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December 8, 2013

曼德拉——穿越世纪的巨人(图)

2013年12月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世界各地哀悼

2013年12月5日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世界各地哀悼(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人物,他的生与死牵动世界上如此众多人的关注;他的人格和功绩受到如此高度的赞誉;从贩夫走卒到达官政要,从明星名流到各类宗教领袖,在他面前都由衷地表示出敬仰。这是一位真正属于人类的人物,一个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穿越了世纪的伟人。


二十世纪的曼德拉


如果说,用一个术语来概括二十世纪的话,“极权主义” (Totalitarianism)在相当大程度上涵盖人类这个世纪的主要经历。两场热战,一场冷战,笼罩整个世纪的历史。从左到右的各色极权主义,以及其各类大小不同的专制变种,以各种政治、文化、宗教和种族的名义,将人的尊严和权利践踏到极致。


是在这遍布人道灾难的世纪中,在各类严酷的冰冷的统治机器的压迫下,崛起了一种行动者,他们高举起人的权利的旗帜,以全然不同以往的抗争方式,进行了卓绝的抗争,见证和扩展了人类的良知和道义力量,赢得了诸多的胜利与光荣。


曼德拉,就是这个抗拒专制,争取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历史巨流中抵抗者们伟大的旗手和代表。他的和平理念,坚毅果敢的品格,为人的尊严和自由献身的牺牲精神,早已在他的生前便已进入历史,成为有关他个人以及人类为自由和尊严而奋斗的历程的重要部分。


他参与结束的不仅是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以他的方式直接参与了人类在二十世纪末冲破各种专制墙垒、获取自由的斗争。他在那极其狭仄的囚室吟咏的诗歌,将不断被人传咏;那有关他的种种充满传奇、人性的真实故事,只要人类存在一日,将会永久地被后代讲述,激励、滋润人们的心灵。


曼德拉的二十一世纪


如果说二十世纪是一个极权的世纪,那么走出二十世纪废墟的人类的使命就是要将二十一世纪建设成一个民主的世纪。就此来讲,曼德拉留给我们的启示就更加丰富和重要。所有人几乎都意识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变动时代,人们不仅要在各个国家内部学会彼此和平相待,世界范围内各个族群、人民、民族间更要学会和平相处,宽容和理解不再仅是一种精神素质,更是回答 “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法国社会学大师阿兰•图海纳几年前的一本著作的标题)这个攸关人类命运的问题的前提条件。


曼德拉提倡的宽容、和解是我们告别二十世纪的一个最好的姿态和方式,更是人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最佳的航标和途径。曼德拉是二十世纪的,但也因这些精神而属于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的和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做好他的学生。与二十世纪许多重要人物不同的是,他不会因为二十世纪的渐渐远去而被遗忘,在建设民主的世纪的历程里,他会时时被人们提起,给人们持久的启示和勇气。


当然,曼德拉的伟大还在于他既不流于乡愿也不流于幻想,他的坚守是与信念相连,他主张的宽容、和解也不是毫无原则的妥协;他知道,只有在真诚面对历史的基础上,在勇敢地面对真相的考验中,正义才会重建,道德才能新生,社会的真正和解才有可能。历史证明,那种掩饰真相的和解和妥协往往会为历史冲突埋下新的种子,也从来不会有助于一个民族精神的提升。


曼德拉是一个抗争者,一个通过抗争走向胜利 的掌权者。但我们见到的不是这种情况下惯见的一些骄狂和腐败者,他以他的谦逊和博大的胸怀感动了南非的白人,教育了南非的黑人;也因此教育和感动了世界上许多多多不同地区、不同宗教和不同肤色的人们。在政治责任和道义原则之间,他令人赞叹地找到平衡,忠实履行了自己的角色,给后来的政治家立下一个楷模。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自然与他的智慧有关,不过更在于他的真诚,对权欲的淡漠,对社会公益的献身。这是一个少见的政治大师,用人性之光照耀和贯穿其整个政治实践,改变现实,创造历史。

曼德拉、中国与世界


曼德拉逝世次日的12月6日下午,在巴黎,“和平与安全”峰会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开幕,非盟53个国家元首、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欧盟主席等齐聚爱丽榭宫,探讨非洲未来的“和平、安全和发展、全球生态的保护、非洲的民主和治理更新、法国、欧洲与非洲的合作 ”等重大课题。曼德拉的逝世给会议徒添了一种特殊的凝重和情感。曼德拉微笑的照片被投放在背景上;会场播放一段曼德拉的著名演讲,有人眼中含泪,全场起立默哀。奥朗德总统在致词中高度赞颂曼德拉为南非和人类的贡献,称“他赢得了所有抗争的胜利,加速了人类的历史进程”,号召“继承曼德拉的遗产,继续他的道路”。


如果我们审视非洲大陆,从最南到最北两端,两个国家最为重要——南非与埃及。这两个国家在这世纪之交分别进行的转型告诉我们:在这种历史的转型关键期,一个具有道义和胸怀、远见的领导人对转型的和平进展是多么宝贵。令人遗憾的是,曼德拉与穆尔西的差别,极大地改变了历史。一个避免了血雨腥风,将民族引向一个重建的历史进程;一个因其偏狭和固执错失机缘,将国家再陷动荡和前途不明。历史成就伟人、见证伟人;历史也因某些人物的缺失在付出代价的同时,将其淘汰。


而与南非远隔大洋的中国,一场巨大的历史转型的序幕正徐徐拉开。在所有面对历史和未来的挑战中,曼德拉的南非都必将成为人们的一个重要参照。他人性的光辉、对公共利益的尊重、不将党派和某族群的利益置于普遍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和国家利益之上,这些都将是映照所有中国朝野政治人物的一面绝好的镜子;他的政治智慧、对和平的坚持、在真相基础上提倡的和解和宽容,都将是中国人汲取精神资源和智慧的最重要来源之一;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人的尊严和权利,自由和民主,也终将是亿万中国人所要去共同实现的理想。


“有人活着,已经死去;有人死去,依然活着”。曼德拉的精神和理想不死!


