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January 6, 2013

公共食堂: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兴衰

今天讲的今天讲的是我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中的一章,这项研究是《学问风雨五十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变迁》。目的是通过对经济所所史的梳理来考察60年来中国的经济思想史,进而再现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变迁史。经济所只是我研究的案例和平台。


大家知道,集体化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而公共食堂又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一段我们是如何走过来的,发生了哪些事件和问题,现在回过头来认真反思一下是很有意义的。这一章书写了两万五千字,讲了十个问题。一个半小时也不可能都讲,我就把大致的意思和大家聊一聊。


第一个问题就是公共食堂是怎样搞起来的。食堂的出现最早是在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有些地方开始搞了一些农忙的临时食堂,最有名的是湖北省京山县的八一社搞的食堂。那是自发搞起来的,只限于农忙,户数也很少,所以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58年,大搞兴修水利、大炼钢铁运动,6千万人上山,农村发生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从我现在查到的历史文献来看,共产党内最早讲这个事情的是刘少奇。刘少奇在1958年6月14日找妇联谈话,提出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公共食堂,生活要社会化,这大概是共产党内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


毛泽东最早接触这个问题是1958年7月份,是京山县粮食局就八一社的公共食堂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讲了办食堂的几点好处,报了上去,给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就把它批给陈伯达,要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就发表了。现在看到的材料,这是毛泽东最早接触到食堂问题。到8月份,毛泽东视察徐水、安国、山东等地,大讲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提倡办公共食堂。说什么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8月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大谈粮食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他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这样,一下子就把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划上了等号。


这以后,毛泽东又讲过多次,我们没有时间,不具体说了。毛泽东讲了之后,10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认为办好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事,是巩固人民公社的一个关键。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的社论。毛泽东的话就是党的话,《人民日报》社论就是党的号召。这样,办公共食堂就成了一场所谓群众运动。而且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在《再论办好公共食堂》里面有一句话,说江苏有一句很好的口号,叫“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各个地方公共食堂不仅普遍办起来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要“放开肚皮吃饭”。到了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决定要大办食堂。于是食堂就遍地开花。到1958年10月底有一个统计,全国共办起公共食堂265万个,这265万个还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分类统计,就是这里面多少是吃饭不要钱的,多少是吃饭、穿衣不要钱的,多少是生、老、病、死等全部不要钱的,各占多大比例。如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的842个,占21%;实行伙食供给制(吃饭、吃菜不要钱)的2151个,占61.3%……


可见,公共食堂是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号召、动员和命令下搞起来的。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经济所当时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人称《食堂报告》。这个报告是怎么写出来来的呢?就是涉及到孙冶方如何办所的问题。


1957年下半年,孙冶方被派到经济所来当代理所长,实际上是1957底到1958初到经济所主事。在上任主事之前,他给中央打了个报告,并经国务院和中央书记处批准,经济所实行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双重领导,报告提出经济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不能关起门来读书,要接触实际,提出经济所要下去蹲点,搞一个工厂、一个公社、一个商店,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进行调查研究。这样,到1958年10月10日,经济所派出第一个工作组,叫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经济所把它当作 “实验田”,中宣部科学处把它当作“气象站”。为什么是“气象站”呢?就是以这个点来观察农村的气候、基层的状况。所以当时经济所和中宣部都对工作组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工作组到了农村以后,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派下去的人都兼副职,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就在食堂里面吃饭,而且一起开会,对基层情况非常了解。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4月13日,工作组提出第一个调查报告,由王绍飞执笔写的。报告讲了四个问题,一是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配给农民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第二个是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与实际太远,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是吹牛。还有一个是粮食问题,说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吃稀饭,难以支持劳动。第四就是大集体、小自由兼顾的问题。公社和管理区,与生产队的权限问题。公社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管理区现在手伸得太长,生产队没有小自由。报告送上去以后,被毛泽东看到了。当时工作组组长通过什么人送的,我现在没有查清楚。毛泽东看到报告以后,立即指示登在《党内通讯》上。毛泽东批示,把这个报告从最高层一直发到生产队,认为这个报告提出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当时他开始纠共产风,这个报告对推动纠正共产风起了一定作用。要利用这个报告,贯彻这个报告,并且要急忙忙要杨尚昆以电报式发出去,然后才传给中央的刘、邓这些人。这是第一个报告。


