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April 30, 2013

〝方励之自传〞之第一个屠杀 6月3日晚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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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1日讯】〝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 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以及我的认同者)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这是前中国 科学院学部委员、天体物理学家教授生前讲的一句话。贯穿89年64的灵魂人物方励之,他的勇闯美领馆,常被拿来与去年原重庆市局长闯美领馆却命运迥异拿来做比较。





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预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长达647页的〝方励之自传〞中,除了描写如何在89年5月为开杀戒做准备、他如何避走美领馆,还有一个细节是关于1989年 6月3晚,即6.4前夕的描写–〝大屠杀开始了〞。


以下〝方励之自传精选〞摘录自《》:


从悬空寺上下来后整十天,我就进了北京的大使馆避难。那是绝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那十天里,我想,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国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电视新闻的人,大概都没有料到,中国就是发生了绝难料到会发生的事:中央调动20万正规军,用正规战争的武器,坦克和冲锋枪,以正规战争的方式,杀进自己本来好端端占据的首都。


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从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开始的。9点30分,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打倒方励之〞为开杀戒做准备


我们的处境顿时危机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钱加胁迫在北京郊区组织游行,为开杀戒做准备。政府发给每个参加者15元人民币,外加一顶草帽。游行者的任务就是呼喊口号〝打倒方励之〞,以及焚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


海外 一些同行看到这则消息,很为我的安全担忧。的鲁菲尼几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听到我的声音,以证实我还没有被捕,或遭不测。至于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太危险。焚烧模拟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惧。有一位记者问一个高喊〝打倒方励之〞的人〝你认识方励之吗?〞答曰:〝不认识。〞再问:〝那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人家说,他不让我们进城去卖西瓜〞。


屠杀之后,最后的幽默也没有了。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我一时还有些有些犹豫,和平时期还要逃难? 似乎是弄错了。上午10点左右,又有电话,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窃听者识别他的口音,已经不用北京腔说话,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暨你们说,你们还等个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这位朋友曾在最高层 的机构里工作过,消息常常是准确的。


美公使低声说〝你是总统的客人〞


我们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走。


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这两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来了。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一个朋友把汽车也准备好了,晚8点开。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不想牵连其他朋友陪同我们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个方案。但也不想马上去美国使馆,因为顾虑,消息一旦走漏,一定会被中共利用。当晚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由CBS电视帮忙,在香格里拉饭店暂过一夜。


当时我们仍然把事情看得过轻,估计只要躲过三、五天的乱枪乱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离开家的时候,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书包,其中有几样日常用具,还有两篇写了一半的文章 。行前半小时,我还请一位同事来我家 ,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几封信带到台,以备过几天上班时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势更恶化,冷枪不断,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带着应急无线电话的CBS电视台人员,陪我们转移到使馆区。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馆人员认为后一条极难办到。于是,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离开了使馆。


当晚留宿在建国饭店。那夜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炮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 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显然,事情升级了,很难再有其他选择 ,我们当即接受了。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等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使馆的车。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样,驶入大使官邸。


那时正是1989年6月6日0时。就此开始历时13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6日当天,发言人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公开化。


担心重演火烧领事馆〝彻底的空城计〞


这有好处,也有危险。


好处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们在哪里,知道如何保护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到慰问的电报、电传。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公开化的危险是,有可能引至中国当局进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杀人后的中国当局,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规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红卫兵就火烧过北京的领事馆。1989年失去理性的当局会不会冲进大使馆,活捉方励之? 难说。


最初的三周,最紧张。当时新大使明刚刚到任,还没有住进大使官邸。整个官邸大楼,都是空的。白天危险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楼内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时不声不响地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事。如果成功,当局完全可推脱一切外交责任,还可以借机宣传这是〝群众〞的愤怒云云。


我们的防备方法只有一个:彻底的空城计,让外界根本探测不到整幢大楼里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于大使及一两个人同我们接触;打电话,也接电话;晚上室内灯光照度大大低于室外路灯;盥洗室内放水泄水,不出声音;睡觉时说梦话,也不梦唱。最后一条最难,但也办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6月12日当局发布了通缉我们的命令,紧张达到高潮,夜间值班官员都有些神色不安,担心重演火烧英国领事馆一幕。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以防事态有变。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甚至没有在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游行和焚烧模拟像。看来,危险期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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