选中。其中一个理由是女性比较容易获准入党，因为女性绝大多数不喝酒，而且一般来说比较守规矩。其次是金医师充满纪律与不苟言笑的性格，未来也会是个尽心尽力的党员。她对北韩政府的奉献与热爱无疑是真诚的，因为她自小就受到父亲的薰陶。
北韩医师被期望无私地为人民服务。由于缺乏X光机，他们通常只能使用简陋的X光透视机，让病人曝露于高度辐射下；也因此使得不少老一辈的医师后来都得了白内障。医师不仅要捐血，还要捐出小面积的皮肤移植给烧伤病患。金医师因为身高体重远低于平均值，得以免除最后一项义务，但她仍然要到山上采集药草。
亲自调制药品也是北韩医师的要务，住在温暖气候地区的医师还会种棉花来纺制绷带。医师全都得外出采集药草。金医师的工作单位尽可能在春秋两季各腾出一个月的时间让医师去采集药草。这段期间，他们睡在荒郊野外，几天才洗一次澡。每人都得采集到规定的数量，然后将采到的药草运回医院的药剂室，接受秤重。如果重量不足，还得继续去采。他们通常要深入山区渺无人迹之处，因为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早已被想卖药草或留作自用的民众给采光了。其中最抢手的是芍药根，能用来放松肌肉，治疗神经疾病。野山药可调节女性月经周期，蒲公英有助消化，姜可以防止恶心。苍术属植物也是一种颇受欢迎的中药，能增强免疫力，无法取得抗生素的时候就靠它了。
多年来，北韩医院一直采用草药疗法，辅以西药。医师不用止痛药，而用拔罐──一种让有吸力的小杯刺激人体特定部位血液循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也是援用自中医，也就是用艾草针灸患部。由于缺乏麻醉药，对付简单的手术如切除阑尾，医生就用针灸代替。
有效的时候很有效”，多年后，金医师这么跟我说。没效的时候呢？病人会被绑在手术台上，以免他们乱动。多数时候，北韩人在接受医疗时都很能忍痛。“他们才不像韩国人，稍微有点小病就喊得震天价响”，金医师说。
尽管有这么多缺点，北韩的公共卫生体系还是给予民众远优于前共党时期的照顾。这种享受“全面性的免费医疗服务……改善劳动人民健康”的权利，实际上明文规定在北韩宪法上。金医师自豪于自己身为这个医疗体系的一员，也对自己能提供病人医疗服务感到高兴。但到了一九九○年代初期，北韩医疗体系的缺陷日益明显。许多医疗设备不是过时就是不堪使用，想换零件也没办法，因为原本制造这些机器的共产集团国家的工厂都已私营化了。清津的药厂因为缺乏原料与电力而减产。北韩几乎没有资金从国外进口药品。金医师巡回看诊时提的袋子越来越轻，最后里面除了听诊器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帮病人开处方单，希望他们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或日本，或是用私藏的钱从黑市取得药品。
一九九三年，金医师首次与医院管理单位发生严重冲突，令她极为灰心。当时她负责诊疗一名二十七岁的男子。这名男子犯了经济罪，也就是说他曾经从事私人买卖，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满三年后，从监狱转到了医院。这人被打的全身是伤而且严重营养不良，瘦得连肋骨都清晰可见。他还患有急性支气管炎。金医师想给他抗生素，却遭到长官驳回。
“他是罪犯，我们应该把抗生素留给其他人”，上级对金医师说。
金医师感到愤怒。“他已经被送到医院来了，病人就是病人，我们可以救他。他没有抗生素的话，可能连命都保不住”，她严正地反驳。
她偏执的一面在这件事上表露无遗。金医师不善罢干休，她一连争论了数日。垂死的年轻人没有治疗就出院了。金医师每两天到他家一次，但这名病人的病情却日益严重，意志也越来越消沉。他嚷着：“我不应该继续活下去。”不久就自杀了。金医师深信自己和医院要为他的死负责。她和上级之间的紧绷关系持续著，于是她主动申调到儿科，她认为那里的情况不会这么政治化。