第一个报告由于受到毛泽东的表扬,鼓励了调查组的积极性。当时正是生产上大放卫星时候,调查组也要放卫星。于是就问还有什么可以报告的。大家研究以后就决定食堂问题。所以食堂问题就成了第二个报告。报告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再讲,就是报告写出来以后,为了核实情况,工作组进行了重新调查,还同县委书记进行了座谈。5月10日完成报告,工作组组长董谦拿回经济所,在经济所的中心小组会上讨论。讨论完了以后上报到中宣部和院部。报到中宣部以后,中宣部把这个报告发表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1959年第36期上。毛泽东是从《宣教动态》上看到这个报告的。报告的名字叫《关于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报告有七条主要内容。


第一个问题食堂和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认为没解放妇女劳动力。因为办食堂以前劳动的现在还参加劳动,办食堂以前不参加劳动的现在还不参加。妇女早上起来以后三件事,喂猪、做饭、看娃娃。不仅如此,办了食堂,还要集中一些人去做饭,还要占用一劳动力。因此,食堂没有解放妇女劳动力。


第二是食堂和粮食问题。认为没有节约粮食,为什么呢?过去农民在家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干重活的人吃稀,干重活的人吃干,而且还有蔬菜搭配。现在到了食堂吃饭,干稀不分,轻重不分,打回的饭都要吃完,浪费了粮食。


第三个问题是食堂与肥料。说食堂没有泔水了,农户不养猪了,没有肥料了。


第四个问题是食堂与燃料。在家里,柴草都可以烧,食堂里面烧煤。不仅这样,到了冬天,北方还要烧炕,所以浪费了燃料。


第五个问题是食堂和设备,就是食堂占用了老百姓的房子,有的有的还没有给钱。


第六个问题是食堂与生活集体化。不管距食堂远近、不分老小病弱,一律到食堂吃饭。所以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


第七个问题就是食堂管理问题。食堂管理出了很多问题。


从《食堂报告》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报告的思路是一样的,政治倾向也是一样的,但其命运却完全相反。报告最后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要强求一律,可以不搞经常性的公共食堂,化整为零,把粮食尽量分到户里去。“最好以互助形式出现,用小食堂代替大食堂,化大为小,一般一个食堂不超过十户或一个小队为宜”,并且强调完全自愿。


报告在《宣教动态》发表的时候,编者对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只是把标题改了,用报告里面的话,把标题从一个中性标题改成一个倾向性明确的标题——《农村食堂究竟有无优越性》,第一个小标题改成《食堂化并没有解释妇女劳动力》,第二个改成“浪费粮食”,第三个“影响社员不能养猪积肥”。这些都是报告里面的话,没有加任何东西,就是把中性标题改成倾向性非常明显确标题。毛泽东看到报告以后,上了庐山,事情发生了变化。


庐山会议开始前,说是开神仙会,7月23日前大家还可以讲各种各样的话,就是在食堂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讲得最明确的、认为食堂有问题的就是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饭、吃好,人心才能稳定”。认为食堂有问题的还有周小舟、周惠等。而拥护食堂的也大有人在,柯庆施、李井泉、吴芝圃、贺龙等。


这是23号以前的,关键是这之后的。也很难说,到底是毛泽东引蛇出洞,还是彭德怀写了意见书,毛泽东感到了威胁,再加上下面人的撺掇,左的声音占了上风。其实,彭德怀的意见书里面谈食堂问题还很简单。到是张闻天在21日的发言讲了一大段食堂问题,认为“放开肚皮吃饭”有问题,与其搞供给制,不如搞社会保险。张闻天讲得还是很有道理的。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和张闻天又护在一起了。因为历史上会理会议时毛泽东就曾经错误地怀疑彭德怀和张闻天,所以毛泽东发难,于是就把彭德怀打成反党集团。7月23日的大会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在批彭德怀的过程中间,就把这个《食堂报告》抛出来一起批。


