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闻: 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吗？

Monday, December 9, 2013

传统中国是“低信任社会”吗？

【看中国2013年12月10日讯】前段时间，中国社科院发布了一份《社会心态蓝皮书》，称中国当前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低于60分的“及格线”，人际之间的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二到三成的人表示信任陌生人。这个观测也符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的感受。比如在春运时节，如果你到火车站，应该会看到诸如此类的“温馨提示”：“各位旅客请注意，为了您的旅途安全，请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种触目惊心的信任流失是如何发生的呢？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区分了两种社会，一是低信任社会，即社会信任只能建立在血缘关系上、信任半径到了血缘关系的边界便嘎然而止的社会；一是高信任社会，即信任建立的基础超越了血缘，延伸到血缘之外的社会。在低信任社会中，个人除了血缘组织，缺乏有机的联结，血缘之外便如一盘散沙；高信任社会则能够通过无数社群、团体为中介，联结成一个纵横交错的信任网络。福山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家族组织发达，但其他社群组织匮乏。如果福山的论断是准确的，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伴随着传统宗族趋向于瓦解、乡村熟人社会被城市陌生人社会代替，社会信任走向崩溃似乎是无可避免的。

然而，恰好我最近正在读宋代的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呈现出来的宋代社会，恰恰跟福山的论断完全不一样，换言之，福山言之凿凿的结论，其实并不符合宋人记录的社会生活。来看看宋人是怎么说的。

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在北宋京城汴梁（开封），商民最重“人情高谊”，若见外地人为京都人凌欺，“众必救护之”。遇有官府接手处理民事纠纷，众商民也“横身劝救”，甚至有人愿出酒食，请官方出面调解，也不怕麻烦。外地商人刚至京城租住，人生地不熟，这时邻居都会过来帮衬，送上汤茶，指引怎么做买卖之类。更有“提茶瓶之人”，每日在邻里之间互相送茶，相问动静。凡有红白喜事之家，“人皆盈门”，都是前来帮忙的。批发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叫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用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

北宋时代的汴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商业十分发达，人口过百万，用《东京梦华录》的话来说，“以其人烟浩穣，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毫无疑问，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而不是乡村“熟人社会”。许多人跟福山一样，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信任秩序，但北宋汴梁呈现出来的醇厚风气应该可以修正这种偏见。

南宋的临安（杭州）也是一个生齿繁多、商业繁荣的大都会，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付还“作坊”本钱。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说，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水浒传》中武大郎所经营的就是炊饼）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罗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护引行院”习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

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人，已经形成了一种“可爱的风俗”，人们只需要不假思索地遵循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合作、互信的秩序。福山对宋代城市的这一习俗可能不了解，所以才断言传统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社会”。不过他将“信任”定义为“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则大有道理。所谓“共享规范”，既包含了人为订立的契约、法律，更重要的成份其实是社会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价值体系。我们可能不知道风俗如何形成、又为什么形成，但习俗之下的人们都知道，只要遵循传统的风俗，便可以达成稳定的预期。

福山又认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一个民族的“自发社交性”密切相关。对于缺乏“自发社交性”的民族来说，人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所以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福山显然觉得中国人的“自发社交性”是比较匮乏的。但福山在这一点上也看走眼了。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在宋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超越血缘的各类行业组织，各工商行业不论大小，“皆置为行”，当时叫“团行”。《东京梦华录》记载了东京城里的姜行、纱行、牛行、马行、果子行、鱼行、米行、肉行、南猪行、北猪行、大货行、小货行、布行等三十多个行团，实际上汴梁的行业组织当然远不止三十多种。除了团行，由于宋代民间结社极自由，市井中还涌现了非常丰富的社团，据《武林旧事》，当时踢球的有齐云社，射弩的有锦标社，演杂剧的有绯绿社，卖唱的有遏云社，喜欢弄棍使棒的有英略社，喜欢相扑的有角社，喜欢刺青的有锦体社，建筑师有台阁社，理发师有梳剃社，园艺师有奇花社，连妓女也有自己的社团，叫翠锦社。

前面提到的金陵“行院”，便是工商行业组织，“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临安的“作坊”，也是一个商业社团。北宋的汴梁，“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东京梦华录》）。如果背后没有发达的行业组织在维护自治，很难形成如此井然的商业秩序。

可见生活在宋代城市的人们并不缺乏“自发社交性”。恰恰相反，他们建立、参与了各种社群、团体。正是藉助发达的社团组织，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慢慢沉淀为互信的社会风气、习俗。这样，人们在脱离乡村熟人社会、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时，才不致于沦为彼此孤立、人人自危、处处设防的一盘散沙，而能够迅速地融入到相互交织的信任网络中。这个过程，也是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再熟人化”过程。一个复杂社会要建立信任网络，形成自治秩序，“再熟人化”是不可绕过的路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下社会信任为什么严重流失的原因了，并不是因为中国传统只适宜维持血缘关系上的熟人信任、无法构建出超越血缘的信任网络；而是因为，维系社会信任的传统风俗被时代洪流冲溃、人们的“自发社交性”受到扼制，原有的社会信任网络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