(作者张伦,法国塞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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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公交车什么样?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到汉堡第一天下午,女房东主动伸出援助之手,开车带我找到了德新社(DPA)的办公地点,加上事先在地图上找到了乘坐公共汽车的路线,所以我心里感到还算踏实。


第二天早上不到7:30,我已准备就绪。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我有点奇怪这么早怎么就有人打电话过来。房东接完电话,说是警察打来的,因为她的车停错了地方。原来街边有一处被围起来的地方说是准备维修,可房东说三个星期也没见人来修,昨天便把车停到那里了。结果警察看到了,就按照车牌号登记的信息打电话来过问了。


我们立即出门,远远的看见警察过来,也没理他们,赶紧发动车一溜烟儿跑掉了。其实,如果警察真要追究,我们是怎么也跑不掉的。房东说如果这时有施工的卡车要停在这里,她将被罚款200马克(当时1马克约合4元人民币),是一笔不小的罚金。


没走多远,就到了我下车找公共汽车站的地方。我们在路口各奔东西。我要坐的是115路车。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没有专职的售票员。到德国之前就听说,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不大会说英语。我决定不找司机而是找身边的一个年青乘客帮忙。她看来是听明白了我的意思,拿着我的钱到司机那里去问。等了一会儿,她回来了,把钱还给了我,说是司机说我只坐三站地,不用买票了,如果我继续坐下去就要买票。尽管我向她又解释了一遍,但她似乎也不太明白司机的意思。说话之间,我那一站到了。


没想到第一天上班,竟然坐车不花钱,德国人很慷慨嘛。下午回来,我对房东说了之后,她也表示不可理解,并肯定地说:你是应该买票的。而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原因。


想一想,这也挺有趣。国内宣传公交模范时,往往有这样的故事:一个小学生上了车,没带钱,模范的售票员阿姨并没有因此将他赶下车,而是掏出自己的钱为孩子买了一张票。这个故事的中心意思大概是在讲劳模在讲人情的同时不能让国家受损失,刻画出一个高尚、完美的普通工人的形象。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后有什么感受,认为很感人?很理性?还是有些做作?我没跟人聊起这个话题,没有概念。


德国的地铁和公共汽车都没有售票员,乘客通常通过自动售票机买票或主动向公共汽车司机买票。上车无需向司机出示车票,但有专人抽样验票。在德国北部的港口城市汉堡,我曾在晚上11点坐地铁时遇到两位身着淡蓝色制服的检票员。他们大概认为我不会没票,并没有向我要车票看。所以,买了票保存好是很重要的。


在德国西部的工业城市埃森,我们坐城市列车时还碰到一位身着便衣的检票员。他胡子花白,穿着夹克衫和牛仔裤,背一个双肩背包,丝毫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明,用德语请大家出示票证。


如被查出没有买票或车票无效,将要受到多至65马克的罚款。被处罚的人可以当场交罚款,也可以留下驾驶执照等有效证件号码,然后在规定日期内补交罚款。估计大家已经知道了,很少有人愿意冒险不买票,因为这个险是个人无价的信誉。


德国的地铁、火车站、电车、巴士站几乎相连,环环相扣,乘客无需步行多远就可以转乘其它交通工具,而且地铁票与其它公交票可以通用。在这样的情形中,走几步路对久坐的人来说更像是一个稍息。


有的地铁车厢设有两圈弧型的“座位”,比普通座位高很多,有点儿像酒吧里的高脚椅,但坐垫部分却很小,几乎无法让人稳稳坐住。后来,我才发现这样的座位是专门为背双肩包的乘客准备的,背包可以暂时“坐”在那里,让主人的双肩稍事休息。


在德国,大家似乎都不让座。有一回,一位拄拐的年青女子上了车,靠着电车内的栏杆站着。有位男士起身让座,她很决然地摇了摇头,坚持那么站着。不过,德国的电车很少有坐满的时候,一方面是人少,另一方面是车次多、可选的公共交通工具也比较多,人员很容易分流。


德国的火车、地铁、电车、巴士的车门都可以由乘客手动开启,当然是在车停稳之后(关门则由司机控制)。有的车上是一柄把手,更多的是按钮。车停下来后,车内外的乘客可以扳动或摁一下按钮开门。在国内,这些都有司机或售票员掌握,我习惯了站在门前等候,刚到德国,有几次竟是等到别的乘客伸过手来把门打开,我才反应过来。


时间长了,我发现这也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设计:只要车还没有开动,只需在门外轻轻一按,你就能赶上这辆车。一次,我眼见一辆电车进站,快跑了几步,到跟前时,车门还是关上了。我试图按那个绿色的按钮,不知何故居然没有开,这时车上一位坐在门口的青年替我按了一下,让我上了车。还有一次,车门已关,一位妇女急急忙忙朝这边赶,又是车内的一位乘客先将车门按开,等待她上来。


柏林的电车里安装了电子屏幕,显示站名。对于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这太重要了。我只要记住自己应该在哪站下就不会坐过站。下车之前,可以按一下车厢扶栏上的按钮,司机就会到站停车。


不知道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候,街上跑的新公交车有没有这样一些的设计。


车上,很少听到谁大声说话。除了车行驶的声音,几乎没有声音。我们中一位曾在游历欧洲的同行说,在欧洲旅行,人们通常不在大巴士上吃东西,因为这类车多是密封的空调车,如果食品的味道和其它气味混合在一起就不那么令人愉悦了。


待久了,我发现德国人不大在车上吃东西,但一定会有人看书。在车站等候时,很少看到干等的人,往往就是握一本书静静的读,真是一道风景。而实际上,人家等车的时间比我们的短多了。


回国后,我立即决定买手袋一定要选至少能装下一本书的那种。


在德国,即便是文盲,只要能辨认字母的样子,就能单独出行。这与他们设计合理的自动售票机也不无关系。反倒是在上海,我想用自动售票机买张地铁票,却看不太明白中文的指示,又担心钱变成肉包子打狗,颇有点战战兢兢的意思。


有一次,我在汉堡一个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前买票,投进数枚硬币后,票没有出来,倒是有枚硬币被退了回来。我再试,仍然被拒,这才发现是这枚硬币边缘被磕伤,售票机不肯收。


正在我忙着从背包里翻钱夹的时候,旁边一位等着买票的德国男士主动递来一枚硬币,我接过来赶紧投进出,票终于出来了。如果拖延的时间过长,所有前面投的硬币都会被退回来。虽是小事一桩,但德国人的友好却让我颇感动了一番。


德国人口八千多万,汽车拥有率很高。用一位德国朋友的话讲就是,德国的车可以让全国人在前排就座。这也就是说,全国至少有四千万辆车。


德国的高速公路不限速,所以德国人很好开快车,即使在闹市区也不例外。在参观奥迪公司的时候,我曾经就这个话题与其负责人聊天。但是我是听说,德国的车速很快,所以德国车的玻璃是比较特殊的,坐在车里的人透过车窗往外看时,景物的移动不像实际的那么快,所以他们不致晕车。


