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June 24, 2013

令人赞叹的曾国藩成功选人秘诀(图)

【看中国2013年06月25日讯】


曾国藩


曾国藩成功选人的三大原则



成大事者必靠人才,而在使用人才之前,选人至关重要。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称得上是人才,或者说,并不是所有人才都适合于你的事业。因此,为了使组织和团队更好地发展下去,领导者如何选到合适的人,非常关键。


曾国藩在选人用人的实践中,给后人总结出了三条非常有用的选人原则,值得每一位选人用人者参考。


这选人的三大原则分别是:选人切勿眼光过高;首选忠义血性之人;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选人原则一:选人切勿眼光过高



世间万物皆遵循这样的道理: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人自然不会例外:人无完人,才无全才。中国的上古兵书《太白阴经》对此讲得很明白:强悍刚勇的人,可以勇敢地对待大难,其个性却难以持久;温顺安分的人,可以循规蹈矩,却难以灵活变通;性情沉静的人,可以考虑长远的规划,却难以应对突发的事件;性情谨慎的人,可以保持已有的成就,却难以开拓事业。


这段千古金言启示后人: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


曾国藩从来都不相信有所谓的"全才"。他认为,书上所说的"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完人,只是后人的追崇之词罢了,领导者在选拔人才时切勿上当。事实上,曾国藩自己就是一个有所长有所短的人。比如统领将佐规划战略上他很在行,但要让他带兵亲自参加一场战斗,他就总是会吃败仗。因此,他对这个"选人切勿眼光过高"的原则是深有感触的。他曾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去识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阁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也渐一天比一天多了。


用人者究竟应该怎样选拔人才呢?曾国藩认为,挑选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不能因为有一点朽烂的地方,就把几人合抱之粗的大木给丢弃了;不能因为仅仅撒了几网就灰心丧气,以至于错过了逮到大鱼的机会。一个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可以用之了;用人者最应避免的是,由于有一点小毛病而将有用之才弃而不用。


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曾讲过这样的例子:汉代大将军卫青在年轻时曾给人当过奴隶,后来却拜相封侯,娶了高贵的公主为妻。因此,怎么能用平常的条条框框去束缚人才呢?世界上缺的不是人才,缺的是去搜罗的行动和发现的眼光。人才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人在乎,就会被遗弃于社会的下层之中,一旦有人去发现去任用,就足以为国家之用。


曾国藩正是这样做的。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象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其中杨岳斌、彭玉麟二人,是曾国藩在衡州练兵时识拔起来的。曾国藩认为他们两个,一个是"智胆超群,秉性忠直",又"口不言功";一个是"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因而立即将他们从无名之辈中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事实证明,这两个人确实是最佳的人选。在建立和发展湘军水师,以及在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中,两个人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曾氏幕府中,就出身来说,上至进士,下至布衣,均为座上之客;就人缘而言,既有曾国藩的同窗同年、乡亲故旧,也有曾国藩的门生弟子,还有一些则"识拔于风尘"。此外,"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业人才,无不毕集。"由于曾国藩首先提倡洋务,一批洋务官吏也最先孕育于曾氏幕府,如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后来接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致力于近代海军的丁日昌等;一些外交人员,如先后出使英、法、比、意的大使薛福成,出使英国的公使郭嵩焘,出使西班牙、德国的参赞黎庶昌,都曾是曾氏府幕中的重要人物;一些科技人员,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徐建寅,也曾长期效力于曾氏幕府。


曾氏幕府人才众多,范围广泛,几乎全国人才之精华,都汇集到曾氏幕府。再加上曾国藩知人善任,懂得激发他们的才干能力,因此,湘军和曾国藩集团想不成功都难。



选人原则二:首选忠义血性之人



选人原则一告诉我们,选人时不能眼光过高,要不拘一格用人才。但是,容忍人才的缺点,并不意味着曾国藩就没有选人的标准,相反,曾国藩认为,要想成就大事,最需要的是有忠义血性的人。有血性够忠义,是曾国藩选人的最核心的标准。


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但在考察这四个标准前,首先要考察的是,这个人是否具备"忠义血性"。他说:"大致说来,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缺乏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


显然,曾国藩是将忠义血性作为了选用人才的前提的。其所强调的忠义血性,指的是一种强烈的忠诚感、道义感与责任心。曾国藩是文人出身,带兵打仗的事情,他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他所面临的处境,又是十分险恶的。一方面是太平军的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另一方面,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又是封建社会的末世。整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败,军队也失去了最起码的战斗力。在他看来,可怕的不是太平军的造反,而是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


