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anuary 7, 2013

“中国梦”的理想与现实

中国梦,梦之难。


当下,从庙堂至江湖,皆言中国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称大国复兴,乃是中国梦,相对政治家,升斗小民,亦存在种种梦想。南方一大报的“中国梦”新年献词,虽最终流产,亦反应了社会上的普遍情绪。


“美国梦”的存在。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为此造就了一个开放博大而又雄浑的国家。从洛克菲勒到盖茨,商业精英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政治领域,出身贫困的林肯,成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少数裔的奥巴马、骆家辉亦登上了政治舞台。


“美国梦”的最大魅力,不仅是造就了一大批成功的精英,更在于使民众相信成功和财富,来自勤奋和努力,鼓励他们保持对未来的希望。纵使今日是“屌丝”,未来亦值得憧憬。正如华裔NBA运动员林书豪,昨天在球队做替补都岌岌可危,睡在队友家的沙发上彷徨伤感,明日就可能爆发,成为“林疯狂”,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曾经激发出巨大的活力与生机。无论是在火车站密密麻麻的民工,还是通过上大学改变自己命运的新兴知识精英,皆相信通过公平与努力,可以获得更为美好的未来。中国梦被寄托了无限了希望,承载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事情正在起变化。


在中国,极少数家庭占有绝大多数的国民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了而美国、日本财富的过度集中,使一般民众在财富上的成功希望变得日益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富严重分化的同时,社会的公平性日益被怀疑。在中国3000多个财富超过1亿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户有各种背景。比例之高,触目惊心。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所谓“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


特权阶层与豪强势力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挤压,而且在社会管理,人才成长领域,对于中国造成了严重阻碍。


由此,首先在经济领域,豪强势力恶化了中国的经济危机。


本次经济困局,某种意义上乃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这种不合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的经济力量,集中在“铁工基”、地产等领域,而大众制造缺血。这些领域往往是官办企业,可谓权力的嫡亲,地产企业众所周知,与权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乃是权力的表亲。


垄断产业和地产行业的膨胀,严重挤压了实业的生存空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


其二是,官办企业与民办企业,存在着身份的严重不平等。众多周知。近几年一些官办企业强势收购效益非常好的民营企业,迫使民营企业在钢铁,航空等领域退出。其实,这种因为官办企业的挤压而倒闭的情况,在更多领域均已出现。


朱镕基主导的国有企业改革,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国有企业在非战略性领域退出,特别是在竞争性产业领域。但是,最近几年的情况却相反,很多本来已经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重新进入,很多本来对民营企业开放的领域,重新封闭,如航空和钢铁,煤炭,民营企业接近全军覆没,很多不该进入的领域,却疯狂进入,如地产,众多央企都成为各地的地王,不务正业,与民争利。


官办企业的生存空间急剧扩张,使很多民营企业失去生路,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最近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潮,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空间不够,很多产业不能碰,需要的资金没有来源,创业环境恶化等。温州之乱,就是投入1000个亿也没有用,唯有开放金融才有效。


在社会领域,特权阶层与权贵亦挤占了大众的生存空间。


与经济领域对于民营企业的挤压相关的,是在社会领域,权贵势力对于大众生存空间的挤压。造成了阶层的固化。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中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最危险的是,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而既得利益阶层一直非常模糊,其实,细究起来,也就三大势力,其一是政府官员,其二就是传统的“企事业单位”人员,也就是垄管官办企业,以及事业单位从业人员,其三就是与权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产业,如地产行业、煤炭等资源性行业,其创办人必须有极广的政府人脉。此外,就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后,被逐步吸纳到“体制内”的势力,如各地的政协委员,往往多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相当于被招安。


其实,阶层的分野,各个国家都有,但是,最重要的是,各个阶层,应该能够自由流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阶层逐步固化,纵向流动日益困难。


在社会管理方面,“新底层阶层”被排斥在社会管理事务之外,不要说决定社会事务,就是想投票决定自己喜欢的歌手,也被禁止——湖南卫视等众多选秀节目,因为仿效普选模式而被叫停。特权阶层不希望底层阶层分享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垄断了中国的国家治权。使“民治”落空。


在就业方面,“拼爹”替代了拼能力。中国各级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在选拔官员和聘用雇员时,这种现象尤其明显。官员后代更容易成为官员,穷人的后代继续做穷人,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并非戏言。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两倍多。


而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只有极个别曾是乡镇干部或乡村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


伴随官二代出现的,就是穷二代,大都市不仅是特权阶层的乐园,亦是造就“蚁族”的土壤。代际遗传逐步加强,曾经被横扫的“血统论”沉渣泛起。


在知识文化方面,资源亦开始倾斜。


目前,各个大学,来自农村的生源日益减少,北大和清华,来自农村的生源之占15%,城市生源高达85%,而事实上,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基本对等。同时,很多官员子女,通过各种特权,获得加分或者特招机会。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使命,但是,在起点上,公平已经严重失衡。


最关键的是,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本身已经坍塌。


以前,一个贫困的家庭,可能因为一个人考上大学,就实现了鲤鱼跳龙门,而现在,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下层阶层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特权阶层对于中国最严重的危害,还是破坏了中国梦,造成了全民的理想与信心的丧失。


中国目前存在汹涌的移民潮,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


富人动向,可以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动态的风向标。富人和名人移民的出现,值得深思。某种意义上说,富有阶层是中国的夹生饭,既有成为豪强的基础,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又时刻有被权力巨兽所伤的危险。一度贵为中国首富的宗庆后,拥有美国绿卡,曾经收到过邓小平亲笔信的巨星李连杰,也是在移民新加坡才得安心。


如非缺少安全感,他们何以移民,离开造就他们成功的故国?根本原因,还是梦想破灭。


中层和部分上层人士可以通过移民,来实现安全着陆。但是,底层民众却不行。在“中国梦”的破灭之后,底层民众,不少也陷入疯狂之中,传销的邪火难以止息,根源就在于此。


绝望情绪蔓延整个社会之时,必然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未来选择。部分底层年轻精英投身传销,“中国梦”的危机,使他们不再相信勤劳和奋斗可以创造未来,而是寄希望于一夜暴富,于是投机、贪婪由然而生。大学生富有现代知识,容易很快成为领袖与骨干。而非法传销在中国流行了十几年,也被批判了十几年,作为大学生,理应洞察其危害。明知邪路,却偏要赌,这种微妙的心态,极为值得关注。


当“天使”不再拯救大众的时候,那些具有野心和才干的人,往往便将命运抵押给“魔鬼”。历朝历代埋葬王朝的领头人,往往不是报国无门的落魄才子,就是被裁撤后无路可走的退伍军人,黄巢闯王,皆为同类。此中真意,值得深思。


没有安全感的不仅仅是中产和底层民众,当“中国梦”破灭,整个社会将处于不安全感中,特权阶层亦将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更为拒绝改革。阶层固化更为严重,进一步恶化社会环境,造成恶性循环。全体国民如坐火山,不知何时爆发。长久以来,将戕害全社会的信心。


欲复兴大国,必先再造“中国梦”。为长久之计,则中国急需抑制权贵,伸张民权,造就普遍之平等,铸就普遍之希望。在政治领域,削弱官权,还权于民,在经济领域,抑制垄断,扶助民营,在社会文化领域,开放管制,成就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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