我得到的答案是,不仅仅是玻璃的缘故,奥迪车的设计更精心,行驶起来更稳妥,所以乘客会感到更舒适。虽然他这么说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但德国人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的确无处不在。几位在德国工作的中国记者都说,德国产品的性能和以人为本的出发点,让你感到没有想到而没有的服务,只有想不到而设计好的服务在等着顾客来发现和使用。


奥迪车在中国是公务用车,这是大家都瞭解的。奥迪公司发现,中国的官员大都坐在后排,不是自己驾车。这一细小的发现体现在奥迪A6的设计上就是,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这款车比世界其它地方的同一款式长9厘米,以便让在后排的乘客感到更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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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锅品 冬天也能享瘦吃锅(图)


除痛风等饮食限制者之外,吃虾、蟹等带壳海鲜因要剥壳较费工,连带食用量也会减少。(洪素卿摄)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冬天一到,不少人都希望来一锅热腾腾的火锅。不过,像是麻辣锅、羊肉炉、姜母鸭等,一碗接着一碗,一不小心就会吃下超过千卡的热量,破坏减肥大计。但冬天减重,真的不能吃火锅吗?营养师表示,其实只要选对锅物,冬天吃锅一样能瘦,例如:选择柴鱼清汤底的海鲜锅,或是蔬菜汤底的瘦肉涮涮锅。


营养师︰可选柴鱼清汤底海鲜锅


营养师谢宜芳认为,减重者冬天想吃锅,不妨选择柴鱼高汤汤底的海鲜锅,主菜选择吃起来费工的螃蟹,毕竟螃蟹热量不高外,吃起来还很麻烦,吃得慢、自然吃不多,热量也不会超标,正是怕胖又爱吃锅者首选食材。


除了螃蟹之外,其他海鲜类食材像是鲜鱼片、曼波鱼片等,也是怕胖者可以选择的火锅食材。


此外,一般人总以为虾子胆固醇高、不敢吃,但是虾子的热量不高,只要不吃虾头,也很适合减重火锅入菜。


先烫一碗蔬菜再开始吃主食


营养师刘怡里指出,除了低脂高蛋白的海鲜类,像是鱼片、蛤蜊、章鱼等之外,如果真的很想吃肉,记得要选比较瘦的肉。例如:如果吃牛肉,建议选择菲力,因为菲力是牛肉中相对脂肪少的部分;也可以搭配蔬菜汤底、中药汤或是近年来流行的养生锅等,只要没有其他潜在疾病,这些汤底都很适合减重选择。


吃火锅也有技巧。刘怡里建议,一开始先烫一碗蔬菜,吃完蔬菜之后,开始吃主食,这时候吃法改成一口菜、一口肉,肉与菜轮流吃。但重点是,宁可把肉吃完了,也不要吃丸子、饺子类的加工品。


由于冬天也是心血管疾病好发季节,酱料选择除了避开高热量的沙茶酱外,不妨多加葱、蒜等辛香料,再搭配萝卜泥,可减少酱油等调味酱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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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的恶果将在未来五十年中显现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美国研究文革的学者认为,文革后遗征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道德上的破坏,在今后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


旅美学者宋永毅先生的“文化大革命与现代中国”的演讲会于10月24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学四条中心举行。他说,文革是毛泽东发起的所谓的革命,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严重的后果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


二战中德国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屠杀,但中国的文革却是一个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政治迫害。文革中被杀害的中国人的数字由于中国政府不愿去统计,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弄清楚。


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于文革结束后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才被迫进行了经济改革。而且这种改革也只是限于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改革目前仍然非常艰难。


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及五名助手通过对中国三千多的县志进行的统计和计算,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文革中死亡的人员,大多数是在军队、武装民兵、各级党政机关的直接参与指挥下屠杀的。


第二、文革中人员死亡最多的时候,不是一九六七年武装派性斗争最严重的时候,反而是毛泽东政权最稳定的时候(一九六八年以后)。


所以可以说,文革期间的犯罪不是人民的犯罪而是国家的犯罪。


他还说,中国政府说再也不会发生文革这种惨剧,并刻意让人们忘却这段历史,因为这是中共的耻辱,是它所犯的错误和罪行。


中共的国家机器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革,类似文革的悲剧仍然可能再次发生。


中共领导人虽然经历了四代,前三代的领导人都有利用国家机器镇压无辜群众的不光彩历史。其中,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利用国家机器、警察、安全部门对持有不同宗教观念的法轮功民众进行政治迫害。我认为人们有权力炼气功、有权力信法轮功。中国目前的劳保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基本上被破坏的情况下,穷苦的底层老百姓如果通过练习法轮功使自己的身体变得健康,这样可以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但是,江泽民对这样的一个和平的健身运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文革式的政治迫害。


从个人性格上、从经历上,应当说这三代领导人是很不相同的,但他们为什么都会犯相同的错误呢?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改革专制制度,不想改革国家机器,文革这一类的政治迫害还会再发生。很重要的因素是这些领导人的深层思惟方式没有改变。


美国研究文革的学者认为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问题还好办,但作为文革的后遗征,对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人的道德上的破坏,在今后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道德失落的恶果将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显示出来。特别是最近我在美国看到报纸上报导在日本中国留学生的犯罪新闻,就感到是这种道德失落的反映。


大家都知道,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目前,在中国低层中蔓衍著不惜再动乱一次,以发泄由于极度的受压迫而产生的不满,虽然他们也知道动乱不会带来社会公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即为了宣泄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不惜进行恐怖活动。


会后的提问中,有人问及海外起诉江泽民一事,宋永毅先生表示,在民主社会利用法律的手段起诉独裁者,不失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可能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不是很有效的方法并不是指这个方法不好,因为用这个方法可以让世人知道政治迫害的真象。特别是在海外,与当地人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让他们知道真实的中国是非常必要的。


宋永毅先生是由“现代中国研究会”邀请来日的,他还将到东京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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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打造“金汤匙”(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 我友,一日饮醉,对我说:“你信不信?我的存款,到我孙子那辈都花不完。”我回答:“我信。不过,老辈子有句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真的没必要给儿孙留那么多。”


他笑了,说:“什么是福?我上半辈子穷怕了,不能再让我的儿子、孙子重复我的穷。我就是要让他们守着金山,过像样的日子。”