与大多数北韩民众一样，金医师是从中午的特别广播得知金日成的死讯。当时她护送一名伤寒病人到一间特殊诊所，才刚回到医院。进到医院大厅，就看到医师、职员与病人全在全院唯一一台电视机前面哭泣。
金医师走了四十分钟回到位于市立体育场后面的自宅，她的眼睛噙满泪水，几乎看不清走在人行道上的双足。父亲在家睡觉。听到她的脚步声，于是坐直了身子。
“怎么了？妳的病人过世了吗？”他惊慌地问。他知道自己的女儿对病人投入的感情有多深厚。
金医师倒在父亲怀里。她从来没有哭得这么伤心过，无论是男朋友抛弃了她，婚姻破裂与孩子被带走，还是她的父亲中风。这些全是人生可预期的挫折。即使金医师是一名医师，受过教育，了解人体的脆弱，也深知人不免一死，但她从来没想过这样的事会发生在金日成身上。
她同事的感受也差不多。当他们在医院昏暗的走廊上漏夜工作时，会交换阴谋论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金日成是被美国的军火贩子暗杀的，因为他们想破坏即将来临两韩高峰会，届时金日成会跟韩国总统金泳三会面──北韩宣传政策中反复出现的一点就是美国蓄意让韩国半岛分裂。
金日成刚去世的那几天，金医师过著浑浑噩噩的日子。由于处于震惊与睡眠不足之下，她隔了好一阵子才发现，家里的危机已节节升高。她的父亲自从因病退休之后就陷入忧郁，“伟大领袖”的死对他更是个打击。他躺在床上，拒绝进食。
“如果像金日成这么伟大的人都会死，那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人又何必活着浪费粮食？”他叫着。
金医师试着跟她的父亲讲道理。先是好言相劝，然后提高音量，最后连威胁也用上了。
“如果你不吃，我也不吃。我们一起死好了。”她这么说。她的母亲也威胁要绝食。金医师还把医院的党委书记找来一起劝他。她也试着用静脉注射的方式让父亲维持体力。
金医师的父亲开始呓语。他先是赞美金日成，然后又辱骂他。一天他说自己是如此敬爱大元帅，没有大元帅他活不下去，另一天他又低声说金日成的死证明北韩的体制完全失败。他要女儿从医院带纸回来，勉强撑起身子，潦草地写了张便条：身为劳动党党员，我最后的任务就是让我的长女继续我的工作。请指导她，让她成为优秀而忠诚的党员。
他把信交给金医师，要她转交给医院的党委书记。然后他又拿了一张纸，在上面胡乱画了一个看似相当复杂的金字塔，每个塔阶标示着姓名与数字，那个图怎么看都像是疯子的涂鸦。金医生以为父亲神智不清了。
他示意金医师坐到他的身旁。他身体已经虚弱得只能轻声说话：“这是我们家在中国的亲戚。他们会帮妳。”
那是一张族谱。金医师感到震惊。难不成父亲是在暗示她离开祖国，到中国去？这是逃离中国然后出于对金日成的敬爱而亲自教导她读书的父亲会说的话吗？他会是叛徒吗？金医师第一个反应是撕碎它，但她无法毁掉父亲的遗言。于是她拿出一个收藏纪念品的小铁盒，上面有锁与钥匙，这是她少女时期留下来的东西。
她把父亲的草图折好，锁进箱子里。
金日成安厝于一处地下陵寝，他的遗体在做过防腐处理后公开陈列，这是一九二四年列宁死后所建立的共产党传统。北韩政府举办了为期两天（七月十九日与二十日）的隆重葬礼。平壤广播电台报导有两百万人参加了这场仪式，金日成的灵柩放在凯迪拉克车顶上巡回整座城市，后头跟着踢正步的士兵、军乐队、以及架有领袖肖像与花叶装饰的加长型礼车车队。百辆车队行列从金日成广场出发，行经金日成大学与市中心一百英呎（二十九．四公尺）高的金日成铜像（这是北韩最大的金日成铜像），最后停在革命门前，这是巴黎凯旋门的仿制品，只是更为巨大。次日有一场纪念仪式。正午十二时，全国各地警报声响起，车辆与船只鸣按喇叭，每个人立正默哀三分钟。国丧期间终于结束。该是国家返回正轨的时候了。
