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anuary 17, 2013

1942:真实的大饥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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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河南大饥荒


1941年夏天,洛阳城内,四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情绪。


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们的前哨部队随时即可兵临城下,在洛阳的街头已能清晰地听到日军的炮声。尤其,当中条山失守,日军腾出了更多的飞机来空袭这座城市的时候,人们感到,灾难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时,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画家,刚好来到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轰炸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在尘土飞扬中,在越来越高的警报器的调门所制造的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惊慌失措出城逃难的人们。傍晚,当敌机远去的时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混成了一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然而,当洛阳城内正笼罩在战争的恐惧和威胁下时,格兰姆·贝克在周边的农村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农民们在静静的田野中安详地干活,“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


一天,格兰姆·贝克经过一个在地边打歇的农民,他正在注视着那支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当格兰姆·贝克走近时,这个农民做了个姿势,指着难民笑道:“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用手指着自己和身后的村庄,骄傲地说:“我们有办法!”


尽管对日军的入侵并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时,洛阳的农民们也有他们所担心的事情。


崩溃的农村


1941年,当城里人时时抬头看天,害怕敌机来袭的时候,洛阳乡下的人们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


那时,每天都有乡下的小脚老太太,穿着专为赶集的好衣服,跑不了路的小脚穿着红色的绣花鞋,进城去庙里烧香,祈求菩萨神仙们保佑给个好天气,有的不远数十里乘长途汽车而来,因不堪颠簸之苦而病倒。即便空袭期间,她们依然坚持进城,就像乡里人不为城市遭受轰炸而担心一样,那些懒洋洋地靠在防空壕边的城里人,见有农村来的小脚老太太扭过,也会嘻嘻哈哈地讥笑她们。


那个夏天,格兰姆·贝克看到的洛阳,也是一个正被干旱威胁的地方,“为旱灾所苦的田野,在万绿丛中显出一道道金色黄土的裂痕”“天空晴朗得毫无雨意”。从前一年开始,洛阳地区的降水量就明显少于常年,到了1941年,人们苦苦等待的降雨也始终未至,旱情依旧在蔓延。


其实,又何止洛阳,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那一年,几乎全省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农作物严重歉收。到了1942年,情况更糟。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那时,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仍然是国民党手上最丰产的省份,国民政府从那里征购粮食供应着整个西北的军队、官僚和城市需求,这样的负担,令河南的农民在往年储藏下的粮食早早告罄。他们已在典当冬衣以及本就少得可怜的财产,砍伐庭院中的树木,以便筹资买粮来应对政府的横征暴敛。


更为不幸的,到了1943年,仍然是蝗虫、大水继续肆虐。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村庄与良田,耕种小麦、玉米、谷子、大豆与棉花,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于是,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本来传统的村庄,即使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但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使得融入其间的个体将稳定的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然而,那时的河南农村,正如一位记者所见,满眼都是毫无秩序的状态,被饥饿驱使的人们,彷佛又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当有人买了油条、大饼、馒头一类吃的东西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抢下填到嘴里吃着跑开,在将被追到时,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食物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其一顿痛打之后,也便放弃了那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


严酷的现实,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一无所有的父母,为了换一口活命的粮食,毫不犹豫地卖掉自己孩子,女孩子们也会被外地来的妓院老板以极低的代价带走。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最后的饱饭,然后自杀。曾经温情脉脉的乡村中,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都荡然无存。


在这样一个人间,人们该如何应对那无尽的苦难?


