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16, 2013

贴身内侍眼中的“蒋介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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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这一生,我服侍蒋介石父子三十余年,即使今天的政治环境已经大变,对老先生,我却有一份难以名状的敬畏之情。


尽管老先生只受过私塾的教育,后来到士官学校留学,外表上感觉起来他不像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可是他的汉学造诣很扎实,从我第一天踏入“总统府”,到他的身边供职,我就觉得老先生是位感情细腻的人。


只要有什么大的庆典,需要有一篇什么训词的文稿,要以他的名义或者声音发布时,这就是他最重视的时刻,修改文稿一句一字从不马虎,斟酌得特别留神,甚至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通常,比较重要的文告稿子,是由他本人当面口述大意,秘书秦孝仪则在一旁笔记下来,然后连夜赶好草稿,先给秘书长张群看过以后,马上就送到老先生面前,再给他过目。


蒋介石像是中学老师似的,一篇文稿在他手中总要看上几天,经常一有空就会拿起他手边的红蓝铅笔,把秘书秦孝仪起草、秘书长张群核定的文告稿子,左涂右抹、上圈下勾,折腾个老半天,字句斟酌,反复思索。有时秦秘书会笔直地站在一边,等待老先生最后文章 的定稿。秦孝仪为了一篇文告,经常必须连夜加班,只要老先生要发表的文告他本人没有看完,秦孝仪就不敢离开秘书室半步。


有时候,老先生临时想到文告里边有个字,似乎用得不太妥,他常常会叫秦孝仪再把原稿拿回修改或从印刷厂内抽回来,等他认为改得差不多了,最后核定无误才交代拿去印刷装册,秦孝仪就匆匆拿着最后的定稿,交当局的印制厂,告诉那边的负责人说,你们印吧,明天一大早要用的,然后才敢开动机器印刷文告或读训。


处理公文信牍或是看书圈点眉批,他都从来不用圆珠笔,写日记也是如此,不是用毛笔就是用红蓝铅笔。


蒋介石开会要戴两副眼镜


当官的人都喜爱开会,因为可以一显官威;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究竟爱不爱开会,可是,至少我调到“总统府”做内勤勤务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由他亲自主持的会。


50年代到60年代,是老先生精神正好的阶段,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可以说无日无会,星期一是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的预备会议,星期三是中常会正式会议,而星期二、四、五分别有宣传会议、财经会议、军事会议等,都由他亲自主持。


蒋介石开会时,最重视的是干部有没有专心听训。所谓听训,就是听“总统”的训词,也就是老先生自己的训词笔记。只要开会读训时,有人胆敢打瞌睡,被他亲眼看到,那一定少不了有一顿胡子好刮。每次开会,他总是不忘记带两副眼镜,一副是老花镜,另外一副是看远的眼镜。干部读训时,他常常是一边看训词,一边用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对着台下众将官的脸庞搜寻,看看究竟有没有人趁着读训时,偷懒睡觉,假使有人打瞌睡,他是绝对不会宽纵的,一定在会议做结论时,当众批评这个人,所以日子久了,再也没人敢打瞌睡。


愈是重大庆典,老先生愈是重视。重视宦途、爱惜羽毛的,岂敢再去梦周公?


大多数人都以为老先生开会,必然都是谈一些国家大事,其实有时未必尽然。


我记得是老先生的幺孙子孝勇,升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老先生见到孝勇怎么会剃个大光头,就问孝勇:“这是怎么回事?”孝勇十分吃惊地说:“阿爷,你不知道啊,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要理‘中正头’,就是要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中学生都是理这种头!”据说,老先生听了之后,有些不高兴。他不高兴的原因,除了心痛孙子理光头之外,他也对外人对他的“光头”的误解感到不悦。


我们因为跟随他时间久了,知道他既不是光头,也不是秃头,而是因为他的头发非常细,只要长得长一点,他就会叫专属理发师为他修剪,一般人远看根本看不出他头顶还有“一层”细发。当然,教育界人士大概是要讨好巴结上面的人,故意创出一个什么“中正头”的名词,结果倒霉的却是一般无辜的莘莘学子,既不雅观,又对头部保护不利。