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但有一分钱,留与子孙花。仿佛我们今天多留一些钱给他们,他们的日子就能增加一些甘甜与色彩。


林则徐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话说得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子孙如果像我一样卓异,那么,我就没必要留钱给他,贤能却拥有过多钱财,会消磨他的斗志;子孙如果是平庸之辈,那么,我也没必要留钱给他,愚钝却拥有过多钱财,会增加他的过失。可今天,能真正读懂并践行林则徐这段话的,又有多少人呢?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不值得定律”——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想想看,拥有了一座金山的人,又怎会甘心每天汗流浃背地去沙中淘金呢?而带着“不值得”的心理去学习、工作的人,所收获的,也必将是一个“不值得”的人生。


有太多的同胞看不懂那些捐款捐到令人发晕的外国富豪们。当听说“世界第二富”的股神巴菲特要捐出99%的个人财富时,我的一个同事说:“那他的后代还不得气疯了?”我想,她一定没听说过那个发生在巴菲特和他小儿子身上的故事:巴菲特的小儿子彼得酷爱音乐,在他搬到密尔沃基市前,开口向父亲借钱(这是彼得唯一一次向父亲借钱),却被拒绝了。彼得气愤地去银行贷了款。他说:“在还贷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远比从父亲那里接受无息贷款多得多。现在想来,父亲的观点对极了。”


你若真爱自己的孩子,就不妨在金钱上对他吝啬一些,别用一把“金匕首”伤害了他。既然你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就该看重他生命的尊严,把创造的权力还给他。让他流汗、流泪、流血,让他在无人撑伞的雨中奋力奔跑,让他拼死追求那个“最好的自己”,让他用自己亲手打造的“金汤匙”喝到人间至美的羹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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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写了什么让他的作品长期被禁(组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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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渭问题,59—61年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65年7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2000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实际饿死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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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中南海标语事件,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刘桂阳在中南海北门外打出标语:“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她随即被带走审讯,口供作为急件送北戴河,刘少奇阅批:“悲惨,湖南灾情还算轻的,别的省区呢?此件交会议简报组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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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反革命,1944年腾冲战役,国军一部攻占高黎贡山,日军被压制后反攻未果,便驱使一当地村民某带路,绕道山后攻击国军,国军伤亡惨重。1950年镇压反革命,村民某被群众揭发,押到批斗现场后,村民某向上级领导大喊:“我带日本人杀的都是国民党啊”,领导听后不语,不久,村民某荣升革命干部!


此事绝非杜撰,在原中国远征军198师592团团长陶达纲将军的回忆文章及凤凰卫视相关纪录片中都有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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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张爱玲随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52年离开大陆赴香港,54年她发表了土改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她借文中人物之口说到:“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令人惊叹!此后,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长期被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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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农业经济学家,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


曾在49年致信毛泽东反对土改并预言大饥荒的发生。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其实,董时进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中共华东局统战部随后派人找董时进谈话,提出批评,制止他这种违反《共同纲领》的行动。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1950年4月,董时进去香港,旋去美国。他在《论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中对土改政策有精辟的论述:土改政策,不外是要将富人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等夺过来交给农民,叫他们利用这些工具去替政府生产。总而言之,共产党是要用富人的钱和物,用贫民的力和命,去帮他们打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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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万里1977年曾任安徽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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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工人成反革命,68年毛的警卫团8341部队进驻北京二七机车厂,对900多名49年前进厂的老工人进行审查,200多人被定案,4人入狱,14人自杀。因该厂是毛亲抓的“六厂二校”之一,其经验做为样板推广,民国老工人成了全国工厂的清理重点,如甘肃玉门油矿揪出2000多老工人,整死17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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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中)

【看中国2013年12月03日讯】37.“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连人民的死活都不顾的人,是决不可能“为人民谋幸福”的!


那么,“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一生谋的究竟是什么呢?在周恩来侄女周秉德的回忆录《我的伯父周恩来》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


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


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


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看完这段记述,许多读者都会注意到以下两点:一个是周恩来冲口而出的那句话:“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另一个是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周的这句话后的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那么,毛的“心思”究竟是什么?很显然,那就是权力!再没有比能经常接触毛的人更清楚这点了,所以当毛从昏迷中刚刚苏醒过来时,周才会情不自禁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 周的卫士长张树听到他的这句话后才会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


无独有偶,林彪在他的笔记里也曾写过:“他(指毛)最大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


事实也确乎如此。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以及喜怒哀乐始终指向一个中心:权力。夺取最高权力,独霸最高权力,巩固最高权力,耍弄最高权力,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主题。


毛泽东对权力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刚起家时,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扳倒对手,夺取党的最高权力。这个目标实现后,他的目标随之转变为如何取代蒋介石,夺取整个中国的最高权力。等到他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后,他又开始与史达林、赫鲁雪夫较劲,与美英等西方强国争高低,图谋当上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甚至夺取主宰整个世界的霸权。



毛的第一次权力斗争发生在1921年。


作为中共在湖南的领导人,毛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发展党员。但除了亲戚朋友外,他发展的人并不多。那时在湖南参加中共的人,包括刘少奇等都不是毛介绍的,而是在长沙活动的另一个共产党人贺希明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转入共产党的。贺曾任过长沙知事,颇有声望。他没去中共“一大”,是因为中共在长沙的联络人是毛,而毛非常妒忌贺。刘少奇从莫斯科回来后,毛盘问他贺是怎么介绍他们去苏联的。


毛正式成为湖南中共党的首脑之后,立刻就着手把贺从党的圈子里赶出去。贺当时主持一个相当大的演讲厅,叫船山学社,青瓦朱门,墙边几株古树,气宇轩昂。毛宣布要用这个地方做党的工作,率领一帮人搬了进去,让贺的日子很不好过,最后不得不离开——既离开学社,也离开党。赶走贺之后,在毛的领导下,湖南党没有委员会,只有毛发命令。


这以后,毛角逐党内权力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胃口也越来越大。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清共”后,史达林要求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为了抓住枪杆子,建立自己的地盘,增强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实力地位,以便向莫斯科要权,借“秋收暴动”的名义,拐走了当时在长沙附近的三支中共武装,当上了指挥这些军队的“前委”书记,将部队带上了井冈山。


上了井冈山后,毛曾多次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要求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管辖井冈山一带的特别委员会,但均未获批准。朱德与毛会师后,毛再次给上海中央写信。不等中央答覆,毛就指定代表,召开“代表大会”,自己当上了书记。