金医师有许多机会借由工作来忘记悲伤。她的父亲在金日成葬礼后的一个星期去世，所以她晚上也不想回家，宁可更长时间地工作。热浪尚未结束，始于夏天的伤寒现在成了席卷各地的重大疫情。因为排水系统不佳，清津市很容易爆发疫情。排水系统是在韩战后仓促重建而成，未处理过的粪便被冲入妇女用以洗衣的河川。随着电力断断续续，自来水也不太稳定。通常早上与下午会有一小时的水电。民众在家里用大桶子储水（几乎没有人有浴缸），而这些水桶就成了细菌温床。没有人有肥皂。伤寒可以用抗生素轻易地加以治愈，但到了一九九四年，北韩几乎无法取得这种药品。
一九九四年的炎夏之后，迎来了罕见的寒冬，山区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五度（相当于摄氏负三十七度）。隔年夏天出现暴雨，洪水淹没了农田。这让北韩政府有了不失面子的借口，首次愿意公开承认国内出现粮食短缺。一九九五年夏天，联合国赈灾小组获准进入北韩，他们得知水灾所造成的损失已达一百五十亿美元，五百二十万灾民后受害；九万六千三百四十八栋民宅被毁，五十万人无家可归；一百九十万吨的农作物损失。
在小儿科病房，金医师则注意到她的病人出现奇怪的症状。在她治疗的孩子当中，凡是一九八○年代晚期到一九九○代早期出生的，体格都小的惊人，甚至比金医师自己读小学时的个子还小，她当时是班上最矮小的学生。这些孩子的上臂瘦到金医师只需要用自己的食指与大姆指就能轻易圈住。他们的肌肉软弱无力。这是肌肉耗损的症状，也就是身体在饥饿状态下会吃掉自身的肌肉组织。这些孩子因便祕而来看诊时，症状剧烈得让他们痛得弯身大叫。
问题出在食物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主妇开始采集杂草与野草加到汤里面，塑造出一种蔬菜的假象。玉米逐渐取稻米成为主食，但人们不仅吃玉米，还吃玉米叶、玉米壳、玉米茎与玉米轴来充饥。大人还撑得住，孩子稚嫩的胃可受不了。在医院里，医师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给这些母亲一个烹饪上的建议。“如果妳们要煮野草或树皮，就必须把这些东西磨得很细，然后煮久煮软一点，这样比较容易吃”，金医师告诉她们。
年纪比较大的孩子与成人则是出现另一种奇怪的新症状。病人的双手长出发亮的疹子，这些疹子要是长在锁骨附近，感觉就像戴了项链，要是长在眼睛周围，看起来如同戴了眼镜。这种症状有时被称为“眼镜病”。事实上这是糙皮症，主要是饮食中缺乏菸碱酸所引起，通常发生在只吃玉米的人身上。
因为小感冒、咳嗽或腹泻而来看诊的孩子经常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贫乏的饮食降低了他们的抵抗力。就算医院有抗生素，他们的身体也虚弱得没办法服用。婴儿骨瘦如柴，他们的母亲自己也营养不良，无法分泌足够的乳汁。在这里，婴儿的配方奶根本不存在，连牛奶也很罕见。过去，奶水不够的母亲会用稀释的粥来喂孩子，现在她们连米也买不起。
另外还有一些孩子完全没有可诊断的症状，只显得有些抑郁。他们看起来脸色苍白或者有点发青，皮肤粗糙缺乏弹性。有时候肚子会鼓胀，但有时候又没有。
“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得了什么病，我就是无法让他停止哭闹”，母亲们这么对金医师说。
她同情地点点头。她了解这个状况，却无法把话说出口。在没有粮食的状况下，你要如何告诉一名母亲，她的孩子需要的只是多吃一点？
金医师会写下便笺，让这些孩子住院，虽然明知自己根本无法治疗他们。医院也没有食物。当她巡房时，经过小儿科病房，孩子们的目光跟着她的身影。即使当她转身时，她也能感觉到孩子们的眼睛盯着她的白袍，想着她是否能解除他们的痛苦，然而很快就明白她无能为力。