不久,蒋介石就在一次会议场合,相当直率地讲出他反对中学生剃光头的看法,他说:“你们很多人误会我是一个秃头或是理的光头,其实我是有头发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罢了。我认为办教育的,要中学生理光头是不对的&help;&help;”本来主张让学生剃光头,显示教育部官员,这下子马屁拍到马腿上,真是好不尴尬。


蒋介石的用人哲学:察言观色


文告上的字斟句酌,让人直觉蒋介石是一位十分守旧的人;而他在接见文武官员时,更有一套他自己立下的成规。


大部分蒋介石要召见的人,多是最近要调动职务的高级文武官员。召见前几天,“总统府三局”的主管人员,早就把公文准备妥当。比如说,某单位要晋升一位首长,但有好几位适当人选,通常有关单位会在众多人选中,选出二至三个,呈报“总统府”,然后,由“总统府三局”安排“总统”接见这两三位候选人员的时间。在召见当天,三局交际科人员就用毛笔写好一张大签呈给“总统”。在“总统”上班前,一大早就交由我把这份公文摆在“总统”的大办公桌上,在“总统”抵达办公室之前,预备接见的人员,早已经由交际科人员带领到“总统府”会客室等候。


一等蒋介石来上班,并且在办公室坐定,打开有关的人事档案签呈(上面记载了今天要召见官员的相关资料)。这时,“总统府”武官知道,“总统”已经把被召见人的相关资料过目一遍,知道“总统”想要召见今天约定的人员了,就放开嗓门唱名,将在会客室等候的待召见人员一一领进办公室。这时,蒋先生通常是神闲气定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方,静待被召见人员进办公室,一旁的秘书秦孝仪、侍卫长二人也站在一边陪见。


尽管蒋介石接见这些文武官员时,总是脸色严肃、表情慎重,但是什么贵庚、宝眷、看什么书的问题 ,几乎是任何人都会被问到的问题,至于一些别的问题,当然会小有差异,所以,当前面被召见人员先出来时,后面在等候的被召见人员就会很紧张地上前打听,究竟总统适才都问了哪些事情啊?


因为,老先生召见人,通常不过是三五分钟的时间,他喜欢从一个人的长相、气度、神态和答话内容上,去决定一个人能不能赋予重任。


所谓察言观色,老先生对这套传统 的用人哲学,似乎特别重视。


蒋介石以客为尊


1960年 6月18日,总统艾森豪威尔来访。艾氏来台前的一两个星期,国民党上下无不慎重其事,希望把接待工作做到尽善尽美。因为,老先生希望和美持更紧密的关系,只有这样才可以实现他“反攻大陆 ”的梦想。他非常清楚,以“国民政府”本身的力量,想要独力反攻,实际上存在着太多的阻力和困难,除非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政府支持他的“反攻大陆”计划,否则,他心中的梦想将永远仅是空中楼阁。在另一方面,老先生也有意借着艾氏的访问台湾,给北京的看看,让中共清楚,不要再兴起攻台的任何念头,否则,背后的美国人是不会坐视不管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对艾氏的访台,已经把它列为那两三年里,顶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很清楚艾氏来访的意义,所以,在做一些准备工作时,当然格外用心。


在“总统府”装设空调,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平日,蒋先生是从不用空调的,以他向来俭省的性格,他没事的话亦绝对不会主动要装空调。不用空调,他也不习惯吹电扇,连他的办公室原本有的吊扇,也不常使用,即使大热天也只开靠大门口的吊扇祛暑,他喜欢电扇从侧面吹。


可是,现在美国的总统要来。所以,在艾森豪威尔来访的6月天,也只有在“总统府”的会客室和办公室加班加点装设空调冷气了。


50年代,台湾的公家单位只有“空军总部情报署”这些和外国人经常接触的单位,少数几个办公地点有空调设备。


为此,“总统府”特地向“空军总部”先“借”了两台美制约克牌空调,十万火急地派了技工,加上我们这些临时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夜以继日,才在艾氏来台之前,顺利完工。