下面是毛泽东在7月23日的会上批《食堂报告》的两段讲话。一段话是,一亿几千万人“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一段话是:“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必。我赞成积极办好,赞成那些原则,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如果在全国能保持l/3,我就满意了。我是讲全国范围。我这一讲,吴芝圃就很紧张,生怕把你那个食堂搞掉。还有一个四川,一个云南,一个贵州,一个湖北,还有一个上海(上海有11个县),90%以上还在食堂里。试试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个阶段吗:‘一边站,试试看,拼命干,死了算’。有没有这四句话?我是个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试试看。1/3人口对5亿农民来说,多少人?一亿五千万,坚持下去就了不起了,开天辟地了。第二个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几个河南、四川、湖北、云南、上海等等,那么,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红旗》登的一个食堂,败而复成,这篇是我推荐的。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并不是公社发明的,是合作社发明的。湖北有个京山县,京山县有一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就办了个食堂。河北1956年就有办的,1958年搞得很快。曾希圣说,食堂节省劳力。我看还节省物资,包括粮食油盐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就不能持久。可否办到?可以办到。我建议河南同志把一套机械化搞起来,如用自来水,不用人挑水。这样可以节省劳力,还可以节省物资,节省粮食。我跟你们谈,你们说可以嘛。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成你的说法,但又跟你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个中间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学那个宋玉的办法,写《登徒子好色赋》(接着就讲这个故事的原委)。我讲食堂,走了题了。科学院的调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能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


总之,是讲了一大段,赞成食堂,批经济所的报告是右派。这一下子天塌了。不仅如此,从7月23日到庐山会议结束,毛泽东做了一系列的批示和讲话,批判反对办食堂的人,而且还用孙中山的话,说食堂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浩浩荡荡。安徽省报人汔委书记曾希圣一个材料,说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把无为县的食堂解散了,毛泽东指示咬牙切齿,一下子把张恺帆打成“钻进共产党的反革命”。总之,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有一系列的指示,来继续推食堂。这是庐山会议这一段。


接下来,因为毛泽东讲了,说经济所出了个右派,于是庐山会议以后,经济所就整《食堂报告》。而且大家知道,庐山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逐条不点名地系统批判经济所的《食堂报告》,甚至把这些人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放在一起。经济所也不甘落后,把《食堂报告》印出来,全所批判。工作组组长董谦是党员,因为反右倾是整党内,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经济所和科学院进行批判,《食堂报告》起草人经君健是一位党外人士,被打成中右。经济所派出第二批调查组,重新调查,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叫做《公共食堂万岁》来批驳《食堂报告》,不仅如此,后来还重新去调查、核实那些材料,搞了一个关于食堂的报告,发在后来的《宣教动态》上。这是经济所就这个事情闹腾了番。


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来继续推动搞食堂。1959年的冬天,有些食堂就没有粮食吃了,人就浮肿了,开始饿死人了。但毛泽东不管这些情况,继续推动办食堂。1960年1月,统计局报了一个材料,说全国办食堂的情况,毛泽东批示,很好,要各个方面去看。接着,贵州、河南写了两个关于食堂的报告,说公共食堂成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成为共产主义的阵地。毛泽东说这是科学的总结,要求全国仿行。河南的报告说,吃食堂的人大概是百分之八十几是一类食堂,百分之十几是二类食堂,只有百分之三点几是三类食堂。毛泽东就批示,报告很好,要求当年开两次大会,讨论这个问题,全国来照办。在1960年,毛泽东批示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事实上,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大概到了四、五月份,毛泽东感受到一些压力,宣布要与人民同甘共苦,说他不吃肉了。后来到了1960年10月份,问题相当严重了,信阳报告已经摆在他的桌面上了。信阳自己说死了50多万左右 ,我这里看到的数据,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1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承认的:“据今年10月份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央调查组的数字是饿死了105万人,有好多村整个村死光,而且人吃人的情况到处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已经摆到毛泽东的桌面上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去检查政策的指导思想有什么问题,而把板子打在基层干部身上,认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右当权,所以那个地方就把底下的干部整掉了一批。