无奈的逃难


1943年春,修武县境内,能吃的东西全都吃了,人们还是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肚子。西村乡当阳峪村是个1500人的村子,1942至1943两年多的时间内便有1000多人相继死去,大道旁、草屋内,饿殍遍野,饥尸纵横。死亡的威胁下,大量的村民流落他乡。农民韩黑旦,先是让年仅11岁的长子随人逃荒出走,随后他也携带妻子和4岁的幼子去山西逃难,仅走到30里外的双庙乡境内,幼子就已饿死途中。


而与此同时,在十几里外的杨楼村,杨秀山一家已到了随时都会被饿死的地步,他们也决定要外出逃荒。因本家有个姐姐出嫁在徐州东边的海州,听说那边生活好,便决定投奔,以图有个照应。那时往徐州去,必须由开封搭火车,于是,一家5口人一边讨饭一边赶路,去往开封。一路上不时见到饿死在路边的尸体,有的衣裳也被脱去。在开封车站,到处都是往东逃荒的灾民,火车是露天货皮车,人们拚命地往上挤,有的踩着别人的头向上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火车开动后,有的家庭,有人上车了,有人还未上去,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无论谁听了都会掉泪。而在车站周围,一些被挤散走失的老人、妇女和孩子,有的守在原地不敢离开,最后就饿死在那里。


也是在那时,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农户已断炊,无可奈何,就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于是,陆陆续续的,山区总共的2000多户人家中,有1600多户,开始逃难而去,他们沿途乞讨,远走他乡。


在孟县,那些年景,兵、旱、蝗、疫等灾害几乎一起袭来,其程度之深,时间之长,都是历史罕见,全县共死亡3万多人,至少10万余人外出逃命。那时,黄河北岸已被日军占领,南岸的渡口则被国民党军队常年关闭,一部分西逃的难民只有每逢清晨薄暮,用囊带、葫芦作为救生圈,泅过危险的激流,偷渡黄河,逃亡西安、宝鸡。还有一些逃荒者,则徒步跑到沁阳,挤上道(口)清(化)铁路的闷子车,辗转逃到豫东、苏北、皖北一带贩卖估衣、首饰等,有不少妇女儿童被带到那里后则被卖给富家当起了杂工、小妾和童养媳。


河南省的西南数县,是那场灾难影响较小的区域,田野里,秋禾一片青葱,蓬蓬勃勃,生机盎然。然而,从舞阳往西,在许(昌)南(阳)公路上,却又有着另一种惨相:一辆辆推车,推着灾区出来的妇女,有的在啜泣,有的带着泪痕,有的躺在车子上用手蒙着脸……这些大都是来自许昌、临颍一带的妇女,是被“人客”贩卖到南阳、镇平、内乡一带去“逃活命”的。


那时,在几乎遍及全省的灾区内,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县城,每一座车站,每一条公路都在经历着相似的故事与苦难。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的,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拥挤的洛阳


1941年夏天,在度过了一段频繁的空袭之后,洛阳城内出现了暂时安定的景象。


洛阳历为豫西重镇,又是各种物资集散地,抗战时期,洛阳的铁路、公路、河运依然通畅,成为河南交通的中心,客商云集,商业极盛一时,对日益兴隆的走私生意更是个大转运站和仓库。不仅如此,随着开封的沦陷,1939年底到1942年,河南省政府也迁居到洛阳,这里便成为当时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一个面积约4平方公里的城中,汇聚了十几家报纸、通讯社,300余辆汽车,街上随处可见半西式的商店,城里的10万多居民干着各行各业的城市营生。


那时,正在洛阳的格兰姆·贝克,看到这座临近前线的城市没有成为一座死城,反而“显得蛮兴旺”,近郊铁路、机关区、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飞机场、发电厂等等都在运转和活动,这幅景象使他感到“吃惊而又高兴”。


对于偶然的空袭,人们已可以镇静地对待,城中的娱乐场所也很快恢复了活力。电影院中放映着战前的影片或是美国的那些刺激性的影片,另有三四家戏院在在上演中国传统戏。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来自各地的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格兰姆·贝克说:“在花钱才能买到的乐趣之外,生活在洛阳,也像在国民党的其他大城市一样,还有一些可以自由享受的惬意的事儿。”


然而,也就在这时,一个被饥饿和绝望驱赶着的难民潮,开始光顾到这座城市。与洛阳那段惬意的时光同时并存的,是更多人生死挣扎的故事和刻骨铭心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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