不久,毛要党授权的信,从上海千里迢迢送到莫斯科,在6月26日递上了史达林的办公桌。史达林看好毛,毛有军队,有根据地,又是老党员,在中国知名度也最高。于是,毛的要求被满足。11月,中央的通知到达,重新成立“前委”,由毛任书记,管辖朱毛红军。“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但不久,在政府军紧追不舍的险境中,毛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了对朱德的权力斗争,取消了以朱德为书记的军事委员会,剥夺了朱德的军事指挥权,把 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里。


毛的专制独裁,使他在红军中很不得人心。结果,没多久,1929年6月22日,朱毛红军的党代表们在福建龙岩举行大会,辩论朱毛问题,并投票选举。会上,毛被选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朱德重获军事指挥权。毛曾威胁说,“若你们来武装解散前委,我有一个班的兵力,还可以抵挡。”


8月21日,根据莫斯科驻华代表的指示,在上海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给朱毛红军写了封信,决定重新起用毛,接到信后,朱德服从了。毛留下朱德当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部队也继续叫朱毛红军。俄罗斯档案记载,1931年2月,朱德对军事指挥官发脾气时说,他不过是“毛手里的玩物,没有任何权,毛只是耍他。”


1930年初,莫斯科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统一组编红军,彭德怀率领的部队此时已发展到一万五千人,与朱毛红军相等,彭被编为与朱毛平行的一个军。


毛泽东一心要把彭的部队抓过来,但彭军远在几百公里之外,他鞭长莫及。恰好此时上海中央命令毛打南昌,给他创造了兼并彭德怀的机会,因为彭德怀刚于7月25日奇袭打下长沙,离南昌不远。


8月19日,毛给上海中央写信说,彭的形势十分危险,他决定放弃打南昌到长沙去“援助”彭。彭接到消息说毛朝着他来了,派人告诉毛,他不需要援助。但毛是推不掉的,反过来要彭去配合他打介于南昌、长沙之间的永和市。彭只得率部前往。


彭军到达永和的当天,8月23日,毛立即宣布两军年合并,成立第一方面军,毛自己当总头目(总前委书记、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仅仅是副总司令。为了得到批准,毛第二天函告上海中央,两军的合并是为了再打长沙。当时,朱德和彭德怀都反对再打长沙,但毛坚持要打,因为如果不打,他就没有理由要上海中央同意他与彭合并,把彭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毛利用二打长沙,全国报纸会大登特登的机会,把本来只统领一个军的自己,吹成全国红军及根据地的领袖。8月23日围城开始那天,毛通电宣布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指挥全国的红军和地方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向中共表示他希望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在红军岌岌可危之际,停止了第三次围剿,调走了军队。中共于是得以乘民族之危扩张,在1931年11月7日,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莫斯科指定毛为这个国中之国的首脑,相当于“总统”,还按苏联规矩给他戴上一顶非中国习惯的头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同时又是“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在这些职务宣布的当晚,一个亲信来看毛,向毛道喜,一进门他就喊,“毛主席!”毛说,“你改口真快,是第一个。”就是从这个人的嘴里,第一次吐出了今天世界语汇中一个尽人皆知的词:毛主席。


国中之国成立前后,毛身边来了一批由苏联培训的中共高官。毛在他们面前依然摆出独裁作风,这些人不吃他那一套。周恩来刚来时,一次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毛照旧拿出主持人的架式,在座的人请他让位,由周主持。


1932年5月,毛伸手要权,提出在红军中设立总政治委员,由他担任。7月25日,周恩来答应了他的要求。


1932年夏,蒋介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以北的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莫斯科指示所有红军协力支援这两个红区。毛的任务是率领中央苏区的红军北上进攻若干城镇,以牵制一部份政府军。毛遵命攻击了几个地方,但一遇强敌就停下来。中央要求毛积极出击,“呼应配合”,毛则保持观望,按兵不动。


蒋把红军赶出鄂豫皖和湘鄂西之际,下一个目标轮到中央苏区。莫斯科的战略是迎头反击,但毛再次拒绝执行,坚持要“分散”部队,躲避蒋军。


10月初,一次紧急会议在宁都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央苏区的八个领导人都出席了,大家一致指责毛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犯了“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与会者开展了从未有过的两条路线斗争。在上海的中共领导博古等人,给宁都会议发电报,称毛的行为“不可容忍”,再不能让毛指挥红军,甚至建议开除毛的党籍。结果,宁都会议撤掉了毛的红军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接任。到了1934年初,毛又丢了苏区政府“总理”的职位。


长征初期,失宠的毛一直忙着分化中央,争取同谋的活动,特别力争两个他从前并不喜欢的人。一个是绰号“红色教授”的王稼祥,一个是接任他“总理”职位的张闻天。毛跟这两个人早先都干过仗,现在他竭力拉拢他们,因为他俩都对一把手博古心怀不满。于是,以毛为首,这三个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反对李德、博古的“三人集团”。


这个“三人集团”一块儿行军,谋划着怎样夺权。路窄时一前一后,路宽时并排抬着,让他们的头凑在一起好说话。“三人集团”决定,他们的目标是撤掉博古和李德,把军权给毛,党权给张闻天,三人中唯一的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则从政治局候补委员晋升为正式委员。三人的位置都安排好了,他们就要求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苏区为什么垮台。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政治局委员跟军事领导人等二十来人,在贵州北部的遵义城开会。会上,毛等三人把中央苏区垮台的责任都推到博古和李德身上。


中共党史称这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其实会上毛既没有成为党的领袖,也没有被授予军队的领导权。不过,毛在这次会议上也获得了成败攸关的的突破:他终于进入了中共的决策核心“书记处”。遵义会议一结束,毛就左右书记处做出决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开过三星期后,毛跟张闻天结伙用阴谋手段让张取代博古当上了中共的第一号人物。从此,毛当上了张闻天的幕后操纵人。不久,毛又用权谋搞了个“三人团”,由他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使他从此在军事指挥上与周恩来平起平坐。



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空前危机,凡是有点爱国心的人,无不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毛此时的所思所想、一切所为仍是为了两个字:权力。