饿死人的事情,大家一是可以看顾准日记,因为他当时在河南商城劳改,所以他看到了死人,听到了当年在一起的人说家里死人的状况,也听到了人吃人的情况;还有一个大家去看杨继绳写的《墓碑》,《墓碑》写的是当年全国饿死人的状况。那么当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好几个数据,一个是原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承认的2,000万,现在有说3,000万的,有说4,000万的。总之,在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甚至解放战争也没有死这么多人。你想一想,和平时期死了这么多人,这是犯罪。


食堂已经没有饭吃,饿死人不断增加,很多地方的食堂就自己散伙了。毛泽东早也知道事情的真相。到了1961年初,毛泽东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才想办法解决问题。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三人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6个人,连组长7个人,由他们3个人负责,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三个地方去进行调查。调查之后,去广东和毛泽东汇合,向他汇报。


田家英到浙江嘉兴调查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五风”很严重,社员对公共食堂普遍不满,不愿意吃食堂。同一天,毛泽东也听到了关于食堂的问题。林乎加、江华等人也报告,他说,“食堂划小为好,几户人家办一个,大了恐怕对生产不利。要多样化,有长期食堂,有农忙食堂,也有自己烧饭。办食堂一定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这才在食堂问题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胡乔木调查组是到了一个好的生产队,结果汇报的情况和田家英汇报不一样,食堂也不是那样糟。问题的转机是在胡乔木第二次调查回来,他说,传达60条的时候,老百姓最满意的就是60条的一句话,食堂可以自愿。胡乔木第二次调查的结果是,韶山公社原来是有80、90个食堂,现在已经散了50个了,很可能还要进一步散伙。他的结论是食堂还是解散为好,越早越好。这是胡乔木的第二次的汇报。


1961年3月7日,毛泽东和王任重谈食堂问题,尽管讲了食堂的很多问题,因为他早已看到底下反映的情况。广东一个生产大队队长写了一个东西,列了食堂的四大罪状,毛泽东不仅没有批评,还用了他的材料,也认为食堂没有节约粮食,甚至王任重说食堂没有柴,把修的水坝和建的房子都拆掉烧柴了。毛泽东一方面说这样做绝不允许,另一方面又说,办食堂这个方向我们还是要坚持的。


到了4月9日,胡乔木把他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写了四个报告,重点是公共食堂问题。毛泽东才让邓小平把这个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到了5月份,北京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取消食堂,办不办食堂完全自愿。这样,公共食堂问题才划上了一个句号,食堂解散水到渠成。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首先是郁文主持科学院的会议,说我们这儿也有一件事情,就是董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和刘少奇指示平反。解散食堂以后,经济所给《食堂报告》的平反届提上日程。原来批判《食堂报告》的《公共食堂万岁》登在《经济学动态》的前身——《经济通讯》上。1962年第10期封底上发了一个公告式的文字,向《公共食堂》作者董谦来道歉,承认它以前把《公共食堂》打成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报告是错误的。


公共食堂是一个重要事件,现在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记述也不少。但其中有很多错误。既然治史,我觉得还是需要真实,真人、真事、真心,需要把事情弄清楚。我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有三个重要的错误。


一个是错的是李锐。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确实把庐山会议记录得很好,但是在《公共食堂始末》的文章里记述有误。错在什么地方?由于经济所昌黎工作组有两个报告,他也不知道,他把两个报告当成一个报告。所以他的文章里说,经济所的食堂报告,毛泽东很重视,实际上是把第一个报告当成第二个报告。这是一。


第二个错的是王任重。王任重在改革开放以后当中宣部长的时候,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典范,讲的就是毛泽东给食堂报告平反的问题。讲到毛泽东怎样与他谈论公共食堂问题,他怎么讲,毛泽东怎么讲。毛泽东与王任重谈食堂问题有两次,一次是1961年3月7日,一次是4月3日。据《毛泽东传》讲,4月3日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问题,但没有留下记录,具体谈什么不知道。3月7日的谈话有详细的记录,《毛泽东传》把它公布出来了。问题在于,王任重的文章问题很大,他把基本的事实歪曲了。比如毛泽东当时已经知道食堂的问题,讲了食堂的很多问题。当时王任重看着毛泽东的眼色,顺着毛泽东的话说的,因为毛泽东说办食堂这个方向还要坚持的,他根本不可能去讲超出毛泽东的话。在这篇文章里,王任重把毛泽东讲食堂不好的话都安在他自己的头上,都是他说的。我觉得这大概是人性的缺陷,隐恶扬善,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出来,讲实事求是也不实事求是。这是其二。