还有一次是伊朗国王巴列维访台,蒋介石对于接待工作的亲自参与 ,更使我感动万分。


那是1958年 的5月14日,在巴氏到台湾的前几天,老先生夫妇有天晚上近10点钟光景,突然驾临“总统府”,侍卫人员找我打开办公室及会客室的门,让他看看室内布置情形,可见他的重视。我那时还是个单身汉,所以整个时间都待在府内,特别是有重要勤务,我是更不放心太早离开岗位。


而我见到蒋介石及夫人,只为了亲自视察会场布置工作,还特地在夜里轻车简从跑这一趟,更使我对他们的精神折服。我还记得,那一回,夫人宋美龄还把她的国画画作,选了好多幅送到“总统府”会客室及“总统办公室”布置,使空间显得不那么单调。


老先生那次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显得十分满意,一面看一面点头称许。后来,“总统府”三局局长刘牧群曾亲口夸赞过我:“只要有翁元在,总统办公室一年365天都不用去看。”


发红包用蒋介石自己的钱


蒋介石对待我们,始终像是长辈待晚辈那样的亲切,我们犯错就当面指点,从来没见过他发什么脾气。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他有一年,亲自拿红包犒赏我的时候,真是让我感动得眼泪都差点夺眶而出。


那次,我在“总统府”老先生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待命,忽然听见侍卫官叫我,说“总统”叫我进去。起先我是一愣,以为有什么事情,我毫不迟疑走进办公室,一眼看见他正打开自己的皮包,数着一叠崭新的10元新钞,那是当时面额最大的钞票,他轻轻叫了我一声,我走到距他的办公桌前方数步远的地方,笔直站在他那儿,老先生以一种很慈祥的口气开口了:“翁元!这是我给你的奖赏,你要好好地用,不要浪费!”他小心翼翼地把那沓鲜红的10元纸钞,递到我的手上。我赶紧用双手接过来。


那时,我真是感动莫名,只一个劲地说:“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我自己很清楚,在当时台湾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在五六十年代,100元对一个普通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那时,其他的侍卫人员都是“总统”按造册发给的,但我是“总统”办公室内勤人员,是“总统府”第三局的公务员,尚未编列“总统”侍卫人员名册之中,只是所服任务与侍卫相关,所以,必须动用他自己的钱来发给我,尽管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老先生每次都记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遗忘。


照他的惯例,侍卫官每年三节犒赏是给300元台币,侍卫每人给150元,我是内勤人员,因工作性质不同,每逢年节日当面犒赏100元奖励,真是一种殊荣。


记得有一次,他正在数钞票,数着数着,怎么多了一张?他又从那叠原本要给我的新钞中,抽回了一张,刚好是10张10元纸钞。由此可见,老先生对于用钱是那样的谨慎,这和他节俭的个性 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些小地方看得出,老先生在许多方面,还是保有中国 传统的那种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美德。


“八二三炮战”蒋介石逃过一劫


1958年8月24日,那天恰巧是星期天。一大早,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又和往常一样,在“总统办公室”把惯常的公务做完,然后就到隔邻的“参谋总长办公室”,找王叔铭“总长”的幕僚翁显梁中校聊天。聊天正聊到兴头上,忽然,翁中校接到一封特急电,上面赫然写着金门爆发了大规模的炮战,金门在前一晚上竟然被解放军轰击了几十万发炮弹,翁显梁马上打电话向“总长”王叔铭报告,然后再由王“总长”向“总统”报告。


我们乍听之下,真是紧张万分,海峡两岸当时固然零星战火频仍,可是,像这样一个晚上就打过来几十万发炮弹的情况,不但金门从来未有,就是整个国共战史,甚至整个世界战史,都是闻所未闻的。


当时,我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怎么会那么巧,前几天,老先生才刚去视察过金门,23日当天,“”俞大维刚去金门视察防务,不知是不是中共方面误把俞大维去金门的情报当作是老先生去金门?还是纯属巧合?总之,老先生这一次算是化险为夷,逃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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