嘴巴上毛把抗战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还动不动就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其实当年真正消极抗日的根本就不是国民党,恰恰是毛自己和他领导下的中共。藉着抗战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他一方面在背地里积极扩充中共的势力范围,不断与国民党搞摩擦,为抗战胜利后与蒋介石争夺国家统治权做准备。另一面则玩弄权术,清除异己,逐步建立和巩固了在中共党内的个人独裁。就像《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抗战期间的毛,“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与日本的全面战争打响之后,史达林命令中共积极参战,严厉告诉中共不跟国民党合作不行,不能给蒋介石任何藉口不抗日。中共的将士们也满怀热情要打日本,大多数中共领导人也想积极抗日。但毛泽东却不这样想,他不把中日战争看作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如他多年后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在他看来,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生前,他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毛的战略就是把苏联军队拉进中国,为他打江山。在这一天到来前,他竭力扩大中共军队的地盘。与日本开战后,毛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毛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他命令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毛还命令他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总之,毛的主意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毛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


毛的政策引起了中共将领的不满,他们想打日本。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打响了它抗日的第一枪——平型关战役。虽然这是场小仗,打的也不是战斗部队,但毕竟是共产党军队首次(在东北以外)击毙日本人。要是依了毛,这一仗根本打不起来。林彪1941年在苏联治疗枪伤时向共产国际报告说,“在日本军队跟国民党军队开战时,我不止一次请求中央同意出击日军。但没有接到任何答覆,我只好自作主张打了平型关那一仗。”


毛反对打这一仗,认为打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无助于扩张共产党的地盘。但公开场合,为了宣传,毛又把平型关之战夸张成一场巨大的胜利,以此证明中共比国民党更热衷抗日。


除平型关战役之外,八路军还打了几场小仗,都是做国民党军队的帮手。这个过程中,毛不断制肘,要八路军集中精力占领地盘。


1940年5月,抗战到了紧急关头,蒋介石和中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帮蒋介石减轻些压力,把民族利益置于一党利益之上的彭德怀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破路战役,取名为“百团大战”。7月22日,他命令八路军准备于8月10日起事,并把计划两次电报给毛。毛没有回答,毛惯用的手法是“默否”。彭第三次电毛仍无回音,就不再等,下令8月20日动手。


“百团大战”是抗战时期中共打的唯一一次大战,使得日军不得不把进攻蒋介石的一个师调回来,暂停夺取通向华南的两条铁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士气,因而赢得了国人的一片好评。但毛的反应却截然相反。他愤怒至极,一方面是八路军因此遭受了日军的沉重打击,更重要的是他觉得“百团大战”减少了蒋介石被打垮的可能性,影响了他与蒋争权的战略计划。为此,它成了彭德怀在以后的岁月里挨整的一大罪名。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第一次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史达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毛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毛领导的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抗战期间,毛不但在党外处心积虑地与蒋介石争权,而且通过一系列权谋,在党内如愿以偿地确立了自己作为老大的地位与名分。


为了贯彻要中共打日本的政策,1937年11月,史达林用飞机把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送回延安。临走前,史达林召见他说,“现在的中心是抗日,抗战结束后我们再来打内战。”


大多数中共领导人跟史达林的意见一致。在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成了先“打日本”这一政策的代表。会议决定八路军一定要跟蒋介石合作,接受有中共参加的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统一领导。毛要八路军不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但他知道王明代表的是史达林的意见,不敢一味坚持。


中共领导人知道毛的真实想法,不愿由他继续做领袖。莫斯科这时要中共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推选在未来“七大”作政治报告的不是毛,而是王明。共产国际的规矩是党的第一号人物作政治报告,这等于说众人心目中的领袖是王明,不是毛。


虽然毛这时已是中共实质上的领袖,莫斯科也认可他,但他的身份还没有固定下来,还没有个第一把手的名称。在中共高层人物中,毛也不具备无可争议的权威。


此时,毛失去了对中共核心“书记处”的控制。王明回国,项英出山,书记处如今九个成员都到齐了,其中五个站在毛的对立面。为首的是王明,其他人中,项英讨厌毛,张国涛仇恨毛,博古跟周恩来也因为希望打日本而支持王明代表的政策。另外三个人是张闻天、陈云、康生。


说一口流利俄文的王明见过史达林,与各国共产党领袖都是朋友,在克里姆林宫的场面上混得很熟——更不用说他野心勃勃,也是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人物。在苏联的大清洗中,他曾把许多在苏联的中共党员送进监狱,甚至送上刑场。别看他长了张娃娃脸,但这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气宇轩昂,充满自信,自知他的话具有莫斯科的权威,对毛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此后几十年,毛念念不忘1937年12月,不时念叨王明如何回国夺了他的权。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一次也没提过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南京大屠杀”。


南京是12月13日失陷的。蒋介石把长江重镇武汉作为临时首都。18日,王明赶去那里做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博古作他的副手。他们跟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中共军队指挥员也到那里去跟国民党联络会商,一时间武汉取代延安成了中共的中心。毛后来耿耿于怀地把他当时在延安的地位叫作“留守处”。


在1938年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人再次支持王明,确认他在即将召开的“七大”作政治报告。政治局决议说,要抗日就必须要“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中共军队必须“受最高统帅及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决议还说,“今天,只有日本法西斯军阀及其走狗汉奸托派等才企图打倒国民党。”


自西安事变以来,史达林就怀疑毛是“日本奸细”。共产国际内跟毛打过交道的人大都被抓了起来。此时,毛的前途危机四伏。


毛这时在莫斯科安插的人是王稼祥。王稼祥在王明回国后当上了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938年6月,张国涛投靠国民党,被开除出中共后,毛电召王稼祥返国,目的是带回一句共产国际对他的地位表态的话。王离苏之前去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起党内不团结,套出季米特洛夫一句话:有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随后,毛利用这句话,消除了来自王明的威胁,巩固了他的地位。


王稼祥8月底回到延安,毛叫他电召王明等人回延安开中央全会,“听取共产国际重要指示的传达”。上一次中央全会还是长征以前开的。四年来,不知有多少“共产国际重要指示”,毛从来没有召开全会传达过。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临时首都武汉遭到日军进攻的紧急时刻,毛泽东却要开大会,把中共领导从武汉,军事将领从战地统统召回,齐聚远离抗日战场的延安。王明质疑这种做法,建议要开会到武汉去开。毛强硬地宣布,“我就坐镇清凉山,哪里也不去!” 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说,服从中央的意见,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王明只好在9月15日来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话,毛跟着就把在“七大”上以头号人物作政治报告的身份,从王明那里夺了过来。王明没有抵抗。中央全会29日在延安召开,王稼祥向出席者把季米特洛夫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等于向中共高层宣布莫斯科要毛做他们的领袖。


