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清代起，特别是清末的政权腐败，国家贫弱，外强入欺凌，中国人为寻求民族复兴之道，积极向西方工业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一些疑古思想、不分优劣地批判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思潮也就出现。“中国文化西来说”就是以为中国历来就落后，西方历来就进步，再加上古人类学研究只发现并宣传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南猿阿法种头骨，便认定中国的历史从人种到文化，都是从西方经由中亚东进，传播到了中国。特别是人们搞不清为什么中国的开国文明始祖战蚩尤于“涿鹿之野”，战炎帝于“阪泉之野”建都于涿鹿，其陵墓为什么会在陕北这个奇怪的问题。于是，在中国史学界就流行了黄帝是西夷，少昊为东夷，黄帝、炎帝都是从中国西北一路迁徙进入中国而建基立业的。这也就成了“中国文化西来”之说的一个“实证”！
其实，黄帝从西方进入中国，或者从陕西东进到达涿鹿之说，根本就违背历史事实，违背了大量历史记载，更是与黄色人种起源于张家口地区二百多万年以前泥河湾的古猿类这一考古事实相违背的。
黄帝出生图
关于轩辕黄帝的出生地，古籍一致记载他出生于有熊国之都青丘，青丘，后来亦记之为“轩辕之丘”，它与黄帝镇压其臣蚩尤的叛乱、杀死蚩尤是同一个地方：
《河图稽命征》曰：“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耀郊野，感而生黄帝于青丘。”
《归藏》载：“蚩尤出自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邱。”
丘、邱为一个字，无别。此两书所说之“青丘”，即《山海经》所载之“青丘”。其《海外东经》言：“朝阳之谷……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山海经》之文曰：“青丘国，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其狐九尾。”今本《山海经》中“其人食五谷，衣丝帛”变成了郭璞的注释。袁珂以为此“确是正文而误作注者”是正确的。《山海经·大荒东经》记：“大荒中……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
青丘国，即以青丘为都的古国别称，实即“有熊国”；其国之人“食五谷”、“黍食”，是指其国以农耕经济生产为主。此中之“黍”与《楚辞·天问》中的“秬”是同一类北方耐旱农作物。“衣丝帛”者，是记其养蚕业发达，衣服很好，这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为一史事的不同角度之述。“白民”，史书也记作“白氐”、白狄，古居山西、河北北部，到了战国之际，白狄中的一支曾在河北北部建立过中山国。也有史籍载其曰“鲜虞”。“使四鸟”中之“鸟”字非指鸟，而实指以兽名为族称的族群，即“虎、豹、熊、罴”四族。如《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就与此同义，是指族称而非指兽类。
《山海经·南山经》云：“青丘之山，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东海。”
箕尾之山指燕山，“东海”非指今之东海，而实指燕山之东的渤海。此中所谓“其尾踆于东海”者，言斯山以西为头，以东为尾，尾如脚而踩着“东海”。箕尾之山非以实际名称而记，而是以星土分野而作指称。《周礼·春官·保章氏》言：“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史记·天官书》：“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箕、尾，幽州。”《春秋元命苞》：“箕星散为幽州，分为燕国。”《淮南子·天文训》：“尾箕，燕。”
星土分野，是以四象二十八宿之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与地上的地理位置相对应，用星名代指地理区域，以解决传承史事，经漫长历史时空，保证所述地理位置不误的一项措施。到了后世特别是汉代，这种以天文学研究成果标注地望的科学方法，就被方士们用以作天命吉凶之说的迷信活动服务了。箕、尾，指东方苍龙七宿中角、亢、氐、房、心、尾、箕的尾箕两宿。其中尾宿有星九颗，即天蝎座九星，古以天蝎座λ星为距星；箕宿有星四颗，即人马座四星，古以人马座γ为距星。
《山海经》关于青丘有九尾狐之特产，也是真实的历史记载。《竹书纪年》记：“（成王）七年，周公复政于王……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周书·王会解》载“成周之会”时，诸侯来朝，外台西面正北方所陈列的贡物中，有“青丘狐九尾”。因此，晋代的郭璞有《九尾狐赞》，曰：“青丘奇兽，九尾之狐。有道祥见，出则衔书。作瑞于周，以摽灵符。”
青丘之地，古代除了产九尾之狐外，还有飞狐、白狐。青丘之西的飞狐口就因地产飞狐而得名，是古太行八陉之一，汉代前后的著名雄关。飞狐口之北就是古之代国。春秋之际，齐桓公欲取代地，管仲献计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贵买之。狐白应阴阳之变，六月而一见。公贵买之，代人记忘其难得，喜其贵卖……代民必去其本（耕种）而居山林（狩猎）之中。离枝闻之，必侵其北，代必归之于齐。”于是齐桓公使人载金钱赴代谷之上，重金求购白狐皮。代王闻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于离枝者，以无金钱也。今齐乃以金钱求白狐之皮，是代之福也。子即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齐之币……”结果，民不耕种而国失其本，离枝乘机入侵，代王不得已只好降齐（《管子·轻重》）。
为了说明轩辕黄帝根本不是从西方迁入中国，不是从陕西迁徙到时河北省的涿鹿，我们以黄帝出生地的历史记载为指标，在此以《归藏》、《山海经》、《周礼》、《竹书纪年》、《史记》、《淮南子》、《春秋元命苞》、《河图稽命征》、《太平御览》等古籍之载互证，证明黄帝的出生地同杀蚩尤的地点在一处，即古籍所记之青丘，青丘在幽州而非雍州，是涿鹿而非陕北。《中华三祖堂》关于黄帝、炎帝都是从陕西东迁到涿鹿之说，是毫无历史根据的错误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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