第三个错是《毛泽东传》,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逄先知、金冲及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厚厚两大本,其中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记述也有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就错在为公共食堂平反的问题上。因为1961年初毛泽东和王任重两次谈食堂问题,而逄先知和董谦的关系很好。董谦的《食堂报告》被批判以后,他曾经给逄先知说过,说你以后要写历史,希望这一段历史能够秉公来写。逄先知就科学院为董谦平反一事,在《毛泽东传》中专门写了一个注释,写了给食堂报告平反的事情。他查阅了科学院的档案,按档案资料写了这件事。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把王任重的日记拿出来,又讲了这个事情。但是日记里记载,毛泽东和他第二次谈话是1964年4月2日,毛泽东和他谈到给食堂报告平反。《毛泽东传》里面有一个注释专门写道,根据王任重的日记,1964年毛泽东提出给食堂报告平反。我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你想一想,1961年食堂问题就解决了,1962年食堂报告就平反了,毛泽东不可能到1964年再讲这件让他丢面子的事情,根本不可能。为此我给逄先知打了几次电话。开始他也不同意,说他要去查一查,我认为肯定是错误的。1964年食堂问题早解决了,毛泽东会把这个不光彩的事情翻再老帐?根本不可能。最后,逄先知才认为可能错了。以后再版的时候再改正过来。


这是关于这个事情记述的几种错误。我认为,公共食堂问题的确很值得反思。现在问题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并没有认真反思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不管是《毛泽东传》也好,还是薄一波的回顾也好,还有就是党内的一些文件也好,关于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问题都没有认真的反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不还认为这是错误的,也不知道错在何处。


我确实认为,毛泽东关于“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是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典型,它造成的危害确实是相当大的。你想一想,毛泽东把公共食堂这一具体事物,从理论上加以提炼概括,无限夸大,从地上抬到天上,看成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同时利用共产党强大的组织资源和国家政权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农村强制推行,以至于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吃了食堂。食堂报告不合毛泽东的胃口,于是龙颜大怒,大加批判,严厉整肃。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是值得反思。


我反思了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就是他的所谓公共食堂的共产主义性质问题。因为毛泽东明确讲,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在这个地方用了哈耶克书中的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深刻,咱们老百姓几千年来确实在生存线上挣扎,所以吃饱、穿暖就成为最大的愿望。也许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大办食堂也许是要农民吃饱、穿暖,过上所谓共产主义的生活,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是普遍的饥饿,大规模的死亡。所以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二章的题记引用F. Hoelderlin的一句话,真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把人间变成地狱的人,正是那些想把人间造成他所想象的天堂的人”。大家想想,公共食堂这件事,毛泽东就办了这件事情,他要建立他所想象的人间天堂,实际上把人们打入了地狱,以至饿死了几千万人。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货色?我们还可以看看毛泽东怎么说。毛泽东在1958年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对《张鲁传》的五斗米教做过评注,正好暴露了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他写道,“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的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行人来往的大道上设饭铺施舍,毛泽东说这是开了我们公共食堂的先河。也许是觉得过于露骨,后来毛泽东又写了第二个批注,把与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相联系的话都去掉了。正好暴露了他的真正想法。所以我觉得,毛泽东关于公共食堂就是等于共产主义,等于社会主义,完全是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


经君健指出“中国古代小农经济下的农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均贫富是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最大愿望,而供给制和吃饭不要钱,正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农民的愿望。不过,张鲁‘义舍’中的免费餐是给行路人准备的,好像没有命令村子里的所有农民全去吃白食;毛泽东的公共食堂超过张鲁者多矣”。正如李锐所说,毛泽东“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家看,这就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其实和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五十步笑百步,没有什么区别。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个人自由和权利问题,就是毛泽东怎样实现他的共产主义。