打倒王明的进程开始了。由于共产国际明令要团结,毛不敢当面整人,怕王明起而反击。毛故伎重演,把会议拖长,拖到王明等人不得不离开,然后让他缺席受“审”。当时蒋介石把战时首都移到重庆,定好10月8日召开国民参政会,王明届时将去参加。毛等的就是这一天。


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长的中央全会,开了将近两个月,不仅武汉陷落,广州被占,中共在敌后的根据地也受到了大举围攻。电报紧急飞来:“此间情况甚紧,望彭德怀会毕速归。”但毛扣住彭和其他军事将领不放。


10月底以前,毛的主要对手都等不及了,先后离去:周恩来、项英、博古、王明。他们前脚走,毛后脚就攻击他们,特别指责王明“听蒋介石的话”,甚至把长征前苏区肃反的帐也算在王明头上,尽管那时他根本就不在苏区。


国民参政会结束后,毛将王明召回延安,给了他个统战部部长的职务。这好像是个重要职位,其实实权掌握在毛的人的手上,王明行同软禁。


1941年到1945年期间,毛又别有用心地发动了“延安整风”,目的之一就是叫整个中共领导层对他匍匐称臣,使他永远不再需要莫斯科的认可。


1941年秋,毛召开一系列政治局会议,要所有过去反对过他的人,引起过他不快的人,都卑恭屈膝地谴责自己,唱他的颂歌。大多数人,如张闻天、博古,都乖乖地照办。周恩来当时在重庆。只有一个人拒绝从命,他就是王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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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自在(图)


【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一切快乐,没有比祥和更为快乐;一切享受,没有比宁静更为享受。


一个人心量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一个人心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


一个人的成就,在于日积月累;一个人的成功,在于坚毅不拔。


人可以穷,心不能穷,心里的能源,取之不尽;身可以残,心不能残,心里的健康,用之不竭。


人在顺境时往往会得意忘形,所以知本份是做人的根本;人在逆境中常常会灰心丧志,因此常精进是处世的基础。


心中满足到处好,人情冷暖任随他,乐观进取直逍遥,威武权势不必怕,行住坐卧要威仪,衣食住行莫浮华,做人处事八正道,慈悲喜舍称无量。


人有一分学养,便有一分气质;人多一分器量,便多一分人缘。


不如人处勿自歎,须知天外有天;胜于人处勿自傲,当念人外有人。


不忧不惧、精进奋发,是袪病第一良方;不排不拒、放下执著,是除恼第一秘诀。


勿以己之长,而显人之短;勿因己之拙,而忘人之能。


以别人的经验,作自己的参考;以别人的成功,作自己的榜样。


勿毁众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勿废天下之理,以护一己之愆。


心里要常感念别人的恩德,口里要常赞美别人的长处。


以赞歎代替嫉妒,则事事圆满欢喜;以随缘代替执著,则处处方便自在。


失败并不可耻,无志才是可悲!成功并不可喜,平安才是可贺!


任难任之事,要有力而无气;处难处之人,要有知而无言;行难行之道,要有信而无惧;忍难忍之苦,要有容而无怨。


失意事,治之以忍;快心事,处之以淡;荣宠事,置之以让;怨恨事,安之以退。


立志的人,才有目标;实践的人,才会成功。


多一番考验,长一番见识;多一分享受,减一分志气。


多欲者,心常不满,不满,招灾也;知足者,欢喜常随,欢喜,纳祥也。


在顺境中要警惕自我,在逆境中要奋勉向上。


在心量方面,要能容纳不喜欢的人;在做人方面,须具备谦虚卑下的心;在事业方面,要有舍我其谁的愿力。


安莫安于知足,危莫危于多言;利莫利于喜舍,乐莫乐于禅悦。


有志不在年高,有理不在声大;有心不在言表,有才不在现用。


最好的礼物是忠言,最好的修养是宽恕。


伟大是由血汗堆积,牺牲越多,越是伟大;成功多因勤劳而获,用力越多,越会成功。


有苦有乐的人生是充实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有生有死的人生是自然的。


忙,像一把锋利的慧剑,能断妄想的葛藤;忙,是点石成金的手指,能化腐朽为神奇;忙,是营养调身的补品,使人生充满生机。


老,非关年龄,最怕的是心力的衰退;小,非关身材,最怕的是志节的不坚。


行为可以看出做事能力;言谈可以察知品德修养。


谦卑在人前,所向尽通;傲慢在人前,寸步难行。


污泥可以长出莲花,寒门可以培养孝子;洪炉可以锻炼钢铁,困境可以成就伟人;苦涩可以蕴酿甘甜,烦恼可以转为菩提。


冷静是智能的门户,勤劳是成功的种籽,感恩是幸福的泉源,忏悔是改过的妙方。


不要只看自己,要看大众;不要只看现在,要看未来;不要只做一件事,要做很多件事;不要只听一句话,要听很多句话。


即知即行是英才,不知而行是庸才,知而不行是蠢才,不知不行不成才。


希望可以寄托于明日,行动必定实践于今日。


要如松柏,耐得考验;要如根识,各司其用;要如盲跛,和人互助;要如圣贤,不轻后学。


批评不必怕,阿谀才可畏;失败不必怕,无知才可惧。


改心换性是改变命运的药剂,回头转身是开创命运的良方。


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生命的艺术家,可以彩绘自己的人生世界;每一个人都是自我生命的工程师,可以塑造自我的美好形象。