“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指责。即使是四岁的孩子也知道自己快死了，而我一点忙也帮不上”，多年后，金医师这么对我说。“我能做的只是事后跟着母亲们对着他们的尸体痛哭。”
金医师成为一名医师的时间还不算长，她还没有在自己与病人之间筑起一道保护墙。孩子的痛苦就是她的痛苦。几年后，当我问她还记不记得那些在她照护期间死亡的孩子时，她斩钉截铁地回答：“每个孩子我都记得。”
几年过去了，医院能提供的治疗越来越少。地下室的火炉将煤炭烧尽之后，步入熄灭的命运，于是医院的暖气停了。一旦自来水停止供应，也无法适当地拖地。即使在白天，院内也是一片阴暗，医师只能站在窗边写报告。病人必须自备食物与毛毯。由于绷带稀少，病人会剪下被单权充绷带。虽然医院仍然有能力制造静脉输液，但他们没有瓶子来装这些输液。病人必须自己带瓶子来，通常是使用清津最受欢迎的啤酒“乐园”的空瓶。
“如果他们带一个空瓶，就可以吊一瓶点滴。带两个空瓶，就可以吊两瓶点滴”，金医师说。“这种事很难堪，令人难以启齿，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最后，医院人去楼空。民众不再带亲人去看病。何必这么麻烦呢？
金日成的死实际上并未对北韩造成多大改变。金正日在他父亲去世前十年已逐渐掌握权力。经济不可避免的崩坏是经年累月的结果，其病根始于北韩经济的缺乏效率。但北韩的伟大领袖挑了一个好时辰离开人世，往后数年的灾难因此不至于使他毕生的事蹟蒙尘。要是金日成多活几年，今日北韩人将不会以怀旧的心情回顾在他统治期间曾拥有过的相对富足的生活。他去世之际，刚好就是他的共产主义美梦咽气之时。
到了一九九五年，北韩的经济就跟它的伟大领导人的尸体一样静止如石。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直线下降，从一九九一年的两千四百六十美元，陡降到一九九五年的七百一十九美元。北韩的商品出口从二十亿美元掉到八亿美元。经济的崩溃具有一种有机性，仿佛一个生命体正缓慢丧失功能，走向死亡。
在清津，沿海矗立的庞大工厂像一道生锈的墙，烟囱整齐得像是监狱的铁杆。烟囱是最可靠的指标。多数时候，工厂暖炉只会喷出几阵烟，你可以清楚数出喷烟次数──一次，两次，顶多三次──然后看着这城市的心跳慢慢消失。工厂大门紧闭，上头缠绕着链条和扣锁──当然了，如果早已把机械拆散、运走的小偷还没把锁也偷走的话。
工业区北边，海浪轻拍著空荡荡的港口码头。以往固定来载运钢板的日本和苏联货船都不见了，现在只剩下北韩的多艘生锈渔船。宣告著二十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的几个大字高耸在港口上方的峭壁上，但连这几个字好像也跟周围的景观同朽了。沿路宣传告示上的红色字迹已多年未重新上漆，褪成了黯淡的粉红色。
清津曾是北韩污染最严重的城市，现在有了一种崭新的美，荒凉又寂静。在秋冬这两个东北亚的干燥时节，这里的天空清新而湛蓝。来自钢铁厂刺鼻硫黄味已经消失，人们再次嗅到海水的气味。夏天，蜀葵悄悄从侧方爬上了水泥墙。连垃圾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北韩以前有很多垃圾──东西都不够了，哪来的垃圾呢──但既然经济活动全然停止，文明生活的沉积物自然也随之消失。没有塑胶袋或糖果包装纸随风飘荡，港湾里也没有漂浮着的汽水罐。如果有人在人行道上踩熄一根菸，就会有另一个人去捡，把香菸拨开，抽出里面仅余的几根菸丝，用报纸再次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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