我们知道,吃饭是一个属于个人生活领域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吃,吃什么,怎么吃,都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农忙时的食堂是个别和偶然的现象,就是个别和偶然的现象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咱们工作、机关的食堂也是可以吃,可以不吃,没有人强迫你非吃不可。但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概念里面,是不承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也没有什么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分,一切都可以集中起来公共决策。公共食堂就是这种集权专制统治的一个必然产物。


对毛泽东来说,共产党首先要消灭私有制,剥夺个人财产,首先剥夺了地主、富家,没收了官僚资本,接着搞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了公私合营,后来取消了定息,实现了国有化,再就是农业合作化,从合作化到公社肥,从有限的公有制,到无限的公有制。因为初级社时土地还可以分红,到了高级社,全归了大堆,到了人民公社,你的也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生产队共社员的产,大队共小队的产,公社共大队的产,县里也共公社的产。先共土地和生产资料,后共生活资料。当时毛泽东曾经讲过,现在鸡鸭、树木暂时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归公。这就是说,进一步连鸡鸭、树木等都要归公了。


生产资料归公,生产活动是公共决策,办公共食堂,吃饭也要公共决策。这就是说,连吃饭这样的事情个人也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了,这等于他已经把你的脖子掐住了。所以,公共食堂是彻底剥夺了个人的经济自由权利,这是集权专制的严重一步。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关键就在于专制统治剥夺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公共食堂没有粮食吃的,人们吃树皮、吃草根,树皮、草根吃完了,就人吃人。有人要出去逃荒要饭,河南信阳等很多地方不准出去讨饭,要出去讨饭得公社批准,要有公社的介绍信。宁可饿死都不能出去讨饭,这是一个什么世道,这是一种什么制度?我在文章里用了这样一句话,这是“普遍的农奴制”。你想想,农奴是拿着铁锁拴着的,我们现在是没拿铁锁拴,但是把你的粮食拿走,等于用一个无形的铁锁把你拴住了,对不对?当然,这个话讲得最早的是董辅礽,当时他是经济所的副所长。80年代初接待外宾,谈起人民公社,董辅礽就说是农奴制。吓得翻译不敢翻,就问他怎样翻译。他说你照直翻译。他是最早讲这个话的。实际上也确实如此,通过剥夺个人的自由去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我想大家就非常清楚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要反思的东西。其实,顾准也讲了一句话,“以革命的理想主义之名,行专制主义之实”。确实是这个样子。


第三个需要反思的是,这件事情表现出来的共产党的治理方式和最高决策人的行为方式。


庐山会议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结构和毛泽东的处事风格。如果说,中国当代社会还保留着皇权专制的基本特征,那么,庐山会议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知道,过去皇帝在朝堂上责罚大臣,还有人出来替他说话,为他讲情。那些谏官有的确实还出来做这个事情。但是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部长、共和国元帅等一大批高级干部,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而庐山会议从7月23日以后,一边倒,所有的人都害怕同彭、黄、张、周划不清界线,唯恐批判的调子不高,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给彭、黄、张、周讲情,包括刘少奇、周恩来,周恩来批判得也很厉害。


你想想,经济所的食堂报告大不了几个学者写的东西,用得着到庐山会议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吗?你不听就算了嘛,为什么要打翻在地,必置死地而后安?真是地动山摇,狂风暴雨。我认为,庐山会议上演的这一幕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很明显,1958年的大跃进、公社化,是毛泽东头脑发热,制造了这场灾难。如果说当时是想把经济搞得快一点,但是没有经验,好心办了坏事,损失和破坏都很大,还有情可原。因为全国上下都响应,中央也没有任何人反对,就是证明,也可以从毛泽东最先发现了“共产风”并加以纠正得到解释。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是,到了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大逆不道,就不能容忍,《食堂报告》也成为“山上山下、会内会外配合彭德怀向党猖狂进攻”,也必置之死地而后快。我觉得这个时候,除了毛泽东的权势、地位、面子以外,恐怕没有其它解释。