居心宽大,条条大道;待人刻薄,处处荆棘。


邪知邪见,似是而非,使人沉沦;正知正见,明心见性,使人自在。


直心是道场,坦诚是净土,欢喜是财富,惭愧是宝冠。


语言,要像阳光,能制造光明的见解;语言,要像花朵,能制造芬芳的思想;语言,要像净水,能制造洁净的观念。


享受健康不如享受平安,享受财富不如享受书香;享受名利不如享受无求,享受拥有不如享受施舍。


肯学肯做就是能干的人;不学不做就是愚昧的人。


忠厚不易伪装,忠厚最好的考验是时间,奸佞也非本具;奸佞最好的考验是利害。


非份之财是毒蛇,有道净财是资粮。


勇者创造命运,弱者依赖命运,仁者静观命运,智者改变命运。


待人厚道是美德,令众人敬爱;待人刻薄是缺德,令众人厌恶。


为人处事,要能如水;遇山水转,遇岸水转,遇石水转;无论遇到谁,我转。


为恶而磊落无惧,则谓大恶;为善而怯懦不前,则谓小善。


珍惜福报才会更有福报;珍惜因缘才会更具因缘。


看人家的错失,是结怨之源;看自己的不是,是众善之本。


看得破的人,什么都是我的;看不破的人,什么皆非我的。


苦难折磨的人生,似磨刀之石;多一份苦难,便多一份坚忍;多一份折磨,便多一份毅力。


浪费时间可惜;生而不学可惜;学而无成更可惜。


若时时原谅自己,必常常迷失自己;若处处厚待自己,必屡屡失却自己。


要作正直的君子,敢言、敢为;不做消极的好人,胡涂、昏庸。


要做人间的鼓舞者,不做他人的怜悯者。


要想成功,必须发奋;要能发奋,必须知耻。


往好处看,往大处想,往细处察,往深处解。


消磨时间即是糟蹋自己,浪费精力即是摧残自己。


真诚中的识见,是大识见;患难中的担当,是大担当。


能知耻辱,必能成大器;能知己短,必可成完人。


良药苦口利于病,澹泊明志利于心,忠言逆耳利于行,清净无求利于心。


每一时间都是黎明,每一挑战都是机会,每一逆境都是考验,每一善行都是创造。


惟有爱惜力量,养深积厚,才能蓄势待发,实现理想;惟有爱惜众缘,尊重包容,才能群策群力,共成美事。

相由心生,改变内在,才能改变面容。一颗阴暗的心托不起一张灿烂的脸。有爱心必有和气;有和气必有愉色;有愉色必有婉容。­


口乃心之门户。口里说出的话,代表心里想的事。心和口是一致的。­


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有责任感的话;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


企业跟企业最后的竞争,是企业家胸怀的竞争,境界的竞争。­


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


有恩才有德,有德才有福,这就是古人说的"厚德载物"。­


人的一生就是体道,悟道,最后得道的过程。­


好人——就是没有时间干坏事的人。­


同流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心才能交易。­


同流等于合流,合流等于合心,合心等于交心。



真若读懂以上的,你一定可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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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全球“抗艾滋战”的核心人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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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2月09日讯】曼德拉发起南非抗艾滋运动,用自己在监狱的囚犯编号作为运动名称,意指抗艾滋病魔与反种族隔离同等重要。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对抗击艾滋病蔓延的态度前后有一个重大转变:从最初的轻敌变成抗艾滋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有效推动者。


1990年2月曼德拉刚出狱时,艾滋病和艾滋病毒在南非尚未成为一大公害,围绕艾滋病毒和艾滋病蔓延的诸多问题并未进入他的关注视线。


四年后,他当选南非总统,艾滋病的蔓延已经对南非和其他许多国家构成重大威胁,而他和当时许多国家领导人一样,对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十分清楚。


因此,他当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当时困扰非国大(ANC)的问题是关于艾滋病的病因、感染途径和治疗方式的辩论仍无结论。


包括后来接替曼德拉任南非总统的姆贝基等重要人物当时就曾公开质疑艾滋病究竟是否由HIV导致。


奔走呼吁


1999年,曼德拉卸任总统后,开始为加强HIV/Aids的研究、开展安全性行为教育和提高艾滋病医治水平而奔走、呼吁。


即便如此,当时艾滋病在南非还是一个不宜公开谈论的话题。


联合国数据显示,南非成年人感染艾滋病毒的比例从1990年的不到1%升到2012年的17.9%。


南非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的人数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12年,610万南非公民是HIV携带者,其中包括41万0-14岁少儿。南非的人口总数是5100万。


导致艾滋病如此大规模蔓延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贫困、经济移民、女性社会地位低下,以及不安全性行为等。


专家们认为,艾滋病不但荼毒生灵,对南非的经济增长也造成重创。


总统任期内把艾滋问题搁置一边的曼德拉卸任后开始致力于抗击艾滋。


46664


2000年世界艾滋日,他郑重警告国人,艾滋病给南非带来了无比巨大的灾难。


他把艾滋病比作无声、无形的敌人,正在侵蚀南非社会的肌体。


当时,南非政府对是否为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提供抗病毒药物资助态度犹豫不决。


时任总统姆贝基有一次对美国记者表示,他自己从未遇到死于艾滋病的人,也没见过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此言招致许多人的愤怒抨击。


姆贝基政府的一名部长曾建议艾滋病毒感染者吃大蒜和田菜根就能痊愈。


2003年11月,曼德拉和他创办的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发起一项名为46664的抗HIV/Aids募捐运动。这个数字是他在监狱的囚犯编号。


曼德拉把抗艾滋蔓延的紧迫性与反种族隔离的重要性相提并论。


国际演艺界诸多明星也加入了他发起的抗艾滋运动,南非开普敦2003年举办的那场群星璀璨的主题义演音乐会全球电视观众达20亿人。


丧子之痛


这场运动筹得的善款被用来资助相关的研究项目,并为南非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患者提供实际帮助。


2005年,曼德拉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儿子马卡托死于艾滋病,打破南非多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大禁忌。


他敦促人们,像谈论其他疾病一样对待艾滋病。


这种态度的转变非常重要,联合国负责艾滋病防治事务的官员西迪贝说。


他认为,正是由于曼德拉的大力推动,南非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目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正向“无艾滋病的一代”目标靠拢。


曼德拉生前在非洲和世界抗艾滋运动中也扮演了核心角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负责人西迪贝(Michel Sidibe)说,曼德拉是个把抗击艾滋病作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家,运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和影响说服国际领袖们采取果敢行动抗击艾滋,对现代化的艾滋病防治基础的奠定起到关键作用。


他认为,曼德拉为世界抗艾滋运动做出的贡献将惠泽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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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百城雾霾 南京对误闯红灯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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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 周末突降雾霾

12月7日,大陆20个省份104个城市突降浓雾,有的城市能见度不足50米。南京一老人跑步穿马路时被摩托车撞死,但因为雾霾严重,司机看不清路况,交管部门只好对司机免除罚款。


据大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大陆有20个省份104个城市空气品质达到重污染。安徽、山东、河南、北京、天津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度霾;江苏、上海、浙江北部、安徽东部、河北中南部等地有重度霾。


其中河北在下午4时将大雾预警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公尺。


由于雾锁南京,南京的交管部门对于因雾霾造成的误闯红灯,目前基本不进行处罚。


据报导,江苏省高速公路南京巨容段发生一场车祸,一老人锻炼跑步,由于雾霾浓重,他不得不打着手电筒缓慢地前行,但在准备横穿122省道时,被一辆摩托车撞飞致死。原因是由于雾霾太大,摩托车司机根本没有看到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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