缺兵缺饷都不值得担忧,惟独让人担忧的是,举目望去竟然很难找到一个见了有利可图之事而不奋勇争先、见了急公好义之事却唯恐落后的人。因此在他看来,当务之急是以"忠义血性"来号召那些"抱道的君子",以"舍身卫道"、"杀身成仁"的狂热,以"打脱牙和血吞"的刚毅,以"志之所向,金石为开"的信念,去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政府的"事业"之中。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实际用人时,不管是选拔军官,还是招聘幕僚,曾国藩对于具有书生之"血诚"者都是特别重视的。他评价江忠源是一个"血性男子","死生患难,都可以依仗";评价王是一个"忠勇男子","血性耿耿";评价塔齐布时说"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1860年,太平军横扫苏、常,两江总督何桂清先期自常州逃走,地方官随之逃散一空,唯有当地的反动士绅据城顽抗。常州城破后,他们还组织团练武装,继续与太平军为敌。曾国藩听后十分高兴,对这些士绅推崇备至,上书朝廷,保举周腾虎、刘翰清、赵烈文、方俊谟、华蘅芳、徐寿等六人,请求朝廷令各地督抚将他们咨遣来营,收入幕府加以"造就",以为他日之用。事实上,他手下的许多幕僚和将领,都是因为誓与太平军为敌,被曾国藩视为"血性男儿"而收为部下的。


"忠义血性"是曾国藩选人、用人、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他藉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打败太平天国的精神力量。尽管曾国藩的"忠义血性"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它揭示了政治信仰对于人的极其重要性,因而对于人才的选拔来说,也具有普遍的启发意义:只有立场坚定、不为暂时的利益所动、不被任何困难吓倒,你才能成就一番大事。


在"忠义血性"的驱使下,曾国藩的湘军确实表现出了它异于此前任何一支军队的凶悍。《中兴将帅别传》一书中描述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


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们,在战场上居然能表现得如此之凶悍,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都有一股所谓的"忠义血性",作为他们为清政府卖命的终极理由。



选人原则三:德才兼备,以德为本



刚才提到,曾国藩在选用人才上有四个标准,第一条是"要有治民之才"。事实上,曾国藩选才,是很重视才识的高低的。在才识上,他也提出过四个要求:"一是要知人善任;二是要善于观察敌情;三是临阵要有胆有识;四是营务要整齐。"这四条,指的都是才识。而在"才""识"之间,曾国藩认为,"凡办大事者,以识为主,以才为辅"。至于他平日夸奖部属的才识的言论,更是比比皆是。


然而在德才之间,曾国藩更强调人的德行。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很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属于"德"的范畴。按照他的总结,"德"就是在政治上要忠于自己的信仰与事业,要能心甘情愿地为之竭尽全力;在作风上要质朴实在,能吃苦耐劳;在精神上要坚韧有拔,顽强不屈。


因此,曾国藩特别强调要"于纯朴中选拔人才",认为"于纯朴中选拔人才,才可以蒸蒸日上。"曾国藩所谓"纯朴"主要是指朴实、无官气、不虚夸,不以大言惊人、巧语媚上,而是具有踏实、苦干的作风。


曾国藩认为,人才可以分为两大类:"官气多"型和"乡气多"型。具体来说,"官气多"的人好讲资格,好装样子,办起事来四平八稳,说起话来面面俱到。实际上却是一点生气都没有。"乡气多"的人好逞才能,好出新样,办起事来不顾忌别人的看法,说起话来不讲求避讳。因此往往一件事还没有办成,就先招来了一片议论。


显然,无论是"官气多"还是"乡气多"的人,都有着各自的缺点。但曾国藩更痛恨的是有官气、不实干的官僚,而宁愿用有乡气的人。


他说:大概说来,考察人才的优劣,应当以看他是否具备朴实、廉正、耿介的品质为主。有这样的品质,又有其他的特长,才是最可贵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品质,即使有其他的特长,也是靠不住的。甘甜容易调味,洁白容易着色,古人所说的无本无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浮滑之辈,曾国藩是深恶痛绝的:"好轻易谈论用兵之道的人,他的阅历肯定很浅;好攻击人家短处的人,他的自我修养一定很差。"所以他一直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他认为"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凡是不经过深入的思索,就信口开河的,我从来不跟他们说长短。"


当然,到晚年时,曾国藩在选才的标准的认识上已经有了若干改变。因为多年的经历让他发现,"有德或者有才,能有一样就已经很难了,要想两者兼全,更是没有几个。"事实上,凡是愿意出来"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贪财,而不贪名利者则早就隐居起来了。对此曾国藩曾感慨道:"勇于做事的都是有自己的欲望的啊。"他甚至说:"在当今的乱世之中,如果对于战争的胜败不能有益的话,即使是道德再高尚者又有什么用呢?我生平里喜欢用老实人,现在回头一看,其实是药不对症。"所以他总结道:"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在这个选人原则上,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德",其实是第二条选人原则所提倡的,当然要作为首选的评判标准;但是,即使这个人没有"德",但才堪大用,甚至才堪小用,我们也不妨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毕竟,人无完人,才无全才。有所长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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