现在很多文献材料,包括我刚才提到的材料,仍然以好心办坏事论之,对吗?至于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云云,不仅显得过分苍白无力,而且极具辩护和说教的性质。难道毛泽东的权威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所谓团结大于民族的命运。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说不过去。茅于轼曾说,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而且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人性中的优点和缺点他都具备,只是由于我们身处一个造神的环境和大搞造神运动,他才成了神。尽管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多次挫折,他比较谨慎,比较理智,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相对正确,共产党的高层还能相互制衡,协商共事,因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但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地位和情况完全改变,他就骄傲起来,唯我独尊,个人崇拜,共产党内部和高层也都唯毛泽东之命是从。1958年的大跃进是他首先头脑发热,不懂装懂,其他人也都跟着盲动,结果捅了个大漏子。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毛泽东不仅不是从善如流,予以接受和采纳,反而心生怀疑,复仇之心顿起,把彭德怀等打翻在地。这就说明,毛泽东不仅是人,而且是权力欲和报复心很重的人,难道不应该请下神坛,还他一个本来的面目吗?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关于调查研究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公共食堂解散,给《食堂报告》平反是在调查研究的名义下完成的。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来讨论。根据史料,毛泽东1961年提出调查研究的时候,他对食堂的问题,对食堂饿死人的情况,对老百姓对食堂的反应,已经一清二楚,因为河南省委关于信阳问题的检讨,中央的调查组对信阳饿死人的调查,各地饿死人情况的反映,已经清清楚楚了。1960年11月份,信阳的报告已经放在他桌面上了。他不清楚吗?他自己在谈话中多次讲到食堂的问题。但是,在这个时候,还要调查研究?目的是要通过调查研究来说服全党。用得着吗?与其说是为了说服全党,不如说是毛泽东要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因为,问题很清楚。


既然要大搞调查研究,当初搞食堂的时候为什么不调查研究?既然是调查研究,《食堂报告》就是最好的调查研究,为什么不听信,不采纳,还要批判?而贵州省委、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的报告,假话连篇,谎报军情,为什么要采信,为什么要推广和仿行?我认为,对于领导人来说,重要的恐怕不是个人去做调查研究,而是你对别人的调查研究采取什么态度,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的意见不致的调查研究怎样看待,怎么处理。很清楚,毛泽东对那些看着他的眼色做的所谓调查研究,极力赞赏,大加推广,要全国仿行、照办,而对于和他意见不一样的调查报告,如《食堂报告》,一棍子打死。要知道,《食堂报告》是最好的调查研究,调查组有15个人,整天和农民混在一起,他们最了解基层情况,最懂得农民的心理。但是,这样的调查研究不合毛泽东的口味,触犯了龙颜,所以毛泽东大怒。所以问题不是调查研究必要不必要,问题在于怎样做调查研究,怎样对待调查研究,特别是作为领导者,对别人的调查研究到底采取怎样的态度。


《食堂报告》不过是几个学者的意见,居然成为政治斗争漩涡中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浪花,这确实不是一件幸事,而是一个悲哀,一个无奈。它充分说明,在集权政治下,学术研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个小棋子,毫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对于这样一个小小的报告,从毛泽东到《人民日报》,从中国科学院到经济研究所,居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口诛笔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最后证明自己完全错了,仅仅就事论事地撤销处分就算了事,事情有这样简单吗?不好好反思,我觉得还会重蹈覆辙。


所以,我的一个想法,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关键是错了怎么办。如果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和无知,不认错,不反思,不悔改,不救赎,那么,它还会有多少希望呢?如果不承认土改、合作化和公社化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产权吗?如果不承认“反右”错了,能够真正保护人权吗?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可以反思,事物有其必然性,历史也有其连续性。如果庐山会议不是反右,而是继续反“左”;如果庐山会议后,再次纠正人民公社化和“共产风”的错误时,承认批判彭、黄、张、周错了,批判《食堂报告》错了,早一点解散公共食堂,三年灾荒和经济危机能那么严重吗?饿死人能有那么多吗?能有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吗?三年灾荒和饿死几千万人的事情至少可以大大减轻。其实,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过是庐山会议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演。直到现在,执政党仍然不能直面这些事情,类似的错误只能一再重演。


我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想做一点反思,进而形成一点自觉。历史上走过的路,如果不反思,还会继续走,那样,损失就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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